梁平学子北大毕业,24岁当县教育局长~后来到梁中当老师
梁平人物
今天，一个县级机关公务员，
去当教师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以前几十年，
我朝还没有公务员的概念，
只有“国家干部”的概念，
而教师与机关干部同属“干部”范畴，
所以一些县级文宣机关干部，
到梁中这些学校当老师也不足奇怪了！
从文史资料看，梁平有多人就是这样，
本文故事的陈克农就是其一！
不仅如此，
他还是梁平老资格的早期革命家，
年轻时是地下党梁山中心县委成员，
也曾任达县县委代理书记，
达县地下党员张爱萍（后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就是同时期党员
今天的梁平西山明月山，满山遍野翠竹如海。竹海腹心的竹丰湖，将湖水、翠竹、山峰叠成秀美的画卷。梁平中学走出的革命家、一代学者陈克农，就诞生在这里~ 陈家是当地望族，陈氏的一个子弟，还曾是老傅年幼的同学，他今在梁平一所中学当校长，其兄曾任过梁平一镇党委书记。
陈克农的老家屋基早已淹没在竹丰湖下。但上世纪六十七年代，竹丰湖还是竹荫蔽日的山谷，解放前还有“刀儿教”等绿林土匪神出鬼没。
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革命风云中，梁平不乏具有造反精神的年轻革命家，陈克农就是其一。梁中将于今年9月30日迎来110年校庆，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校友陈克农的故事。
陈克农（1904—1990），1904年6月生，四川省梁山县（现重庆市梁平区竹山镇）人。1925年2月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梁山县委宣传部长，川东游击军特支书记，中共达县县委代理书记兼秘书长等职。
少年时代，他酷爱文学，能诗善对，又长于篆刻。8岁时就能在街市为人书写对联，及至青壮年时期，其草、行、篆、隶各家碑贴字体都挥洒自如，丰厚凝重。他的书作“点画明晰，锋颖到位，笔划交错覆盖处不省力，不轻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笔笔交代清楚，夹缠甩锋写不好字。”他在书法理论上也很有研究。
陈克农中学毕业于梁山中学（今梁平中学），192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考入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1928年毕业。在北大时，受李大钊、陈独秀革命思想的熏陶，毅然投身革命，任北大学生会文书组长，加入中共领导的四川革命青年社。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带领一支北大学生沿津浦路南下，作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天津、济南、徐州、蚌埠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进行街头讲演等。返校后任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
他于1928年8月回梁，任梁山县教育局长，组织北大梁山籍同学，发动开明士绅捐资兴办梁山公学，自任校长，李聚奎、唐炳泉、李次华、王炎离（均系中共党员）分别任副校长、教导主任、训育主任、教师，引导学生追求真理，激发其革命热情，进而开展对敌斗争。该校成为中共梁山地下组织的联络中心。
1930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中心县委，并指示在虎南地区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省委派前委书记覃文来本县指导工作。因当时白色恐怖，难觅会址，他自告奋勇，以其老家的住所作为梁山地下党组织召开有开江、达县等地党团代表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大会的会址。会上决定他任三路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秋，川东地下党受到破坏，他与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分路抵成都，以担任刘静修、宋大鲁创办的《社会日报》编辑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33年，叛徒带领特务对他进行追捕，他在友人的帮助下逃至雅安，此后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致脱党。在雅安他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又任国民政府军二十四军军部秘书。
1946年，他从雅安回到故乡，寻找党组织，但未能如愿。而他仍不失时机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竭力为党工作，为此，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他在雅安共教书13年，尔后辗转梁山女中、万县高农、万县协同中学任教3年多。
2获得荣誉
解放初，他任梁山县文教科长两年余。从1952年秋至离休，他先后任大竹师范语文教师、四川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汉语教研组组长，1978年被定为副教授，同年由国家出版局委任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字典》编委。
他是川师中文系5位较早带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根据教学的需要，编写过许多辅导、答疑等教学资料。1959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读汉语讲义后的几点意见》，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
1963年他主编的《同义词汇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他在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的过程中，为帮助青年教师阅读古汉语，他写的《说文解字》、《广韵》等导读资料，见解独到，博得省内外字典编写组的一致赞许。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学术委员、南充书法篆刻协会主席，川东文苑知名学者。1987年7月离休，1990年4月病逝于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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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农的一生都是精彩的，但这级学问大师也不修边幅，与“干部形象”有些不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人眼中的克农先生。
坚 守 初 心
——克农师在《汉语大字典》 编写组
旧图书馆三楼五间房，《汉语大字典》南充师范学院编写组办公室。
老先生们的两间房格外沉闷。一个个，埋头做资料卡片。不说话，不喝水。上班准时来，不晚一分钟；下班准时走，不早一分钟。楼上没有厕所，我从没看见他们下楼去解手。
“文革”十年，批斗，戴高帽游街，抄家，是家常便饭。造反派编写《牛鬼蛇神歌》，逼他们自教自唱，不唱就是一顿鞭子。这些都是他们的学生啊，怎么就如此狠毒！
死去活来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叛徒、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一顶顶帽子仍戴在头上，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队伍组建初期，苏藜院长要我转告他们∶“他们的政策很快就会落实。《汉语大字典》是周总理批示的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希望专家、学者们做出贡献。”我是编写组组长，知道责任重大。除了及时转告，我总是从工作、生活各方面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可时间过去一年多，那个“很快”怎么还不到来呢﹖
可有一人例外。除了在办公室做卡片，人们还常常在资料室、办公室看见他的身影。他给年轻人讲《说文序》，他回答年轻人的各种问题。休息时，他喜欢去办公室抽叶子烟，喜欢讲笑话。
他就是人们尊敬的陈克农先生。编写组有的中学教师、工人、部队官兵觉得奇怪，这位老先生如此豁达乐观，与众不同，难道他没受过冲击﹖
他们不知道，这位陈先生是“叛徒”，帽子比谁都重。
他们不知道，这位陈先生挨斗、陪杀场比谁都多，每次出门，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家。
他们不知道，这位陈先生亲眼目睹同是中文系的隔壁邻居蒲绍楷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理由是蒲先生家人倾向另一造反派。
有人写文章，称克农师是“一个大写的人”，我很赞同。克农师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四处追杀共产党的最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加入共产党。1928年毕业后派去川东地下党工作，当过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县委书记。国民党悬赏缉拿他，奉命转移后与党失去联系。解放后当梁平县文教科长，中小学老师拥护他。1956年调南充师范专科学校教书，深受学生爱戴。“文革”十年的“叛徒”帽子，怎么就没有把他压垮呢﹖
1978年底，苏藜院长说的“很快”来到了，老先生们的政策落实了。周虚白先生恢复系主任职务，兼编写组组长，我改任副组长兼党支部书记。周子云、赵吕甫、罗孟祯、周开度、吴士俊等老师回中文系、历史系教书了。克农师留在了编写组。
帽子全都取了，可老先生们离开编写组时没有一丝笑容。他们想笑，也许是笑不出来。我想，克农师会不会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没有。在办公室，当着很多人的面，他像说笑话一样∶“落实政策好多次了。最早说我不是叛徒，是历史反革命，要我签字，我签。后来说我不是历史反革命，是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要我签字，我签。再后来说我不是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要我签字，我签。现在说我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也没有了，要我签字，我又签。你们看，我陈克农还是陈克农，我没变。变的是他们，他们不断的变。”他笑，旁边的人也笑。
有一天，克农师说∶“学校调来一位新书记叫章润瑞，是我教叙永中学时的学生。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传。”我们问∶“你怎么到叙永中学了﹖”他说∶“国民党通缉我，我从川东奉命转移。那真是脑壳弔在裤腰带上，几次都没抓到我。有一次，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包围，眼看就跑不掉了。一个女人把我藏在她家墙壁的夹层里，我才幸免于难。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地下党的朋友。几经辗转，我去了叙永中学。公开身份是语文教师，实地里为党做秘密工作。学校办墙报，章润瑞是投稿的积极分子，他就这样认识了我。”没过几天，章书记来看他，开口就说∶“陈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啊，你记得我不﹖”他们谈得很开心，时不时发出一片爽朗的笑声。
上世纪三十年代，克农师脱党了。怎么脱党，没听他说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叛变党，没有出卖同志。1986年，南充师院党委文件认可他的地下党党籍，就是最好的说明。
1984、1985年，《汉语大字典》进入结束阶段。克农师是编委，指导大家做好审稿和收尾工作。他80高龄了，天天爬上三楼来上班。如此辛苦，如此付出，他为了什么﹖
编写工作结束，他重新加入共产党。六十年前，他在北京大学魏建功家里举起双手向党宣誓。六十年后，他再次回味那坚守了一辈子的拳拳初心，一切都在不言中。
编写组解散了，克农师还到三楼去做事。手里拿着纸笔和刻刀，他说∶“我欠了债，还债来了。”原来他答应过不少人，要给他们写字、刻章。克农师眼睛高度近视，手又一直发抖。写一副字、刻一块章，大汗长流。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住，忙碌了好几天，这才了了他的心愿。
克 农 师 略 忆
作者：赵义山
（作者现为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兼任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
图源：百度百科
我受教于克农师，是30多年前的事。记得在1979年9月，我和祝尚书、刘贞伦等九位同学作为母校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首屆研究生入校了，导师一共有五位，即周虚白老师、傅平襄老师、郑临川老师、周子云老师和陈克农老师，五老道德文章，皆吾辈所敬仰者。
克农师当时任教我们的古汉语课程，最为同学们所服膺者，是克农师对于先秦文献之烂熟于胸，无论《诗经》、《楚辞》、《春秋》、《左传》，抑或诸子百家，他在课堂上皆可信手拈来，讲到会心处，每每得意洋洋，眉飞色舞，甚而哈哈大笑！其板书也很有魅力，黑板上竖排的粉笔字总让人不忍抹去。
克农师诸多妙趣横生的课堂瞬间，数十年间总被大家不断地叙说着，回味着。不过，我这里要回忆的不是克农师课堂上的事，而是略忆课后的一二小事，一则表现着克农师的才情机敏和心胸豁达，一则便是笔者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记得我刚留校工作不久，我们五位导师之一的子云师不幸病逝。子云师幼年时号称神童，才情甚富，曾编修过自己家乡的方志《青神县志》。子云师曾经为我们主讲古代散文。1985年初，子云师撒手讲席，我等受业弟子，自然无比哀痛。
记得中文系在学校西二楼会议室设置了灵堂，以供师生挽吊。当克农师拄着拐杖来到西二楼时，大家便围着他，看他为子云师书写挽联。我们一边准备笔墨纸砚，一边和克农师聊天。当时，克农师并不如我等之悲痛，而依旧一如往常的乐呵呵。
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抽着叶子烟，不时磕一下烟灰，然后“呵呵”一声，道：“背时子云老弟，排轮子本来该轮到我的，他偏要插到我前面去，呵呵！”待我们铺开白纸，克农师临纸握笔，口中喃喃地：“写什么呢？写什么呢？”他像是在问我们，又像是在问自己。然后，克农师放下叶子烟杆，略一思忖，便开始书写。
克农师原本是颇有名声的书法家，我依稀记得他好像用汉隶为子云师书写挽联，一边写，一边讲，像为我们作书法示范。记得他当时对我们说：“别看我们现在人老啦，手上力气早已不如青年，但是写字的笔力却依旧存在的。”说着说着，克农师便把上联写好了：“百花园里共辛勤痛损力耕者”，我们都知道，这上联，寄托的是克农师对老同事老朋友的无尽缅怀之情。
写好上联后，克农师继续写下联，且又接着说：“人们常说某人书法笔力劲健，力透纸背，但这个力，却与做别的事所用之力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却依旧可以写出字的骨力来。呵呵！”我那时觉得克农师说得似乎有点玄乎。但时隔多年，当自己渐渐爱上书法，再回过头去玩味克农师的话，便觉得的确非个中人能道。我们与克农师没聊几句，他又将下联写好了：“四化途中齐迈进悲失引路人”，这下联，自然是替我们这群失去恩师的弟子们书写哀思了。
几十年过去了，克农师替子云师撰写挽联的情景，历历犹在心目。我们从克农师学，对其书法的鼎鼎声名，是早有耳闻的，虽然我那时对于书法艺术兴趣并不十分浓厚，但想求克农师一幅字作为纪念，却是早存此念的。留校工作后，我好几次向克农师提及此事，他都满口应承，但却又一直未写，后来我便没有再继续问起了。
有一天下午，因上街办事，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家属院大门时，一眼便看见坐在门口地坝摊喝茶的克农师。克农师晚年行动不便，多拄着拐杖走到宿舍门口，每每与子云师对坐饮茶，俩人常常默然相对，长时间一无言语。后来子云师走了，门口地坝摊就只剩下孤独的克农师，他坐在小凳上，面前摆一碗茶，嘴里含着叶子烟杆，不时打量着过往行人。
那天下午，我照例跟克农师打招呼，与往常不同的是，克农师一下站起身来，我便停下自行车，克农师颤巍巍地一把将我拉住，说：“义山，走，现在去我家，我给你写字。”我当时因急于办要紧的事，便对克农师说：“谢谢陈老师！这阵我要去办一件急事，过几天我再来找您好吗？”他说：“那好，那好。”说完，便慢悠悠地又坐回小凳上。
但没过多久，克农师却离我们而去了，想要克农师一幅字作为纪念的夙愿已然落空，只能空存一份念想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2017年暮春记于蓉城）
回忆和陈克农老师的交往
作者：邓祖裕
邓祖裕(1918一2008)，梁平中学37班学生，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1938年于梁中加入共产党。1949年任梁中英语教师，解放初任梁平县委宣传部干事，县新华书店经理。1962一一1966任城关民中语文教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任梁中语文英语教师。
陈老师是我和天骅对陈克农的习惯称呼，他名陈克农，照社交习俗，完全可以称为陈克老、陈老、克农先生，但在和他交往中，不知怎么的，很自然叫做了陈老师，当面或写在纸笺上，都是这样。他则对我直呼其名为祖裕，称天骅则客气地呼为左老师．他1904年生，比我俩口子大了十多廿岁，论社会经历，确实是老师辈的人。
大约是1943年或1944年，我的谋生之处是万县川东盐务管理局的总务科缮校室，那是个专门写字的场所。因为干的写字匠，对书法就比较留意。
有一天下街闲逛，走到西山路李重人诊所门外，见一群人士围观什么。走过去在人背后踮起脚一看，是几位中年老师在一张书桌边谈笑风生，桌上一幅长宣，有一位老师正在挥毫作书，前面已写了许多行了，原来是几人合写一幅长的横推。我扁起身子挤进去用心看，核桃大的字，各具风韵实在是高明。
后来才知道，几位老师就是川东一带的著名书画家刘孟伉、李重人、穆守志、肖龙文、陈克农。站立观赏的后生小辈，悠然神往，而老先生们却不认识这些人，随后大家在啧啧叹赏声中四散走开．当时视力还不差，从在字幅上签名时，看到那就是早闻其名的陈克农先生。中等个子，平头，近视眼镜，笑声朗朗。
解放了，1951年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陈老师到县政府文教科任科长，两个单位都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过五、六十米．解放之初，整治旧摊子，建立新政权的政治性的工作是大量繁重的，县区级领导人全力忙大事去，有关文教新闻方面的活动，分工是山东籍南下干部，时任县委委员、组织部及宣传部部长的慕世友主管，定下了方案，陈老师和我都参加去具体做。
在文教界对陈老师有一些或真或虚的传说，比如说，他在会上讲话或对教师做报告不念稿子，在纸烟盒子拆开的背面写几句提纲，就两三个钟头娓娓道来，亦庄亦谐，有理有据，条理明晰，使听的有滋有味，至终不乏，这是真的。
他调大竹工作，走以前到我工作的新华书店来耍了大半天，我饯别的提议遭他否决，倒是坐在我的办公桌边为我刻了一方骨质名章，日“邓祖裕印”，刻到快十二点才完成，起身离去，握了手说：“来日方长。”下午我约他去到县委门口，和慕部长三人合了个影，今尚存。
陈老师调大竹，继而调南充师院，我们就难以如解放初期那样经常见面了，但信函往来是很有几次的。他的么儿良鸥在梁平读书，教书有一段时间，陈老曾函托予以照拂。
七十年代他也回县小住二三次，每次我都去看望他，他也来舍下叙旧。令我感动的是他对天骅给予如实的、很高的评价，这对她是比药物好得多的抚慰，安舒。对一位年长，学识很高的老人的赞誉，结合我们的生活际遇来印证，这绝不是泛泛社交之辞，我们受到的慰藉和抚安，使我们心灵多一份阳光、亮色和温暖。
提到陈老师对我们的鼓励、抚慰，我是历久难忘的。他当然了解我和天骅的工作，遭遇，一般生活情况的，所以在闭谈中触及到这些方面的话题，老人并来作长篇大论式的专题发言，在潺潺平缓的语流中，老人谈出了他出自内心的见解。
比如谈到天骅，陈老师说过这样的话：“我是文教科长，你是附小教员，算一个岗位的吧，再官僚也了解一些情况的。你教小学，尤其对中低年级的教学，是很有特色的。你语言朴实无华，需要讲的是自己充分掌握的，不枝不蔓，实实在在，没一点花架子。学生眼睛盯着你，板书时看着你的手，就象一些文学作品描绘的，千涸的土地承接了雨水，能听见吱吱吸水的声音。
这是很多老师没有做到的，枯燥的说教不行，斥责的威压也不行，讨好的趣味也不行，这是教材烂熟于胸并酿出学生爱吃富有营养的可口食品喂他们。课堂艺术是什么，这就是!”天骅不好意思了，说陈老师这是夸奖鼓励，我学识浅薄，只是用了心备课。陈老说：“备课是教学重要一环，这里面深浅度相差极大，最下等是照本宣科。我们县里的笑话，老师朗读课文‘小白兔儿乘乘’，连照本宣科也没做到。你是和上自己的心血嚼烂了才去浇灌小苗啊!”
摆到五、六十年代，我陷入扩大化泥潭，离家四年，天骅以四十几元的工资，上养老母下养群儿的往事，陈老师引鲁迅先生的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并戏谑地加一句：“知心鸳鸯不羡仙。”确实使我们含着热泪，绽出了由衷的笑颜。
一九七四年陈老师回县小住，到我家来耍了一天，吃午饭前在我窗前的方桌上写了一幅小中堂给我：“种瓜未必即得瓜，风云变幻或有差，兰蕙化为萧与艾，可怜屈子饱鱼虾。”心领神会，我把陈老师的厚情铭刻于心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县政协的常委会上，讨论了文史资料要向在世的老人征集资料，是迫切的抢救性质。县里不少领导人知道陈老师是本地近几十年的名人，三十年代是三路红军举事的组织者之一，很重视这位老人的口碑，决定派我去向他征集资料。我欣然受派，约了和陈老有通家之谊的李嗣民和我同去南充拜访陈老师。
我是第一次到这川北重镇的果城。到了陈老师的学校，校牌上“南充师范学院”，郭沫若的大挥入眼能识。大门两边贴一副庆祝国庆的对联，那厚重丰润的笔触一看就是陈老师的笔迹。问到他居住的二楼宿舍，开门的是陈老的续弦夫人廖贵卿，我们早已相识，她忙让进门放下杂物提包。廖老师说：“对面不远有个茶馆怡园，他天天去，你们休息一下我去喊。”我和嗣民谢阻了她，自己寻上茶馆去了。
七八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士和陈老师围着长方石条桌坐下，谈兴正浓。陈老师一眼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赶忙趋前握住他的手，介绍身后的嗣民，我卖关子说“唐太宗”。陈老立即反应过来：“啊，李嗣民。”“陈伯伯!”嗣民感情充沛地叫一声。几年来，我一直想到这一句李嗣民一唐太宗一李世民的介绍就后悔孟浪，当时确乎是远道谒故人，相见情兴奋啊!陈老对几位教师互作介绍，向老师们说：“他(指我)客气叫老师，我们顶多算义兼师友。”那几位是南充一中的教师，常和陈老相聚漫谈讨教。
陈老师带我们往回走，这才看清他用手杖助行，两脚的膝关节僵直不弯，脚在地上擦着挪动，很慢。我心头一酸，赶忙克制住。让我们欣慰的是老师兴致高，思路清，谈锋仍健。
六天的娓娓叙谈，陈老宽泛地谈了他八十个春秋的生活历程，第一次听到老人亲口述说三十年代初三路红军起义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他家召开，和王维舟在开江曾敬孙家同住，并参加王的婚礼，和王炎离到达县做地下工作，和张爱萍联系等革命往事．由于老人的厚爱，我们进入无话不谈的境界。
话题转到彼此身处逆境的生活态度，我向他倾述了五七年以后的所遇所思．我述说，在人所不堪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挺过来，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我有一个心灵信托，温暖能源不竭的家庭，高龄慈祥的老母，心心相印的好妻，聪颖健美的一群儿女。二是自幼读了一些精神财富的好文章，例如欧阳文忠公的宏论：“草木无情……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这些哲人的教诲，形成了自己的处世观，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公正的恶力打击你，你自己又往消极方面想，那是配合了恶力摧残自己。
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正的打击时没看清这一点，起轻生之念，良可叹惋!舍生取义，为义可以舍生，为对付恶力只能抗争，贱辱不耻，威压不屈，暂弯不折，以求毁誉终能判伪真，此抗争之道也。向老人表述了这种心态，陈老师慨乎言之：“生活中有知心爱侣，思想上有先 54 50609 54 27782 0 0 5491 0 0:00:09 0:00:05 0:00:04 5491精义，确实是人生长途的精神支柱。”
陈 克 农 教 授 轶 事
李克明
李克明，大学文化，梁平红旗中学资深语文教师，曾任县政协文史员，著有《梁平文化史话》等多部文史著作。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陈克农老师给我们讲元稹的《连昌宫词》这首诗的情景，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第一句，他用右手画一个大圈突出“满”字；第二句，他两手环抱，说明竹子因无人砍伐、踩踏，长得密密匝匝，成捆成束的样子。特别是讲第四句“风动落花红簌簌”时，他自己似乎已走进岁久无人的连昌宫中，亲见千叶桃的花瓣被风吹动，纷纷下落的情景。他像个演员完全进入了角色：头微昂，两目微闭，双手平举，十个指头不断颤动，从上到下，反复几次，来模拟花瓣向下纷纷飘落的样子。
这个镜头第一次在我眼前出现，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几十年来，它不知在我脑幕上重映过多少次，我在学生面前又不知反复表演过多少次。我一生热爱文学，热爱教语文的职业，受陈老师的影响，实在是一个重要原因。
陈老师又名陈敏，他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的不少轶事，至今仍在他的学生和家乡父老中流传。他老家是本县上安丰乡，青年时期在北京上大学，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也是学生运动中扛大旗、打先锋的人物。他在读大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做过不少革命工作。1947年来四川省立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万县高农)前，据说是在西康作秘书，也教书(掩护共产党员身份)。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陈老师在西康不能立足，才回万县从事教育工作。据说离西康时，有一屋子书没搬来，他十分痛惜。
陈老师来万县高农，是出于一批老同志、老同学的邀请。万县高农是当时梁山县麻柳场(现萌平乡)人鄢重文创办的。鄢校长是北大农学院毕业生，其他主事的也多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梁山人。
陈老师教我们国文有两年时间。由于他是个颇富传奇色彩的的人物，所以还没上课，一些轶事就在学生中传开了。但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却有点使我们失望，觉得他不像一个扛大旗、打先锋的英雄，倒像个落魄的文人。他脸色微黑，满脸胡茬，戴副近视眼镜，身材中等，背有些驼，头戴旧礼帽，身着极普通的蓝布长衫，脚穿青布鞋……如此一副形像，能否教好我们的国文还是问题?
听他几堂课后，却大出我们意料之外，堂堂精彩，即使那些不喜欢国文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不用课本，全上自选教材。他选教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秋夜》；选教《左传》、《史记》和唐宋等古诗文。他也选教徐志摩的散文诗，如《我所知道的康桥》之类。他还选教解放区作品，如新诗《开会》、《做鞋》等。
他讲课语言生动，喜怒哀乐形于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旁征博引，探幽发微，能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含义。开头所引他讲《连昌宫词》即是一例。好些诗文经他一讲，学生即使不读文章，也终生难忘。我当时听过，至今已50多年从没翻过原文尚能背诵的就有唐诗《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新诗《开会》：我们开会／我们的背，都向外／砌成一座堡垒。我们开会／我们的心，拧成一团巨绳。新诗《做鞋》：回去／叫我们的女人／来做鞋子／做得厚厚实实的／送给战士／要翻山啊／要打仗啊(后面两首，个别字句可能与原作有出入)。我不但能背，而且当时他讲课的神态亦历历在目。
他的课之所以讲得好，是因为他爱读书。他在西康几年能积一屋子书，就不奇怪了。他在高农仅两年时间，也已满屋是书。我们到他寝室请教，人去多了就无法插足，因为书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床上是书，椅子上是书，地上还是书。我曾亲见他从学校上街(高农在万县龙宝乡场的“一碗水”)，路过两边是冬水田的小道，因边走边看书，不慎踩到水田里，弄得衣裤是水，满脚稀泥，他还乐哈哈的笑呢!有时他读起了劲，通宵不睡，我们早上起床，发现他屋里亮着灯，趴在门缝一看，他还在油灯(当时高农没电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呢!
他爱读书、会讲课，我们由衷敬佩，但他不雅的生活习惯，学生却不大恭维，常当笑料传说。当时，他工资不高，结发妻子已逝世，又有孩子上中学，还特嗜烟茶，所以十分拮据，衣食难以维持。他不修边幅，记得一年夏天，他在“一碗水”乡场上买了一段手工织的窄幅土白布，缝了一套中式衣裤。土白布本身就不白，穿起不脱，不久就变黑了。这且不说，也许是裁缝偷工减料，穿上不久，中式裤子便脱了线缝，露出了肉。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仍然没换。有的学生见了掩口而笑。
他是共产党员。学校当时虽由一些进步人士主持，但因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情况仍很复杂。既名正言顺地派了两名军事教官，暗地里还有特务活动，一个教农村经济学的郝先生便是特务头子，由他指挥一些特务学生在活动。教师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既有高尚正直的人，也有嫖赌吸毒的花花公子。陈老师对这些坏人坏事疾恶如仇。
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举办时事讲座，请陈老师主讲。他针对社会丑恶现实，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评论之后，便以诙谐幽默、讽刺挖苦的口吻，对教师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抨击。他用“黑板(教学)输入，米布(衣食)输出；黑板输入，白板(赌)输出；黑板输入，红粉(衣着打扮)输出；黑板输入，白面(吸吗啡)输出……”等几个输入输出，概括抨击了教师中的不良现象。他虽没指名道姓，但那些被抨击者心中有数，脸红一阵白一阵，在台上(教师全在讲台上就坐)如坐针毡。而学生却开心大笑，十分痛快。因为印象深刻，所以几个“输入输出”，至今不忘。
他热爱学生，学生向他请教，有问必答。他是梁山四大书法家之一，学生向他求赐墨宝，有求必应。当学生听说他不得已将离开高农时，便买好宣纸，磨好墨，请他写字，大概连续写了三四天才写完。他给我写的条幅，内容是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几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也许是陈老师有预见性，我解放后工作十几年确又回到农村过了十多年“既耕亦种，时还读书”的生活)。上款是“克明学弟惠存”；下款是“高梁(梁山古称)同乡陈克农书”。这个条幅，我裱好，保存了近20年，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们“革”去了，可惜!
学生知道国民党又在通缉他了(学生中的特务早在监视他)，都很关心他。他在高农立不住足，必须赶快离开。我们留恋他，又深感他的经济困难，班上部分同学凑了些钱，给他缝了套衣服，买了两条香烟，依依不舍地分别，暗暗地祝他平安。
陈老师从万县高农回到偏僻的家乡梁山县，就任梁中女中教职。解放后，陈老师以老地下党员身份，立即被川东行署召到重庆学习。据说本打算分配他作地区文教科长的，因他的一些不雅习惯一时难以根除，便安排他作了梁山县文教科长，他大约是1950年四五月份就任的。
暑假办小学教师学习班，整顿教师队伍，重新安排人事，对家乡新教育的开拓，他是功不可没的。我是他比较了解的学生，对我印象较深，所以他对我这个20来岁，教书不到一年的新兵，便委以小学校长的重任。我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在他的教育领导下，对家乡的小学教育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老师作梁山县文教科长，前后只两年时间，工作成绩突出，留下的轶事也不少。工作方面，解放初期，正是中小学教育恢复发展阶段，不但原有学校很快恢复，而且发展到村村有小学，个别大村甚至有两所小学，教学完全走上了正轨。成人教育——扫盲运动，识字班的开展，轰轰烈烈，货真价实。后来不少做乡村干部的就是在识字班开始学习文化的。
他开会作报告，近两千中小学教师挤在“圣庙”前的露天会场中，听他讲三四个钟头全场鸦雀无声。他并无讲稿，只在拆开的纸烟盒上写几个条条，讲出来就是一篇完美的文章。凡听过他的报告的人，至今无不津津乐道。
梁山县四个书法家，当时只剩他一人(有的死了，有的有政治问题)。所以，县城无论机关单位、文化娱乐场所的吊牌、横匾的书写，差不多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为人随和，有求必应。书写不择地势，也无论有笔无笔，他都可以写出漂亮的字来。请他写字没笔的时候，他就在棉衣中扯团棉花，蘸墨就写。解放初，干部是供给制，衣服是公家发的。冬天发的棉衣，他穿不久下摆就露出了棉花。扯去扯来到第二年脱棉衣时，棉衣下半截就只剩两层破布了。
1952年初，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因为他的一些不良习惯还没彻底改掉，上级机关似乎觉得他不适宜作教育工作的领导，免了他的职，调他到大竹师范教书。但家乡广大教师仍十分怀念他。
据说他到大竹师范以后，教课仍非常受学生欢迎。名声传到省里，省里来检查工作，指名要听他的课。为慎重起见，校长通知他写教案。但一催他没写，二催他仍没写，催急了，他当着来人撕开香烟盒写几个干条条交差。检查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教案，以为是开玩笑，但一听课却讲得格外地好。
1956年，他调南充师院(现四川师院)任教，我也离开家乡到外地教中学，后来读书又不在南充师院，所以一直没有见到我尊敬的老师。文革后期，他回家乡探过亲，在中学作过讲演，可惜那时我正在农村当“历史反革命”，无缘再见到我尊敬的老师。待我重新工作以后，他已退休，我只能在我读南充师院的学生中探听他一鳞半爪，据说已于1990年辞世。
50多年过去了，陈老师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写此文以兹纪念。愿陈克农老师在天之灵永远安！2003年4月
"经查，该同志1925年在北大入党，1933年夏被迫脱党，情况基本清楚。脱党后1936年2月在成都《新新新闻》上刊登了`启事’，但是没有做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1946年夏，回到梁平县，仍积极寻找党组织，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已约定1948年2月与他接头。我院党委常委研究，报经南充地委组织部1986年12月批准恢复陈克农同志地下党党籍，其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均从1948年2月起连续计算。"(摘自1987年3月南充师院汉文系《干部离职休养报批表》。据陈克农档案照片抄录。)
I948年陈先生教中高中部，月薪200元，校长280，主任220
孙老，陈先生上北大的照片和抗战篆书是十分珍贵的文物，我们一定要珍藏，梁平若建党史馆应在馆中辟专馆陈列。
陈克农早讲过，抗战时他在雅安，用四种字体，书写了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去年9月，我们去寻访，终于在雅安博物馆，发现了陈克农当年的篆书《正气歌》和陆游三首诗的照片(见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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