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军官远赴美国弃武从文，揭开中国两千年大败局的谜团

01

国军军官弃武从文远赴美国

独创“大历史观”

1950年，“中华民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朱世明将军，因为官场失意而被解职，从此，这个二战胜利后中国驻日本的军事团体随之形同虚设，他们面对的，是大陆回不去，台湾难容身的尴尬境地。

团长朱世民与许多团员就此留在了日本，也有的去了别的国家，其中朱世民将军的一位副官去了美国，多年以后，这位副官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传遍了中国，他就是黄仁宇，他那本成名作就是《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18岁那年考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仅读了一年之后，抗战爆发，“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黄仁宇和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投笔从戎，加入到了抗战的队伍中去。

他先是考入军校，后历任国民党陆军步兵第14师的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新编第一军代理参谋，在抗战的前线为国家民族舍生忘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抗战胜利之后，黄仁宇获得了赴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的资格，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后被派往日本。等到1950年驻日军事代表团人事变动之后，黄仁宇对于官场已经心灰意冷，又想起了少年时求学的梦想，于是，凭借这之前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学分，报读了密歇根大学的新闻系，开始了自己的美国学术生涯。

正是因为这样的转变，华人世界少了一位平庸的军官，而多了一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

在美国拿到新闻学硕士之后，黄仁宇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历史学，于是又报读了密歇根大学的历史系，成为了著名学者余英时的关门弟子，获得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打N份工来养活自己，经济状况一度窘迫。

毕业后，他开始在美国大学任教，期间参与编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剑桥中国史》这两部著作，有了正式的工作之后，生活才逐渐没那么窘迫。

1976年，他的《万历十五年》已经写好， 但因为他用了独创新颖的“大历史观”进行写作，导致许多出版社一时无法接受，纷纷不愿意承印。辗转好几年之后，终于遇到了识货的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万历十五年》出版，次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等多个奖项。

在这本后来一版再版，至今仍然销量最多的中国历史书籍，黄仁宇用前人从没有过的视角解读了中国历史，并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两千年大败局的谜团。

02

大历史观：

揭开中国两千年大败局的谜团

中国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的儒家道德和文官制度，曾经令西方折服。但从明朝开始，这一套制度就开始走向下坡路。当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古老的中华文明，实行了两千多年道德教化的文官制度，开始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大败局。究竟我们做错了什么呢？

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在黄仁宇之前，从来没有人重视过这一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只有黄仁宇看出这平平无奇的一年，正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这一年，万历皇帝成为了“真正的皇帝”。在此之前，他认为阻碍他乾纲独断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老师张居正，一个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五年前，张居正去世，这位让万历皇帝从小到大都惧怕的老师，如同他心中一个巨大的阴影，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当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将张居正的后人杀死，家产没收，张家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搬离被封的府邸，困在里面活活饿死。

等到了万历十四年，年迈的李太后已经无力再管束儿子，彻底地放飞了万历皇帝。所以到了万历十五年，当以为自己终于成了“真正的皇帝”，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万历皇帝，却遇到了更大的阻碍。

这个更大的阻碍，就是文官集团和儒家道德体系。万历皇帝想要改立太子，把继承人改为自己喜欢的小儿子。这本来是他的家事，但在文官集团们看来，皇帝的家事既是国事，以不合祖制，不符礼法为由极力反对，万历皇帝经过与群臣的几次交锋，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个皇帝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想立谁为太子都说了不算。

于是，万历皇帝开始了20年的罢工，从此身居后宫，20年不上朝，以此来对制度进行报复。

万历皇帝的困境，如果放在更大的历史和空间里来看，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文明和制度的困境。依靠着儒家道德和文官制度建立起来的中华文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文明不仅对万历皇帝掣肘，也对当时社会另外一些人物起到了悲剧性的作用。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还讲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这几个人物，这些人尽管地位、思想各不相同，但都与万历皇帝一样，因为深陷在传统文明的困境之中，成为了悲剧性人物。

比如说张居正，他的改革新政本来很有效果，让明朝的国家收入大增，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

但当他去世之后，新政就彻底瓦解，表面上看，他是触动了利益集团，死后遭到清算。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想要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只能依靠传统道德的约束和地方官员的个人素质，中央就算再集权，也没有能力处理每个州县的事情。

于是想要把新政在全国推行，张居正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人，而这些人为了向张居正邀功，会想方设法完成交待下来的硬性指标。比如一年要求收多少税，帮助多少户贫困户，抓住多少盗匪，打掉多少黑恶势力……可想而知，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会有多少冤假错案，瞒报谎报。

张居正的新政，对于只能适应小农社会的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体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本来皇帝就要靠地方官才能统治全国，而当地额税收本来是要被地方官克扣的，现在张居正要把全国可以交税额土地都统计清楚。没错， 张居正得势的时候，确实可以这样做，让朝廷的税收翻倍，国库充盈，可当你一死，强大的传统立即会让你和新政灰飞烟灭，社会又换新回到传统制度上来。

这就是张居正之流改革家注定的悲剧结果。

同样悲剧的还有戚继光，这位军事天才，抗倭名将，通过一系列改革让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大增。在此之前，70余名倭寇就可以在南京周围屠杀4000人，而南京地区的明朝守军有十几万，可见当时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有多差。

戚继光改革军队，要求士兵能够精准完成每一个配合动作，然后再将这些士兵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鸳鸯阵，这种阵法每组12人，拿着各式武器，其中还有一人拿着火铳，他们分工清晰，有人负责扛住第一波猛攻，有人负责用毛竹攻击敌人下盘，有人负责一击致命。倭寇遇到这样的鸳鸯阵，大败而归。

但是，倭寇一般都是海盗，只有登陆之后戚继光的鸳鸯阵才能起到作用，而其余时间明朝的边防都要严防死守倭寇入侵，花费巨大。当时有人就向戚继光提出，为何不打造一只海军，在海上将倭寇的船队一举歼灭，另外，火铳这样的先进武器，安全可以量产，组成火铳队，比鸳鸯阵额杀伤力大多了。

这些道理，戚继光又何尝不懂，但他更明白的是，中国自宋朝以来，重文轻武，对于军人的提防之心始终没有放松。如果他去向朝廷提出建造大型海军，量产火铳的建议，必定会引来无数猜疑甚至杀身之祸，文官集团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军人做大。

所以戚继光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去依附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后来张居正一死，他也被牵连，一代名将就这样郁郁而终。

还有海瑞，这位以道德、刚正闻名的官员，犯了一个大忌。儒家的道德只不过是统治工具而已，大家嘴上虽然仁义道德，背地里却结党营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点事情。而只有海瑞把道德圣人那一套当了真，这注定了他的悲剧。

03

世间已无“黄仁宇”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下，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大败局早已注定，不是某个皇帝，某个忠臣能够逆转的。

他指出：中国在几千年前为了对抗外族侵略，早在二千多年前已完成大一统。为了方便治理这个大一统国家，不断以意识形态用作统治国家的工具，整个政治架构由文官集团主导，而皇帝的权威亦不过是由道德上的基础维系。

他还提出了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传统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和道德评价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压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数目字管理。”

所谓的“数目字管理”，黄仁宇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明朝5000名皇帝的护卫的工资，并不是由国库调拨，而是由官员指定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直接送到这5000名护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的财政制度，缺乏统一的管理和组织，在当时的明朝处处皆是，由此产生的一大笔烂账和贪污腐化，无法清除。这就是“数目字管理”的反面教材。

黄仁宇还提出了要实施“数目字管理”的前提环境：“统治大众的方法不出三途：一、精神和道德的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二、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力和法庭为后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名利时，也无形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前两者是古代社会的统治方式，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统治方式，是可以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冲突，国家不与民争利，人民有主人公的意识和责任。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在纽约病逝，他的《万历十五年》自从被引进到中国大陆之后，一直都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能够理解，还有一些是无法接受中华文明时代局限性的人，感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连黄仁宇的书都没看过，就开始一通歪批。

世间已无黄仁宇，但他的作品和“大历史观”还在，希望我们能够从“大历史观”中认识到我们文化的局限和不足，不要再为腐朽的思想和制度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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