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冠疫情，各国最终都会拿到“成绩单”
新冠肺炎是一种全新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病理机制尚不确定，临床症状复杂且有变异，对公共卫生系统提出新的挑战。有效防控传染病，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很多控制手段需要居民密切配合，也是对政府综合治理能力以及医疗系统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
从医学角度来看，新冠肺炎是本世纪第三个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第一个是2003年的非典肺炎（SARS），当时感染人数8千人，死亡率略低于10%。病毒在感染者呈现发热症状后具有人传人的能力，通过追踪发热情况可有效隔离患者，阻止病毒传播。2003年春疫情在中港台等地爆发，于7、8月夏季骤然停止。
第二个是2012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 。主要发生期是2013、2015、2018年，其他时间在中东有零星出现。病毒主要由骆驼跨物种传染人类，也可以有限度通过危重病人传染。病毒传播途径简单，通过避免接触动物和隔离危重病患，可有效切断传播链。从2012年至今，有约2500人被感染，死亡率35%。超过9成患者在感染初期就会发热。追踪发热，与动物隔离，是简单有效的防控手段。
第三个就是目前的新冠病毒。2019年12月31日从武汉病人身上取样，2020年1月7日完成病毒鉴定和DNA测序，1月10日研发出第一批检测试剂盒，1月11日，中国向世界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在1月20日前后，世卫也完成开发检测试剂盒，开始向全球发放。许多国家的实验室也在1月底完成检测试剂盒的研发，进入生产和使用阶段。
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出现，可快速有效的确诊感染者，这样就可以隔离患者与非患者，切断传播链，为执行“早确诊（测试）、早追踪、早隔离、早治疗”的经典处理传染病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在人类传染病的历史上，新冠疾病可说是第一个人类可以利用测试手段对病人进行早期确诊的传染病，即便是患者还没有出现症状。相对于过去依赖临床症状由医生进行确诊，然后再进行追踪与隔离，这是一大进步。
中国学者在武汉疫情初期，在救治病患的同时也大举投入撰写关于病毒研究及临床医药等各类科学文章。从武汉封城到2月底，中国医学和科学界在世界重点医学刊物发表了超过百篇很有价值的文献。这使得新冠疾病也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第一个，在如此短时间内就累积这么多信息的传染病。
而新冠病毒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也很早就被中国医生和专家所发现。这对各国制定有效的防疫和救治策略，非常重要。
一）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初期武汉统计的繁殖率 (Ro-reproduction rate) 是2.2到2.7。但这是在封城和执行严格社区隔离下取得的数据。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目前科学家认为该病毒的自然繁殖率是5-6。以平均病毒潜伏期4.2天作为一个繁殖周期，武汉传染速率2.5，代表一个人21天后会感染100人，而根据新数据5.7将感染6000人。相对于SARS的繁殖率2-3和MERS在一般情况下的0.75，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明显更为可怕。
二） 新冠病毒在无症状时也有感染力。虽然中国数据显示九成感染者会有发热症状，但有大约四成在潜伏期发热症状还没有出现时，就能通过唾液、呼吸等途径排放足以感染他人的病毒量。因此，控制SARS、MERS的体温测量方法对控制新冠有严重漏洞，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染性，是新冠疫情治理的一大难题。许多国家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尽早利用核酸测试了解病毒蔓延情况，错过早期控制机会，让病毒在社区大规模无声蔓延，随后的爆炸式增长，则反映了这一点。
三）新冠病毒对年长群体和有其他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的患者杀伤力特别强。武汉数据显示：80岁以上患者死亡率为15%以上，死亡率随年龄逐渐下降，50岁以下为1%。这个现象在3月开始的欧美疫情中也得到印证，老年群体成为染疫死亡的主体。
四）从武汉数据分析：大约80%的病人通过初级治疗可顺利痊愈，但有20%危重和重症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同时，病人住院时间比预期长，轻症需4周左右，重症更需6周以上，这类病人部分会转危重，需要ICU护理，因此对医院系统造成重大压力。
五）武汉封城初期由于医疗设备、隔离设备不能应付需求，许多病人被要求居家隔离，这引发了新一轮传播。2月初随着方舱医院陆续建成，政府开始采取“应收尽收”政策，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六）中国医生在武汉曾尝试超过一百个治疗方案，累计了宝贵的临床治疗和诊断经验。世卫在全球推行的Solidarity全球4个药品治疗评估，就是根据中国临床数据做出的决定。中国临床观察某些药物在一些情况下临床疗效较好，但新冠肺炎总体上没有特效药的结论，到今天依然有效。
但是，中国学者对新冠病毒特性的早期了解，并没有被西方国家重视，相反东亚部分国家根据这些特性采取防控措施取得不错的效果。韩国2月中下旬新天地教会导致疫情大爆发时，就是采取了针对性的防疫措施，加上高效的新科技追踪手段，在没有大规模封城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了疫情。
然而在东亚许多国家充分利用病毒检测手段，进行“早确诊、早追踪、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施时，病毒正在西方各国悄悄蔓延开来。以英国为例，在整个2月才报道23宗确诊病例，3月7日发生首宗死亡病例，但从3月12日起疫情急速恶化。
英国到4月12日，报告一万宗死亡病例，4月25日，死亡病例达二万宗，5月6日达三万宗。目前，英国死亡病例（3万5422宗）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5月20日的9万2562宗。若以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计算，英国的数字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相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在应对疫情中的“措手不及”，英美两国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从容且坚定的选择了一种失败的应对。在英国被迫放弃被世卫认为极度危险的“群体免疫”理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多次在疫情严重时表示要“重启经济”，宁可承受疫情蔓延，完全忽略中韩等国在疫情全面爆发后展示的“疫情可控”经验。
但是在病毒和科学面前，容不下任何傲慢。传染病治理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对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考验。既然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考”，每个国家最终都会拿到自己的“成绩单”。而这份“成绩单”，无论是对个别国家，还是对全人类，都将是一个重要警示，值得未来做出认真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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