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 | 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多少瑕疵

奴隶社会的第 2512 篇文章

题图：来自《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视频截图。

作者：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作者写在前面：

楼，到处都很新；人，多半都狠心。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教育改革后的现实。但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依然能从很多学校透露的微光中看到希望。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小英，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

不被期待的

2012 年，我到富士康在深圳的观澜和龙华两个厂区去调研。这两个厂区工人数量达到十几万，平均年龄是 23 岁，90% 的工人学历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县中的孩子。

三次进入富士康厂区，我访谈了 120 多个工人。我问他们，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在学校里面，是不被期待的。

这句话其实挺刺痛我的，这些县中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是不是已经被放弃了呢？正是这些大部分来自县域学校的学生，他们为珠三角、长三角提供了优质的年轻劳动力，可以说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国家的“世界工厂”之名。

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鸡娃”“内卷”，中产阶级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而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是不被关注的。

▲ 电视剧《小舍得》剧照

我们过去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 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可以说这一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在这里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很多像我这样从县里面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是不会再回到县里的。

但是当我问富士康的工人们：“你为什么到富士康来打工？”“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很多人的回答是：“我想在这里挣到第一笔钱”“我想在这个工厂里学习排人力（注：安排工作顺序、分配人手、分配工作内容等），然后回老家开一个店。”

他们是把自己的未来安放在县城甚至是农村的。因此，他们的状况如何，也关乎未来的县域到底发展如何。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县接受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那么，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是对不起他们的。

县或者说以县为代表的农村，是目前基础教育最主要的承担者。那我们就不得不拷问一下，基础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性，一个是预备性。 

基础性是指学校应当为每一个个体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将来从事什么行业，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预备性就包括升学预备和就业预备。而在今天，以升学预备为主的学校教育系统到底忘记了多少东西，又忽略了多少人合理合法的正当教育需求呢？

县域教育的历史发展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县域教育为什么在今天成为了一个被众人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今年两会提出要振兴县域教育，可是县域教育从来都是如此地需要被振兴吗？它怎么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浑身都是问题的领域呢？

我想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1980 年-2000 年，国家对于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叫作“穷国办大教育”，那个时候需要完成两件事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这两项工作在 90 年代末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完成的过程用很多地方校长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在 80 年代，农民基本上都要交教育费附加，钱上交到村里，用来为村小聘请民办教师。很多村小就是是在这个阶段兴办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

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广泛地散布在县域里面，支撑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尽管质量可能不怎么样，但至少让村里的孩子有学可上。

当然，农民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就是税费负担过高。但是农民们为什么还是能够积极地参与农村教育呢？

其实，农民自己办教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的。在清朝末年，为了在乡村兴办教育，光绪皇帝就下令在县以下设立劝学所。

▲ 清末劝学所组织机构图

劝学所下设很多职务，比如视学兼总董，他需要去各地考察选址建校，挑选老师，还需要规划学校建好后到底怎么发展。还设有教育讲习科，专门培养农村教师。

县内劝学所职能，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推广学务”，于本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数量，登记造册，挨户劝导，负责介绍入学，根据每学期劝募学生入学数量确定工作成绩优劣；调查学校选址、用房、经费等情况，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等。

劝学所的这些职能可以说是延续了上百年，在过去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控辍保学”依然被作为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任务，很多校长和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里去劝孩子来上学，其实这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

基础教育在农村的兴盛、发展或者普及，就是靠着这种意志走到了今天。

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就形成了学校与乡村之间的“粘连关系”，相互包容，也相互守望，来自乡民的支持和监督使得村小的校长和教师都不太敢偷懒和混日子。

我们国家从 1985 年开始，就开始清退代课教师，但 20 年以后还没有清退完毕，就可以看出它背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但是到 2000 年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逐步发展，整个社会都对新千年有着非常美好的向往。国家不再那么穷了，这个时候教育发展的方针就变成了“大国办强教育”。

于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项政策在 2000 年以后得以全面落实。

“以县为主”意味着村和镇不再承担任何教育行政职能，所有的村小都由县来管，村民们不再直接负担村小教师的工资等等，当然也就不再参与教师的聘任和资源筹措等职能。

它一方面确实大大减轻或者是全面免除了农民对教育的负担，以县为单位统一来筹措资源，统一来招聘教师，使得村小的教育质量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提升。

魔幻现状

但是，当所有的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来统筹的时候，如何发放和配给这笔教育财政的款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一些“魔幻现状”。

第一个魔幻现状就是撤校并点。这个政策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本叫“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政策”，是 2001 年颁布的。这个政策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最后却被执行成了撤校并点，把村小、教学点撤掉，把学生全面集中到镇里，变成中心小学。

如果我们用经济的视角来理解这件事就会很简单了，县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诉求是要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学校那么分散，很难管理，每一笔钱花到每一个村小，也看不出效益。

因此，对规模效益的追求让撤校并点在乡村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很多村小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到目前为止，我原来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不存在了。

直到 2012 年，国家审计总署开始审计过去这十年到底撤了多少村小。撤掉的村小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甚至有人以每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村小消亡的速度。

撤校并点也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第一就是县里面的中心学校超大班额。一个小学动不动就上千人，我调研的时候去到贵州的一些学校，小学一年级的一个班可以达到 90-110 人。在这样拥挤的空间里面，一个 6-7 岁的孩子怎么学习？教师又怎么上课？

第二个问题是村里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当城市正在倡导就近入学的时候，农村正在实施撤校并点，这些乡村的孩子们怎么才能实现就近入学？当孩子们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需要坐校车的时候，校车由谁来提供？

大家回顾一下就知道，2011 年的 11 月份-12 月份连续发生了三起非常严重的校车事故，11 月 16 日是甘肃正宁县，过了一个月是江苏丰县，再过一个星期是浙江杭州。

这三起事故都是家长配置校车送孩子上学，因此 2012 年开始，国家要求所有面向基础教育的学校必须配备校车。

第三个问题就是低学段寄宿。其实上学路途遥远，在过去的改革中学校也不是不知道，它解决的方式就是实施寄宿制。小学甚至是更低幼阶段的孩子都要寄宿。

一个孩子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几年，就得投入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环境中去受教育。这不但不符合教育心理学的要求，而且是非常残忍的。

第二个魔幻现状可以简单地总结为村里“躺平”。就像我去村里的一些学校调研的时候，一位校长说：“中考结束之后前 100 名只剩 15 个学生留下了，好学生全都走了，再怎么教都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工作价值。”

所以老师们也不好好教了，学生也不好好学，每天都在混日子。我曾经到我家乡一个小学去，大冬天的一个老师就穿着毛绒绒的睡衣坐在讲台上打瞌睡、烤火。

这也是我去调研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学校，它的课桌椅、黑板都很新，还配备了电视机，教室环境跟城里学校差别很小，但是这个学校一个人都没有了。

是家长不愿意送过来吗？因为家长都去城里打工了，把孩子也带走了。学校也觉得我把一切都配备好了，是你自己不愿意来。但是何为不愿意呢？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

看到类似这样的学校存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人心的“塌陷”。人们不再信任一个村小可以安稳地扎根在这个村里头，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种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

第三个魔幻现状就是县里“内卷”。这也是借用了今天的一个时髦的词，其实除了内卷，我还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内耗”。通过撤校并点把散落在村镇里面的学生集中到县城里面来上学，把所有人都放在一起，很严重的竞争就开始了。

县里面的班级之内和班级之间，甚至是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非常严苛的竞争。这种竞争给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很便利的机会，在过去十几年，很多县都在努力引进外部名校资源。

外部名校输入品牌，县政府结合本地土地财政给出一些政策优惠，就能迅速地在一两年之内崛起一所“新贵高中”。通过资本的介入，免学费或者提供奖学金把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个学校，再重金聘请几位知名教师，一下子这个学校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而县里其他学校，想要留住生源都非常困难。我知道有的县甚至明确规定，县里中考前六百名给某所新建的高中，剩下原来老牌的两所高中就只能招收上了普高线但是在六百名以后的学生。

可是一个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教育竞争的活力被激发了，但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可能就被破坏了。

原本一个县里的几所学校可以基于本地的民情风尚相安无事地办学，但是现在却要被迫参与这种人为制造的竞争当中。

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下，县里的学校是不会眼光向下关心村里、镇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们只会以县域为单位，眼光向外向上，去看城里的学校是怎么搞的，看北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怎么做的，派学校的骨干教师去一线城市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了城市精英教育的追随者。

但是精英教育其实是不适合县域的，这种教育理念一旦进入到县域，就全面地忽略了类似富士康工人们的教育需求。这些工人们的存在时时刻刻在挑战这种县域学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变为精英教育追随者的正义性。

最后我们的筛选标准和评价体系是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在县域里的所有学生，我觉得这也是不正义的。而县域学校也逐渐在这种追随当中，变成了被改造、帮扶或淘汰的对象。

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

到底应该怎么做？

有很多人关心农村教育的发展，以帮扶的名义进入到县域学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县域教育能够容纳和希望接受的到底是什么？

从 90 年代开始，很多大学就派学生去乡村支教。这个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大学生可以带去先进的教育理念。

很多支教老师在课堂上进行项目式学习、合作式学习，却忽略了这些县里面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情况。在一些情况下，支教可以说是成为了一种“交易”，让支教的人可以获得保研等政治资本。

那么，以教育扶贫的名义进入县域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些年我去了不少县域的学校，我就发现在县域里真的有很多 “伟大的教育家”型的校长。他们知道每个学生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城市超级中学的校长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这些校长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可以是很朴素的。从他们的经验里，我总结了这样两条：回到教育常识，恢复教学常规。

我先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我高中是在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读的。我 90 年代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县有 10 所高中，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不可想象的。

我由于中考没考好，没考上一中，就被分到了第六中学。我们这所学校在县里排不上号，比不过一中，也比不过一中之外的其他高中。

在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就告诉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去管一中怎么教学，怎么成天补课，我们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做好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常识之一，师生相互守望，相互呵护。

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好高骛远，老师勤勤恳恳教书，学生安安心心学习。我中考成绩离一中线就只差了几分，所以在这个学校是成绩比较好的。

在高一的好几次月考当中，我都考了总成绩第一名，但是我的班主任在成绩单的后面给我的评价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多么言简意赅，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学校教会我的：你固然是很好，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第二个常识就是劳逸结合，不过分地压榨学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高三语文老师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 “只有玩好才能学好，先要学会玩，才知道怎么学。”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听起来觉得特别正常。我记得到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还告诉我们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不是像今天这样，逼着孩子只争朝夕地玩命学习。

▲ 纪录片《高考》剧照

我们校长负责管纪律，他的做法就是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凡是不应该学习的时候坚决不允许学习。晚上三节晚自习，谁要是在晚自习课间休息的时候还在教室里看书，他是会把你轰出去的。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玩的时候好好玩了，学习的时候才能好好学。

再说说回到教学常规，第一个常规就是应该在高中学段给学生提供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

我 1995 年上大学，我们班 39 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来自省重点高中。我的大学同学们几乎都是从高一就开始就被引导性地进行文理分科，我知道后非常震惊，因为我们学校从来没这么要求过。

高二结束的时候，我们学校才通知要分科。我最后选的是文科，可是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几乎参加了所有的理科类的奥赛。虽然成绩都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学校是非常鼓励的。

可是，2014 年国家开始搞新高考改革，实行选科和走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对不同学科建立充分的认知，就要做出如此重要的选择了。到了大学反而要进行模块式学习，进行通识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第二个教学常规就是对体育课的重视。

我们学校对体育课有多重视呢，我的高二的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南方经常下雨，很多时候不能去操场上体育课。我们也没有体育馆，老师就会在教室给我们上体育课。

我们会在教室下象棋下军棋，我们学校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是所有室内体育课的小器材都有。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甚至会把自习课也改成体育课。

这是我们学校的三位校领导。

▲ 教导主任李泽良(左)党委书记刘君沃(中)校长李国辉(右)

他们都是篮球爱好者，经常吃完晚饭和学生一起，在操场上看教工篮球比赛、学生篮球比赛。

我虽然文化课成绩很好，但是体育及格都困难。我们老师对我的评价是：“你林小英光成绩好有什么用，你体育不好，未来肯定是发展不好的。”尽管那个时候体育成绩都没有纳入中考、高考，我的这些朴实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体育很重要。

大家可能会认为我说的都是过去，过去可以这么做。今天教育焦虑遍地都是，把过去的经验放到今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今年 6 月份，我在杭州访谈了这位著名的校长——陈立群。他原来是杭州学军中学的校长，2016 年他去贵州省台江县支教，在那里当了三年校长。

我跟他谈了很久，我觉得他肯定知道特别多漂亮的教育理念，但是他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提。他在台江县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教育常识和恢复教学常规。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食堂，把原来的一口锅变成六口锅，让孩子们在学校可以好好吃饭。

第二件事就是让老师们好好上课，不能“混日子”型教学。他会到课堂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他发现一个老师在讲作文应该怎么开头，结果这个老师讲到快结束的时候发现讲错了，刚刚自己讲的是作文怎么结尾。于是，他立即就把这个老师开除了。

确实有一些老师和校长会把“好学生走了，工作价值体现不出来”作为借口，这虽然也是事实，但是身为教育者，应该要有好好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基本职业道德。我们也不应该把学生打上“好学生”“差学生”的标签，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在学校平等地接受教育。

陈立群校长就是用这些非常朴实的做法，三年之内让这个学校 1000 多名考生中 200 多个一本上线，800 多个二本上线，将近 100% 的学生都能上大学。

这也让我感受到，县域教育就像一块干涸太久的土地，只要浇一桶水下去，真的就会有种子发芽。可是它被遗忘太久了，它在整个优质教育改革的滚滚大潮当中被碾压，被忽视，变得不被期待。

▲贵州省台江民族中学

通过我自己高中过去的故事，以及陈立群现在在台江县当校长所做的朴素的事情，我发现要实现普惠式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当我走到其他的县，我又发现，当教育办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面临的诱惑也会越来越多。

本科上线率提高了，那我们能不能多出几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有的学校或者教育行政官员就会想，要不我们把资源重点投向某个别学生，让他们更有希望可以冲击清华北大。

这考验的就是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对于教育 KPI 的态度，普惠式教育和精英式教育，到底选择哪一种？

我在调研中采访了一位校长，我问他：“几百个一本和两个北大清华，你会选择哪一个？”他的回答是：“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多少瑕疵！”只要这个学校考出了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很多在办学中的不完美都可以被掩盖。

教育生态该不该是适者生存？

县域教育出路何在？

教育生态该不该奉行这种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就淘汰呢？县域教育作为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版图当中的末端或者是基层，到底应该怎么办？

进化论在自然界可行，在经济领域也可行，但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最奠基性的领域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在今天的媒体舆论里，我们特别喜欢表彰个体的情怀，我们会去宣扬某一个校长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拯救了一所学校。个体的情怀很宝贵，但是它是不可持续的，也许制度化的出路才会更具有自我造血功能。

我们也不能只把希望放在对口扶贫上，希望也许就在本地人身上。我在调研县域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令我感动的校长都是本地人，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们守护着这个学校。

他们了解当地的人，他们走在街上会有很多普通的居民跟他打招呼，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共生共荣的场景。这种场景不是简单的某一次改革可以建造起来的，但是却可以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魔幻现实而消失。

我再给大家看两个本地人办教育的积极案例。去年，我去了河北易县的大龙华中心小学，它的校长叫佟荣喜，这个校长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学校的办学经费非常有限，他就想方设法从有限的资金里面节省钱来让学校的孩子们可以接受很好的音体美的教育。所以他就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办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个学校的社团其实就是城市的家长会送孩子去上的课外班，但是这些课外班都是免费的。

佟校长为什么要免费给孩子们开课外班呢？他告诉我他们那个地方经济不好，很多家长都出去打工了，大量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家庭也拿不出上课外班的费用，但是他又希望他学校的孩子能接受很好的音体美教育。

这是我拍的一些图片，有足球课外班、手工课外班、美术课外班，甚至还有军乐队。

▲ 滑动查看大龙华中心小学课外班图片

也许这些课外班并不是很专业，但是在我看来已经足够可贵了。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在农村，有这样的需求，不会受到来自家长的反对。但是其实在北京海淀也有有这样的学校，上庄中心小学被称为位于海淀区的“农村小学”。

这个学校的校长毛向军也是上庄本地人，他在这个学校待了三十多年。我去过这个学校很多次，我发现毛向军校长他是可以跳槽到城里其他的好学校去的，但是他却选择待在那里不走。

他说：“我就是上庄人，我就在这好好地教我们的孩子，条件确实艰苦，但是我不觉得苦，我们学校的孩子尽管也算是农村学生，但是我得让他们见过世面。”

所以他们学校除了有一般的体育活动以外，他还给孩子们开办了旱地滑雪课外班。

还会带孩子们进行课外滑雪实践活动。

在这个“鸡娃”的时代，一看到课外班，可能就会想到要多少钱，但是这些都是免费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开设的。

这两个学校都没有太多的办学经费，但是他们都有办法解决。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没打算逃走，没打算跳槽，他们就在这儿好好地跟着孩子们一起过日子。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县域教育，觉得它需要被拯救，但是这些朴素的校长让我看到了县域教育中也有一些应该被保持和留住的东西。

第一，学校要尽可能多地满足教育需求，家长无需补充额外的资源。第二，在这些孩子一生的最高学段，学校应该提供最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

县域里面的校长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学生从学校毕业，可能一生都不会再踏入学校了，后面就是忙忙碌碌地谋生了。如果他一辈子注定了只能高中毕业，那么高中就有义务让他获得最基本的文理科知识。

第三，学校应当赋予孩子一生中重要的情感资源。如果一个人只接受了高中教育，那么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很可能就是在高中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很多学校片面地强调成绩，同学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彼此关系冷漠。

学校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的一个场所，它的这个功能不应该被消解掉。在学校里收获到的友情，甚至是爱情，这种情感资源可以滋养一个人的一生。

何为本真的教育？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何为本真的教育？也许最朴素最真挚的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很多教育的结果是无法用成绩或者数据来衡量的。

并不是只有成绩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我今天讲到的很多关于县域教育的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们都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县域或者说农村，有时候成为了一种遥远的文学怀旧或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县域教育更是处于丛林法则中生态链的末端。

但是，我觉得教育也许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以希望。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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