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张健康码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53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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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周，男，1974 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现居德国。免疫学学者，《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在打疫苗之前，医生问我有没有什么疑问。我问是哪款疫苗，在得知是 BioNtech 之后，接种就开始了。

这款新冠 mRNA 疫苗在德国被叫做 BioNTech，在美国被称为辉瑞，而在中国则是贴牌的复必泰。我选择它不仅是因为它的高效，更主要是希望以后回国的时候有用。如果有一天中国承认一款国外的疫苗，我想大概率是复必泰。

快两年没有回国了，二十多个月，近七百天，这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曾有过的。

我的故乡，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小山村。和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我的父母也没有再务农，搬到县城住在了妹妹所在小区的一个车库里。农民成了市民，邻居们在进门就关门的商品房里难得往来。但县城小区的车库是个例外，因为后面没有窗户，前门一般都是开着，这让邻居间依然能像在农村那样自由地交往。

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与人聊天是她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这是她喜欢的地方。

回家次数多了，我和那些邻居也都熟了起来，有时候她们还会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就和在外地打工的人一样。这时我也会笑着说，我也是打工的呢，只是在国外罢了。邻居于是又会问从德国坐飞机回来要多长时间，在得知只要十几个小时之后，她们便会惊讶起来，说打工的人从深圳坐火车回来也要这么长时间呢！难怪你回来得这么勤快。

老家炎热，没有客人的时候母亲会把饭桌摆到门外，一边乘凉一边用餐。这时候邻居也会走过来聊天，笑着说儿子大老远回来怎么也不多做几个好菜。这时候母亲就会说我不喜欢大鱼大肉，偏爱清淡。

母亲知道我的肠胃不好，经不住油脂的折腾；母亲也知道我喜欢吃家乡的米粉，配着她煎的荷包蛋。母亲做的荷包蛋煎得“老”，蛋清部分很有嚼劲，这让我喜欢。我同样喜欢的，还有家乡的粽子。老家把包粽子叫扎粽子，包与扎的区别在一个“紧”字上，也正是这份紧，成就了家乡粽子的特殊风味。不管是不是端午，我回家后母亲总会扎上一些。

▲ 扎粽子时的母亲，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家的日子，只要是午餐和晚餐，父亲都会给我倒上一杯泡了中药的白酒。他知道我的酒量不行，所以只用二两的酒杯。泡酒的中药成分总是在变，不变的是酒的颜色。我对中药不感冒，但对父亲递来的酒很是欢迎。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严父的角色，这让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少。一口酒下去后，两人的话就会慢慢多起来。

上一次这样的时刻，已经是两年前的秋天，那时候我自然地想，不到一年还会回来，但新冠改变了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愁也就自然地积累了起来。思乡对我来说，不是那个空心的村庄，更是母亲的荷包蛋、粽子，还有父亲的一杯酒。

其实我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妻儿都在国外。对于那些独自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说，他们的回国团聚的心情更加迫切，比如我在德国的一个学生。

学生今年博士毕业，在国内找好了位置。听说机票难买，她在四月就订好了七月底回国的行程。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航班因为疫情被熔断，机票被推后到了八月底。而她的签证只到八月初，当地的外管局还拒绝延签，理由是现在中德之间每周依然运行着十几趟航班，还有回中国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确每周还有十几趟航班，但这大约只是疫情前的一两天的数量，这让买票变得艰难，临时买票就难上加难。在网上搜寻一番无果后，她最后花高价从黄牛中介那里买到了七月最后一天飞往上海的机票。

剩下的日子就是准备回国，提前三天去了法兰克福，做核酸和抗体检测，申请绿码。彼时台风“烟花”刚刚袭击了上海，南京疫情还在扩散，航班随时都有取消的可能。即使两张机票在手，她依然忐忑不安。

更难受的是她在国内的父母，虽然她已经二十八岁，但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作为父母不仅要和她一样忐忑不安，还多有一份着急和爱莫能助。在奔走着去检测核酸和抗体的那天，她忙得忘了给父母报平安。这让她的父母有了一夜的煎熬，在第二天视频通话后，她五十岁的父亲放声恸哭。这是她母亲之后告诉她的，说几十年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登机的那一天，晚上九点半起飞的航班，下午四点已经排起了长龙，提前几个小时等待值机的开始。在这长长的队伍里，每一个人的回国都是一个故事。

晚上九点半，学生登机，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上飞机了，国内再见，感谢！”

我的心也随之落地。

▲ Photo by Pascal Meier on Unsplash

国内再见，什么时候呢？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普及，新冠疫情的防控近入了后疫苗时代。在这个阶段里，高效的疫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新冠感染导致的重症和死亡的发生，把新冠的危害降低到类似流感的水平；也在这个时代里，有着非常高的传染性的 Delta 突变株正在流行。

在疫苗普及之前，世界各地的防疫策略基本趋于一致，都是在尽力降低感染的发生。但在后疫苗时代，各国在防疫政策的差异却越来越大。

其中的代表是英国和中国。

在英国，今年 7 月 19 日放开了新冠防疫措施。这个决定背后的科学基础是疫苗可以将新冠的危害大大降低，到达了类似流感的水平，所以人们可以与它共存。

在中国，因为 Delta 突变株的高传染性，政府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做了修改，采取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全民核酸检测、小区隔离、官员问责成了常规的防疫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国都在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抗疫，之所以防疫措施有如此大的区别是因为两国的防疫原则不同。英国的原则是“拉平曲线”，将新冠的危害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中国的原则的“感染清零”，目的是杜绝新冠病毒感染的发生。

在疫情面前，不同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可是当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需要直接交流的时候，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比如连接中国和欧美的航班，从病例少的中国到欧美问题不大，但从病例多的欧洲去中国则复杂得多。不管是否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都要有登机前两天内得核酸和 IgM 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才能得到登机的绿色健康码。

这还只是第一步，因为飞机落地后健康码又要由绿转红，只有在至少两星期的隔离以及多次核酸检测阴性才能由红翻绿，正常自由通行。要是家乡的省份没有国际机场，那么从落地城市回到家后还会有相应的隔离。在海外的工作的游子，有多少能有那样长的时间用来隔离呢？

他们更期待的，是中国和外国上能够互认疫苗护照，在完全接种后不再用隔离。

周末照例和父亲视频，在通话的的最后，父亲不经意地说：“你妈还买了一些新鲜的箬叶呢！”

“箬叶？端午节不是早过了么？”我问。

“你妈说，要是你今年回来，就还可以扎粽子！”

我一是语塞，匆匆挂了手机。

手机里的欧洲统一健康码是绿的，完成两剂 BioNtech/辉瑞/复必泰疫苗接种已经两个月了。当这个健康码能够被国内认同的时候，应该也是回国的时间吧！

在新冠疫情里，乡愁就是一张绿色的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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