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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痕迹,上大学就能抹去吗?

艾苓 奴隶社会 2023-09-19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924 篇文章

题图:来自纪录片《加一》

作者:艾苓,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从教 17 年,接触学生超过 3000 人。2017 年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收到学生广泛响应。她详细追踪了 56 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以当事人口述形式,记录下他们为了改变命运,做出的惊心动魄的努力。部分内容曾在《读库》发表,引发广泛讨论。

我的寒门学子


上大学时,我和一位家境很好的同学逛超市。我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我怕被看不起,就也买了一百多块钱的零食。结账时才发现,对方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我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里在滴血。


这是一个学生讲给我的故事。


我叫艾苓,在黑龙江绥化学院任教,一个二本院校。我在这里教书 17 年,接触过的孩子超过 3000 个,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


这个学生的话让我意识到,虽然“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等类似的话题多次引爆热搜,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孩子,很多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有人说穷孩子和富孩子的脑电波都是不一样的?贫困如何留下了敏感自卑的心理烙印,限制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寒门为何再难出贵子?


这些答案只能走近穷孩子,在他们成长的故事里寻找。


2017 年初,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邀请学生讲述自己的命运轨迹。这像一场冒险的社会实验,有可能会冒犯到他们。重新揭开伤疤,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


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的响应特别热烈,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参与进来,参与的学生前后多达 200 多人。他们说之前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选择其中的 56 个孩子,听他们讲述自己幼年的生活,求学的不易,找工作的奔波直到结婚生子等人生关键阶段的故事,最终汇集成一本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调查过程中,一个受访的男孩子说,贫困不只是一种物质状态,更是一种心理顽疾,即使成年后也很难摆脱,近乎一种贫困基因。


这点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证实,一个女生说:虽然现在已经买了车,但我上班基本开电动车,很少开车,老公对于我的行为很不理解,其实我是心疼油钱,有时候小电驴没电我也会推回家。


▲ 图片来自《村小的孩子》


在此之前,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贫穷的影响。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越来越确定一个观点:真正难以摆脱的,不是一时的经济困境,而是贫困滋生的心理习惯。它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这是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一个核心原因。


贫穷的心理痕迹


我采访的学生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来绥化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让他们纠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可能是自己无法克服的紧张。


一个女孩子提到了一件至今耿耿于怀的事情:


小时候,我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们家穷”。穷,成了别人指责我家任何一个人的借口。有次同桌的钱丢了,一口咬定是我偷的。就连我妈妈都骂我说,不管咱家多穷,你也不该偷人家的钱。可是,我真的没偷。但就因为穷,别人就觉得你会干坏事。


更夸张的时候,直到小学毕业时,同桌依然怀疑是我偷了钱。小学毕业的留言册上,那个女生给我写了这么几句话:“毕业快乐,一生平安!如果你以后知道谁偷了我的钱,记得让她把钱还给我!”她还是怀疑我,还是不依不饶。


这让她从小就特别敏感,继而自卑。这种情绪长久压抑,会淤积成心结。她总是生病,医生说:“这孩子的身体没什么大病,她的病根在心里,思虑过重。”


还有个女孩的情况更严重。父母都外出打工,她自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说:“我经常有那种寄人篱下的心理。对别人的眼神特别敏感,极度自卑,想讨好所有人。”


三四年级的时候,她患上了抑郁症。为了排遣难过的情绪,她看了很多电视剧和四大名著绘本:我喜欢模仿其中的人物,模仿他们的台词和思维,在生活中假装大人。


或许在假装大人的那一刻,她才没那么无助和孤独。但“有一天张皇四顾,我不知道那些说话做事的人哪个人才是真正的自己。”


相比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这些苦孩子从小就背负了更多的心理负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内耗这会让他们的认知出现偏差,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不行,否定自己,会失去原本就属于他的机会。


不管工作、情感都是如此:“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贫困让我特别自卑。女生向我示好,曾心旌摇荡,但我不敢谈恋爱,觉得自己谁都不配。”背负这么多的精神负担,他们又怎么能走得更远呢?


▲ Photo by Vadim Bogulov on Unsplash


除了自卑,影响更大的是安全感的匮乏,这让他们在做决策时偏向保守,不能充分挖掘自己的人生潜力。


一个受访的女孩在初中时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但校长找到她,劝她留校就读,说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她最终选择了留在这里。因为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挣钱养家,她想给母亲减轻一点负担。


这些孩子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虽然他们都聪明,有超出常人的勤奋,在小学、初中时候都是班上的尖子生,还有很多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没有安全感,会让他们放弃更好的高中,或者是考研、出国的机会。


这一点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位读者讲了自己的故事:


当初毕业母亲重病去世,父亲年纪也大了,我直接放弃保研,自己出来上班还助学贷款和上学时候欠的债。现在看着考研的同学在大学教书,工作强度比我这个高中老师相差悬殊,收入和社会地位也无法相比,总之一言难尽。


他后来想了想又说:如果再给我机会,可能我还是会早早出来上班还债吧。


这是特别悲哀的事情。


调查的过程中,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苦孩子创业的少?为什么他们不敢放弃眼前稳当的环境,去争取更有挑战性的职位?后来我找到答案:因为他们输不起,对他们来说试错成本太高了。


我在《我教过的苦孩子》追踪了这些孩子从出生到求学,从工作到结婚等人生关键阶段。这种长时段的观察,让贫困对人生的限制体现得更加突出。


▲ Photo by OpenClipart-Vectors on Pixabay


摸爬式努力


既然如此,上学是否还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其他阶层的孩子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成功。但对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很可能是风险最低,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我经常想起一个受访的男孩子。他高考时考了县里文科第五名,一家人历经艰辛才凑足了 5000 块的学费。他说:


上大学前那个晚上,大哥让大嫂炒了四个菜,请来叔叔、姐姐和姐夫,一家人为我送行。端起第一盅白酒,大哥泪眼模糊,四下环顾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咱家终于有大学生了!”


那天晚上,那些离开的亲人好像就在身边,特别是帮我上学的奶奶,他们都参加了这次团圆饭。我对所有的亲人说:“谢谢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负众望!”


大学教育不仅提供一个文凭,更是一个进入更广阔社会的机会,这对出身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尤其重要。正如我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来绥化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当然,这些苦孩子即使上了大学,人生道路也远比其他阶层的孩子艰难。


很多中产家庭,以及出身更好的孩子,有好的资源支撑,一路几乎是“直升机式成长”。但贫困生不一样,他们只能一点一滴地在泥泞中摸爬,要走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


就像那句流传甚广的话:我奋斗了 18 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用“摸爬式努力”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苦孩子的努力过程。


有对 95 后情侣的故事特别动人,很好地展现了“摸爬式努力”的含义。


他们两个都来自贫困家庭,在北京漂泊,但他们为自己的目标做了特别务实的规划。


2019 年元旦那天,我俩把手写的小目标贴在墙上,其中一项是存款 15 万元。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我俩打算在呼和浩特买房。


▲ Photo by Timothy Buck on Unsplash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做了细致的计划:


我们的日常支出主要是房租和伙食,搬到五环外,房租每月 2600 元就够了。平时公司管饭,周末我们自己做,每月支出计划是 1000 元。此外,还有交通费 500 元、水电费等 500 元、学习费 500 元、游玩费 800 元。


通过精打细算,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然后继续下一个目标。


2020 年,我们贴在墙上的小目标是:在呼和浩特买我们的婚房和利用专长做副业。我们还在书架上贴了一句话:复盘完成,才算完成。每件事不是做完就完了,我们还得像下围棋一样复盘,总结得失。


很多孩子,都像这对情侣一样务实、灵活,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没法奢望一步到位,于是逐渐摸索出一种“小目标,多阶段”式的进阶方式,对目标进行精细化管理。


虽然一开始起点可能很低,做销售、做运营,辗转多个城市、公司,但他们没有放弃“摸爬”,一点一点地追求一种细小的,但确定的幸福和成就。


上文那对 95 后情侣中的女孩子回忆说:


他们公司的下午茶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小蛋糕每人一份,他一定带回来让我品尝。有一次,小蛋糕上有冰激凌,带回家的时候冰激凌已经化掉了。他给我讲冰激凌的造型,解释其中的创意,我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样子。


还有一对情侣终于买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


2005 年 5 月装修完毕,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以往在讨论贫困生的时候,外界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描述出来的画面也是苦涩的、灰暗的。在书中,我让这些孩子自己说话,全部采用自述的方式。我自己在听他们的故事时候,就有一种笃定的温暖的感觉,好几次忍不住落泪。


那个患了抑郁症的女孩子上大学以后,用打工赚的钱去了趟长白山,“回到学校,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我看见谁都想笑,想想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感觉自己很幸运,被世界温柔以待。”多年以后失去父亲,让她再次抑郁,在采访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还有什么能够治愈创伤,那就是时间吧。


我追踪的这 56 个孩子,最终都通过漫长的努力实现了一定的阶层突围,至少比他们父辈走得更远。他们的人生就是走一步,再走一步,“终究能看到阳光照过来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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