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周迅和那英“没看见的”，正决定着我们每个人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946 篇文章
文中图片来自电影《全职》，第 78 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影片.
作者：路路，《她书单》的联合主理人，资深出版编辑，热爱阅读，关注女性成长、女性故事。本文来自：她书单（ID：she-reads）。
非非马写在前面：
这一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就有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卡罗琳，她在 2019 年出版的《隐形女性：揭露专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中文译名《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引用大量政府和行业的调查数据，告诉人们一个背后的真相：
“
在男性意识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是被忽略的群体，社会通常以男性体验和视角替代了所有人。
”
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现在有大数据和算法，以此得出的结论总该是客观的吧，但另一个真相却是：大数据和算法很有时候也并没有把女性因素考虑进去。
正因为缺失了对女性视角的调研和数据，才造成了更多的无意识的男性偏见，并且持续循环下去。我们习以为常并接受的事实可能会欺骗我们，而我们女性自己，甚至也习惯了这种忽略。波伏娃曾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作者同样认为，让女性成为第二性的根源，并不在于她的生理性别，而是她的社会性别。而社会性别的形成，来自于社会的性别观念，或者说性别偏见。“女性的不被看见”，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1
女性在哪些地方被看不到呢？先来看看我们的语言习惯。
如果是指代几个女性，我们会用“她们”，若其中加入一名男性，我们就会用“他们”来指代，否则就会判定为用词错误。对此“约定俗成”，很少会有人问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他”可以指代所有人，而“她”只能指代女性呢？
”这并非汉语中才有的特例。英语、德语和法语中都有类似的表达。
通常阳性词可以指代一群人（性别不详或有男有女），而阴性词只能指代女性。
我们可以解释为，这一用法沿袭了社会的普遍观念，而观念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是我们的文化默许了普遍以男性视角来看待世界的方式。
事实上，男性、女性和黑人、白人一样，都只是“某一类”群体，男性也好，白人也好，都并不能代表所有人。
再来看看另一个我们同样习以为常的现象。几乎每个现代化城市都大体实现了男女公厕同等面积。这的确体现了进步，但这个看似“平等”的设计没有考虑到的是：
如厕的女性中有 25% 左右可能处于月经期，女性也常要陪同儿童或老年人上厕所，这样一来女性的平均如厕时间大约是男性的 2.3 倍。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公众场所特别是景区，经常都看到男洗手间门口几乎不太需要排队，而女洗手间门口却经常都排了很长的队。如果当时做设计的人员大多由女性组成，或者做决策的男性也能充分考虑到女性的生理和社会角色，设计恐怕就会大不同。
相比于上面这种“不被看见”，那种“已经看见却仍然选择放弃有所作为”，更加令人忧伤。
2014 年在印度，孟买政府为了解决女性在外如厕时遇到的性暴力侵害问题，决定投入约 55 万英镑在主干道为女性提供安全、清洁的厕所，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孟买政府为了节约这笔成本，放弃了这个计划。
表面上看，政府节省了修建女厕的投入，但事实呢？耶鲁大学对此作了一项跟踪调研，结果表明：
安装和维护女厕所的成本远远低于性侵犯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成本，包括用于医疗、法庭、监狱的成本，还有被侵害人的病痛、心理健康、甚至被杀等各种无形损失。
在印度，公共女性厕所的建立不仅可以减少性侵犯案件，还可以降低更多的社会成本。这还不算女性因为憋尿或者户外如厕困难所导致的疾病医治成本。一些国家由于缺乏卫生设施而导致的危害女性安全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9 年，巴西政府推出了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民众改善住房条件的计划：“我的房子，我的生活。”政府在偏远地带为 5000 万贫困人口建立了免费居住的居民楼。政府的初衷是好的，想改善这些住在脏乱差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没考虑到的是：
棚户区的位置非常方便工作和出行；居住在这里的，几乎全是三世同堂的家庭，集体、亲密的环境会更便于邻里间互相照顾老人和孩子。
而政府新建的居民楼，远离市中心，可 70% 的家庭汽车为男性所有，女性上下班要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周围也没有配套的托儿所服务。
让女性承担无偿家务劳动已经非常不公，这个棚户区迁移计划，又进一步给需要照顾家庭的女性带来极大不便，加重了她们的人生负担。
未达到预期的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令人惋惜，如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政府能尽可能地收集全面的数据，特别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 因为棚户区的生活主体，本来就更多是女性 — 就可以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
正如作者所说：
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女士优先”。它到底是出于对女性的真正尊重？还是隐含一种对女性的轻视？它的背后是，社会集体潜意识默认了“女性是弱势的”，是需要被照顾的。
争议一定会有，但不论过去是如何，我们都希望从现在开始：女性能够真正被看见、被尊重。
2
再来说说职场中的情况。
不可否认的是，有越来越多女性在职场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为家庭和社会都作出了贡献。但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也是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的：女性的工作分为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而作为家务劳动的无偿工作是没有报酬的。
从全球数据来看，大约 75% 的无偿工作是有女性完成的，这些工作包括洗衣、做饭、照看辅导孩子等繁琐的家务，而男性也很少会承担的照顾老人这种更私人化、更琐碎、更消耗感情的劳动。
在美国，男性每周用于休闲的时间比女性多出 7 个小时；在英国，男性每周享受的休闲时间比女性多出 5 个小时；在澳大利亚，女性的闲暇时光比男性更碎片化，且与其他任务结合在一起……这基本能代表全球各国女性的普遍生存现状。
虽然现在的确更多男性加入到了家庭事务中，甚至有学校规定，必须由爸爸来参加家长会，但整体而言，依然是女性在承担着更多的无偿家务劳动。
女性在无偿劳动中承担得多，就会倒逼她不得不从有偿劳动中分割出精力与时间。为了兼顾家庭，她们通常都会选择上班时间更灵活的兼职，或者不那么有竞争性的基础岗位。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了一种默认的主流家庭分工模式。但它真的是女性的“主动选择”吗？
在美国，因为社会对女性无偿家务的“盲视”，也导致了一些政策上的“事实性歧视”。
比如美国的教职制度规定，教员需要在从事第一份学术工作的 7 年内获得终身教职，否则就会被解雇。这本是一项激励教职工进取的政策，但现实中的女性教员，从完成博士学位到获得终身教职的时间（30 到 40 岁）正好和生育时间相重合。结果就是：相比这个年龄段的已婚父亲，已婚母亲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低了 35%。
然而，诚如《看不见的女性》作者所言：
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消遣：女性的工作，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
”3
最后说说“怎么办”。
除了唤起社会的性别意识和对女性议题的重视，女性自身还可以怎么做？
答案之一是，女性要努力做各个领域的代表者和发声者，掌握改变游戏规则的权力。
显然，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或者说让周围人感到“舒适”的路。
放眼世界，女性议题这几年看上去很火，是“政治正确”，但事实现状却并没那么“如人意”。
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被舆论认为过于狭隘地关注在女性权益上，然而事实上，研究下希拉里的演讲词频就会发现，希拉里主要讨论的是“工人、就业、教育和经济”，她提到“就业”的次数近 600 次，提到种族问题、妇女权益和堕胎权的次数，分别只有几十次。
一些人认为希拉里总在谈论“性别”，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她”在谈论“她的性别”。
女性要想成为“game changer（改变行业生态环境、颠覆行业规则的人）”，阻力重重。
在职场上，女性表现得有锋芒，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有野心；能干强势，就很可能会被视为冷淡，不够温暖。因为这不符合人们“传统”上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与预期。
成为柔顺的女性，固然能够获得短期的好处，但是，从长远看，我们更需要改变性别刻板印象，更需要努力向前一步（lean in），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改变者。毕竟：
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的确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但这里面的陷阱在于，能获益多久，其实并不由你自己做主。
”此外，女性不应该再对自己遭遇的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害等沉默。女性的隐忍不仅助长了施害者的暴虐，更造成了数据和资料的缺失，使自己的困境不被看见，也会导致“决策者”的忽视与不作为。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女性视角缺席产生的男性偏见，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改变现状绝非靠“性别对立”，而是要先让“男他们”能够“看见”。因为“看见”，是理解、认同和支持的第一步。
10 月 31 日 中午 12 点，一诺和《看不见的女性》作者卡罗琳的对谈视频《隐形的50% — 当女性被视而不见》将会在奴隶社会视频号播出。欢迎点击下方按钮，预约观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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