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本文刊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5期
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
《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写于1995年，有幸列入“文学遗产丛书”，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青眼，此书修订本列入“博雅撷英”丛书。我利用半年多时间，重加校理。修订完成时，特地写了一篇跋语：
是书为余旧时之所作也。曩岁校理明人小品，沿波讨源，荟为斯编。屡承师友勖勉，然常惴惴不自安，唯恐贻讥学林。夫壮岁为文，每若宿构，御风而行，朝发暮至，淋漓快意，而不暇他顾。迩来搦翰，则如行舟于八节滩头，无复向时之轻灵。今此书重付剞劂，再理往篇。噫！落叶难扫，鬓侵易惊。鸿痕一一，如梦前尘。二十余年，俯仰之间耳。惟夫世重小品，以其旨永而神遥也。挹其胜者，恍若陟彼高冈，振衣长想。或见杏花疏雨，杨柳轻风，其妙处有不可形容者。时当长夏，烹茶独赏，书卷亲人，不啻暑热中之清凉散也。
这篇跋语，表达了一种感慨。此书写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尚年轻，精力健旺，思维敏捷，写得相当流畅。但年轻时毕竟还不成熟，思想与表达或有粗疏不当之处，而且当时学术还不太强调规范，所以有许多文献，只列出某书某卷，没有注出详细出处。现在翻阅查对，自己也搞不清这些文献当时从何而来，是第一手资料还是转抄的第二手资料。而拙著是研究晚明小品方面较早出版的著作，后来有些相关论著所征引的文献，又是从我这里抄录和转引的。这些文献在晚明小品研究界互相沿用，这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担心以讹传讹。
效果图，非真实场景
本次修订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核对引文，为所有文献找到第一手资料，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需要详细的文献信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列出引文的详细出处，也便于他们引用与核对。我希望修订本尽可能做得更为严谨，为学界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
最初阶段核对引文的工作，主要是请学生做的。我要求全部文献要找到好的版本一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则一一标出，由我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改正了不少初版时引文的误漏之处，有些甚至错得很离奇，深感前人“校书如扫落叶”之说，言之非虚。核对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在两三个月内，绝大多数的引文就核完了。剩下十多条材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无法找到，校对工作进入比较艰难的扫尾阶段。我先在自己学生的微信朋友圈中求助，很快又解决了一些问题。最后只剩下七八个遗留问题，有些文献有两可之说，需要研究决断。有些引文的第一手文献非常难找，若采用转引的方式，我又心有不甘。我下决心利用在交稿之前做最后的尝试。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交稿之前，这些问题最终基本得以解决。
回想起来，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有一个故事，虽然艰难，但对我来说，都觉得有趣。下面略举几个，以飨读者。
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著名的作家，名字居然“待定”
明初有一位著名作家，说是“著名”，其“名”却是有争议的。王袆（1322—1374），字子充，与宋濂同门。其名“王袆（ｈｕī）”，或作“王祎（yī）”，如《辞海》《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皆作“王祎”，《晚明小品研究》初版沿用作“王祎”。按，今古书籍中二者皆有用之，比如《明史》作王祎，《四库全书总目》则作“王袆”。两种写法都有权威的文献依据，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王袆”和“王祎”，读音不同，意义迥异，就一个人的名字而言，不可能通用，必然以一种为准。
我和学术界朋友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认应该以“袆”字为是。有几个理由。首先，根据宋濂《文宪集》卷九《送王子充字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七《王氏兄弟字说》二文中，文中明确说明王袆之名，意在指衣服，故必然从衣。此二人皆与王袆同时，所说应可信。其次，王氏兄弟三人王裕、王袆、王补（见《逊志斋集》卷二一《常山教谕王府君行状》），兄弟取名偏旁应该相同，故以“袆”为是。最重要的是，王袆自己署名为“袆”而非“祎”。名从主人，应该以本人的署名为准。
图一 王袆手迹（微信版，截取部分）
我曾通过微信向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请教，他告诉我，王水照先生的高足侯体健博士提到，王袆有署名手迹的图片，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我即通过微信请教侯体健先生，他说，这是他的师兄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说的。他又马上与慈波联系，即时得到回复：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对此问题已有专门讨论。王袆署名手迹图片来自书前附有图片（附图一），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此可为确证。慈波先生又谓，多年前，香港何冠环先生就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记不清论文的题目，但其意思即认为应该为“王袆”。一个字，前前后后折腾了不少时间，结果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但经过一番探索，最终能得到确证，对我来说，长了见识，有了进步，对于拙著的修订本而言，也减少了一个小瑕疵。这种探讨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味，也很快乐。
差点擦肩而过的文献
《晚明小品研究》引用了一段王则古在《鸾啸小品序》中评论潘之恒及其创作的话：
历览登眺，幽壑奇岩，恋恋低回不能去。所纪江山洞湖、观阁园池，经其摹写，恍焉坐翠微，泛烟波，松篁丛桂之集目，令人神往而当卧游也。即非品题赠答，韵语绮谈，一一道人意中事，读之而躁心平，郁心畅，垒块可消，以歌以舞，如怨如诉，所谓诗可以兴，非耶？
此段文字，拙著初版亦未详注出处。利用“读秀”检索，论著方面以拙著最早引用引文，此后其他论著引此文亦皆无出处。文章选本方面，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夏成淳编的《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此书在潘之恒的“集评”中，引用此文，然该书也无详细出处，不知何据。
我为此特地请教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陈广宏教授，他是明代文学和文献研究名家。他让弟子徐隆垚同学查找。徐隆垚是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习任务很重，但非常热心负责。接受此任务之后，很快就告诉我他查到此书的信息：“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这个好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次日，徐隆垚特地跑到上海图书馆查阅此书，找到《鸾啸小品》一书，可惜在该书卷首找不到王则古的序。他给我来微信：“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卷首，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然检此书，无此序。不知此序在何文献中，或者在其他版本的《鸾啸小品》。”收到他的微信，我想，也许这个版本刚好没有收入此序，我又让他看看王则古是否有别集，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收在其中。但他回复，“就我手头的目录题跋集来看，没有见到有人藏他的别集。网上也找不到。根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经历以做官为主，文学似乎并不有名”。文献核对的进展似乎又进入死胡同，不免有些沮丧。
《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
《鸾啸小品》
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徐隆垚同学的微信：“吴老师，王则古这篇可能不是序而是跋啊。我下次再去上图给您看一下。哈哈，我上次把几篇序翻了几遍，居然忘了看看跋尾，是我粗心。”“我看到有人写论文用到这条，有的没有注释，有的注释在‘卷首’，云‘禹州王则古……’想来这个本子上是有他的痕迹，不过可能不在卷首，或在卷尾，因为卷首我翻了很多次，的确没有这篇。可能叫‘后序’之类的，也会放在后面。”于是，徐隆垚特地又跑到上海图书馆查此书，不出他所料，终于在卷尾查到了王则古的《鸾啸小品序》。最后，在修订本中，该文献注明如下：“王则古《鸾啸小品序》，见潘之恒撰《鸾啸小品》，明崇祯二年刻本，卷尾，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我想，以后，若有人要核对此文献，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而不会再去找卷首了。徐隆垚同学为了我这条材料，特地跑了两次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真让我感动。这对于徐隆垚来说，也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进步的过程。他从最早从卷首寻找这篇序，到领悟到从卷尾去查找序文（后序），这不但是凭借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对文体学知识的运用。
从左至右：读秀网、上海图书馆、微信
一本“失而复得”的书
《晚明小品研究》引用了陆次云在《古今文绘》中，评论《核舟记》一文：
刻核舟者神于技，记核舟者神于文。摩拟人物于纤微之中，意态神情毕出，何异道子写生？君曰：“技亦灵怪矣哉！”余曰：“文亦灵怪甚矣！”
这段文字引用者多，但未注出原始出处，而且皆作《古今文绘》。夏成淳编《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收入此段文字，但没有详细出处，不知何据。
此书我仍请复旦大学徐隆垚同学帮助查询，他查询后微信回复说：“陆次云《古今文绘》，藏宁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该馆正在维修，该本无法借阅。”他又请宁夏大学的熟人帮忙，熟人说，该馆近期确实没有办法借出。还特地发了一张馆内古籍打包的图片，以证言之不虚。我在其他图书馆一时未查到此书，我实在没有办法等到该馆重新开放再核对。所以事情变得十分困难。但是，过了几天，徐隆垚同学忽然来了微信：“老师！抱歉啊……我重新查了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本书叫《古今文绘稗集》，当时应该是看漏了。《古今文绘稗集》在上图古籍部有善本，然而近几天上海下雨不停，不可调阅善本，过几天转晴了立刻去再重新查一下吧，我试试看。”他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陆次云的《古今文绘稗集》，那段评论《核舟记》的文字，见于卷二，康熙二十八年怀古堂刻本，第五十四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到全不费工夫。我想，如果徐隆垚同学不是很在意地把这个问题放到心上，一直追索这本书的话，这本书可能就无法找到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从哈佛传来的台湾藏书
拙著引用了明人袁黄的《情理论》《奇货可居》两段话，皆出自《两行斋集》卷一。按理说，此书应该不难找。经过检索，大陆2006年线装书局出版过袁黄《袁了凡集》之《两行斋集》。奇怪的是，这套书居然非常难找。我请人找了许多家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似乎都没有入藏。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但放到保存本，不易借阅。查此书的收藏情况，只有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和嘉兴市图书馆、嘉兴学院图书馆收藏。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两行斋集》和袁黄其他作品合在一起，而没有单独标出来，所以检索不到。后来又在孔网上看到有《两行斋集》旧书出售，作者为袁了凡，标价很高。但我不知此书中是否确有我所需要校对的二文，孔网上主人确认《两行斋集》确有此两篇。我让他拍照出示，但他不愿意拍出具体文章的内容，只拍了一目录页，而这一页又没有拍到两篇的题目。这就难免让人将信将疑了。该书的标价太高了（我怀疑这是《袁了凡集》一套书的价格），为了核对这两段引文而高价购入此书，性价比太低了。我只好另想办法。我先找到国家图书馆张波博士，她曾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后来到国图读博士并留下工作。张波博士帮我查询到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袁了凡先生两行斋集》，这应该是比较宝贵的原始文献，但若要阅读，则需要台湾地区的IP地址，才能在网上访问到全书的书影。这办理起来可能有点麻烦，至少需要时间。我急于找到更为快捷的途径。于是在微信上联系了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他是张伯伟教授的高足，一位非常年轻又成果丰富的文献学专家，对海外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尤其熟悉。他即回微信说：“我马上试试查一下美国和日本的藏书。”其实，此前我也请其他朋友查过海外图书馆，也许他们不擅于文献搜索，并没有什么收获。十分钟之后，即连续接到他的微信：“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两行斋集》刻本的胶卷，我待会儿写信给朋友，请他代为扫描您要的两篇文章。”这就是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藏本。他又微信道：“正好，我有一个南大的同事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部交流，我马上请他看一下，可以扫描下来。”“我请日本的朋友帮我拍到内阁文库所藏的《两行斋集》，版本与台湾所藏的一样。”很快，又收到他的微信：“美国的朋友刚才来信，寄来扫描好的《两行斋集》中的《情理论》和《奇货可居》两篇文章，皆见于该书卷一。原书为吴兴刘承干嘉业堂藏本，哈佛燕京所藏为缩微胶卷。朋友帮我将该书前的凡例和第一册的目录皆扫描下来了，您可以一并参考。日本内阁文库的藏本也在拍照之中，大概下周可以给我。”真没有想到，这本藏于中国的古籍，最终竟是转而从美国获得的，而且还这么神速。
核对也是一项遗憾的工作
《晚明小品研究》有一段引文，是周高起序卫泳《枕中秘》一书，他评论卫泳所选的小品：
亦儒亦墨，亦禅亦仙，既令人澹，复令人幽，既令人古，复令人艳，展卷掩卷之间，可以辟寒，可以消夏，可以坐隐，可以卧游，可补世说，可广闲情，倚枕北窗，南面王真不与易也。
这段话是晚明人论晚明小品的，故相当重要。可惜初版没有注清详细出处，现在又回想不了当初是从哪看到的。经过检索，当代学者最早引用这段话是香港波文书局1981年出版的陈少棠的《晚明小品论析》，这是作者的硕士论文。作者说明这段引文是转引自阿英的。所以，现在所能找到的周高起的卫泳《枕中秘》序一文的最早出处，是阿英在《明代笔记小话》之二《枕中秘》条中所引用的（附图二）。当然，我转引阿英的书籍也未尝不可，但这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心有不安。经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152册，收有《枕中秘》，该书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但此书卷首载冯梦龙《枕中秘跋语》，却未见“周高起序”。这让我非常困惑。阿英所看到的《枕中秘》，并没有注明何版本。他的引用，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可靠呢？
图二 阿英《枕中秘》
正在不解之时，忽然灵光一闪，何不在国家图书馆找找。于是，即通过微信找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张波博士，她收到微信后，马上检索，很快微信回复：“国家图书馆所藏《枕中秘》开篇即是周序，核对引文，文字无误。”“这篇序名为《枕中秘引》，但是好像少最后一页，没有署名，只有书口部位印了‘周叙’二字。”“国图所藏《枕中秘》仅此一种，四册，半叶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有朱笔批点，钤‘慎墨堂图书记’、‘赵氏开仲珍赏’等印。卷首即《枕中秘引》，共三叶，然全文未完，未见署名，惟版心上方刻‘周叙一’‘周叙二’‘周叙三’。次为《小草》，共七叶，陈组绶所作。再为《刻枕中秘致语》，共十四叶，卫泳作。《枕中秘语跋》二叶，冯梦龙作。《雪窗偶纪》二叶，卫澄作。然后是目录及正文。需注释之引文正好在这三页。”（附图三至六）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明刻本虽有所阙，但就所见到的来说，阿英所言“枕中秘序”，和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的卫泳《枕中秘》卷首题为《枕中秘引》的内容是一样的。遗憾的是，国图藏本只标“周叙”，此“周”不知是否就是阿英所说的周高起。国图所藏此明刻本此页有所阙，不知是否即阿英所见的版本。但阿英所见或为全本，该本在此文的篇末署名为周高起。阿英所见之本，不知藏于何所，他所见究竟是“枕中秘序”还是《枕中秘引》，并不可知。由于校对文献的时间所限，我不可能再花许多时间来寻找这书的全本，去考证“周叙”就是周高起所序了，只能仍采用阿英的说法。这当然是留有遗憾的权宜之策。严格地说，拙著所引周高起《枕中秘引》仍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图三 国图藏明刻本卫泳《枕中秘》卷首《枕中秘引》之一
图四 国图藏明刻本卫泳《枕中秘》卷首《枕中秘引》之二
图五 国图藏明刻本卫泳《枕中秘》卷首《枕中秘引》之三
图六 国图藏明刻本卫泳《枕中秘》卷首《枕中秘引》之四
以上几则若在文献学专家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而且拙著的修订本在文献上仍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对我来说，通过用微信方式来核对文献，倒是一次很有益和有趣的活动。回顾通过微信，请诸位朋友为《晚明小品研究》校书，颇有些感想。
苏东坡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他把写诗时记录灵感比喻为像追捕逃犯那样的十万火急。这个“追亡逋”的比喻实在太妙。文献的搜索核对，虽然谈不上像“追亡逋”那么重要，但往往也有“追亡逋”那样的复杂和急切。有时，为了核对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你必须动用各种资源，在国内甚至国际跨境搜索“追亡”。虽然，你知道“它”就在哪里，但你必须亲自见到它，一一核实。其实，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心力，一般读者是看不见的。尤其绝大多数核对的文献，最终只是证实引文无误，这看起来似乎是“无用功”，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这就像侦察机关破案，前期需要大量排查工作，绝大多数人最终证明是清白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人文学科研究通常是孤独的个体劳动，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逐渐变得需要有“团队”的配合。以前，为了一些文献问题，学者需要自己或派人到各大图书馆访书，时间、精力和经济的成本都很高，也不一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外出核查文献往往让人望而却步。现在不同了，开放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网络和微信时代，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将是一种常态。若能善用“朋友圈”的学术资源，就能在线得到即时、开放的众多帮助。除了友情无价，其他都是免费的。这本身就是朋友之间一个有趣、有益的感情交流过程。俗语说，出门靠朋友。现在的情况是，不想出门，更要靠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