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 | 一份音韵学初学笔记（上）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几位博、硕士研究生，在帮老师整理书籍资料时发现一本音韵学笔记。根据笔记本封面上的签名，他们找到我，提出归还它，但希望复制一份，并加以整理。我听说此事后很高兴，自然表示赞同。我觉得，一件心爱之物失而忽得，珍重它的最好方式是与人分享。这样一来，我便开始了和阎莎莎同学的合作：莎莎负责整理出一份Word本，期间同我做必要讨论；然后我校对，执笔写成此文。
这本笔记写于1988年6月2日至7月23日，51天，写了350页，平均每天7页，记录了我求学生涯中一段特殊的时光。那是我博士毕业、入教职仅一年半的时候，很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提升；机缘凑巧，得到一个进修音韵学的机会。我于是和三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语言学硕士，来到温州师范学院，向潘悟云先生求学。潘先生是我硕士阶段（复旦大学，1979—1982）的同班同学。尽管我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我早就知道，他有很深的语言学造诣。
1988年，这是多么美好的年份啊！我在学术上刚刚起步，中国学术也在再度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整个中国充满朝气。所以，我们很看重这份笔记。莎莎希望通过它，了解20世纪80年代人的学习状态，了解那时的音韵学入门方法；而我，则想通过它复习一门知识，并且重温自己的学术初心——在快要降落的时候看看最初的飞翔。
现在，且让我依照这份笔记，复原当年的学习过程。
6月1日-2日
我们是在1988年6月1日上午10：00，乘船到达温州的。潘先生为我们安排的住处是温州师院新校区的两间教室，很开阔，很安静。现在这里被称作学院路，是温州市的中心，繁华喧闹；而当时环绕它的却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我们放下行李便开始学习了：中午参观计算机房，下午背诵36字母、16摄、95韵和等韵图。这意味着，我们第一天就走进了音韵学最基础的技术环节——通过反复背诵，掌握唐宋人所建立的关于声母、韵母及其结构的各种分类术语。
次日开学，内容同样丰富：上午潘先生扼要讲授汉藏语研究概况、音韵学史、音韵学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学习计划，下午、晚上我们几位学生自学。讲课从神话语词（“飞廉”“蜚廉”等）和汉藏语诸民族语词（例如藏语、布依语“风”：rluŋ，lum，zum，rum等）的对应关系入手，讲到亚洲的各种音系。音韵学史则讲晚清以来的几种学术形态：在章、黄以后有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瑞典，1889—1978），高本汉以后逐渐建立起历史形态学。至于我们这次进修，则安排四项内容：其一学习中古切韵系统，其二了解唐五代西北方音，其三构拟上古音并学习藏语，其四学会用dbaseⅢ语言编写程序。关于课后阅读，书目有《颜氏家训·音辞篇注》和陆法言的《切韵序》《经典释文序》，以及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邵荣芬《切韵研究》、周法高《切韵研究》。书很多，如何阅读呢？潘先生提出围绕五个问题：
1. 参加切韵讨论的有哪八个人？他们的郡望、里居为何？各自说什么方言？有何根据？
2. “支脂鱼虞共为一韵”，这种批评针对哪种方言？
3. 如何认识《切韵序》“秦陇则去声为入”一语。
4. 结合颜之推《音辞篇》，评论“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5. 回答：陆法言作切韵，有没有审音标准？如果有，是什么？
这一天学习强度很高，我获得的知识可称“爆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一文。作为史学家，陈先生重视语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切韵》性质与颜之推、陆法言等八位编写者之身份的关系，其书同此前诸家韵书、字书的关系。根据这三种关系，他判断，《切韵》的语音系统并不属于当时某地（例如长安）行用之方言，而属“东晋以前之洛阳旧音”，即讽诵语言（文读）之读音。这篇文章，不仅让我接触到《切韵》的本质，而且了解了一条语言学研究的途径——同史学相结合的途径。
6月3日-18日
接下来，是这次学习的第一阶段：通过《切韵》掌握中古音系。从6月3日到6月18日，共费16天时间，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4天，学习和讨论切韵的性质，包括切韵和广韵的关系、切韵制订者的审音标准、切韵同各地方言的关系。期间重点阅读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李荣《切韵音系》、罗常培《知澈澄娘音值考》和董同龢《汉语音韵学》。
第二步6天，学习和讨论中古音系的声母。内容有：关于切韵声母的各家观点，关于切韵声母的研究方法，中古音声母和现代方言的对应规则。期间我做了三项重要练习：
一是记录中古音同普通话声母对应中的不规则字，编制中古音同北京话对应规律表；
二是考察中古清浊音及其与赣方言的对应规律，编制清音对照、浊音对照两份表格；
三是利用计算机软件，制作赣方言同音字表。赣方言是我的母语,通过练习，它成为我和中古音之间的感情桥梁。
考察谐声关系，事实上是在考察中古音的上古底层。这样一来，我们在6月19日，端午节翌日，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二阶段——学习上古音的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7月3日，共24天。其内容主要是理解上古韵部：
第一步，了解藏文字母，并通过谐声声符初步认识上古韵部。为此，将三千基本字逐字填入所属韵部表，表中注明“开口”“合口”“等”等要素。
第二步，据以上各表，概括各韵部字的规则，尝试拟音。比如通过“之职蒸”部的归字，注意到上古“之”“幽”二部大量谐声。如果进一步联系六朝、隋唐时期诗人以“之”“脂”通叶的习惯，以及字书谐声系列、反切系列中“之”“脂”不分的情况，那么可以判断，上古“之”部应拟音为ɯ。
第三步，利用谐声资料、对转资料和韵系框架，分析各部中的典型字，理解上古的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比如侯韵有叟、傁、瞍、
（一） 叟字的谐声系列都在幽部，叶韵之字亦属幽部；
（二） 在汉代典籍中，叟谐声系列字（比如搜）只同尤韵通假，不同侯韵通假；
（三）《诗·生民》揄、蹂、叟叶韵，刘向《九叹·忧苦》受、廋叶韵，张衡《东京赋》疚、酒、叟、寿叶韵。
在以上这个阶段，我们用大量时间做了“归字考”的练习。这其实是对郑张尚芳、潘悟云两位先生工作的重复。我们像郑张先生那样，对沈兼士《广韵声系》全部947个谐声系列进行了全面分析，逐字核对《汉语大字典》，辨析出《广韵》所收上古字；在此基础上，理解了上古音复声母构拟体系。我们也像潘先生那样，模仿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把《说文解字》9000字逐一填进分类框架，由此理解了上古的六元音系统。即以下这个系统：
7月4日-
7月4日，我们的学习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构拟汉语音系的阶段。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理解现代方言语音现象的形成，理解历史上的语音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理解关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在这一阶段，我们认真学习藏语。大量证据证明，汉藏两种语言具有同源关系（比如它们的基础词汇有大量相同），是进行历史比较的重要对象。当时，我们正好买到了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于是充分利用这部辞典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阶段的学习也可以分三步：
第一步，了解古藏语的韵母系统，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韵部。
第二步，从7月7日起，考察汉藏语系的复辅音，包括考察复辅音向单辅音的变化、藏语复辅音、章昌禅母复辅音、精庄组复辅音等，构拟上古音的声母。
第三步，从7月14日到15日，讨论汉语声调与上古音韵尾的关系，建立对于上古汉语形态的认识。从技术上看，我们通过反复练习，达到可以熟练构拟上古音的程度；而从理论上看，重点建立了以下三个认识：
其一是关于上古汉语形态的认识。所谓形态，也就是语法意义在词汇形式上的表现。现代汉语的形态很贫乏，但藏语不是这样：直到7至9世纪，藏文还有丰富的形态。由于上古汉语与藏语同源，比藏文时代更早，因此推测，上古汉语有丰富的形态。比如在上古汉语中，同一个词，其表自动与表使动，会表现为定母、以母与透母、书母的交替；究其实质，则是浊声母与清声母的交替。“施”字就是这样：如果读以母去声（*lals），它便表自动；如果读书母去声（*lals），它便表使动。这种自动词浊声母、使动词清声母的情况，正好同缅彝语一致。
其二关于复辅音。复辅音即多个辅音的结合，多见于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中与汉语同源的词汇。汉语中也有复辅音的遗迹，比如一个谐声偏旁可以同时代表两个有截然不同的声母的音节。另外在上古汉语中，有类似于藏文前置字母的现象，比如《诗经·文王》“无念尔祖”的“无”，《诗经·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中的“不”，都没有词汇意义，而只有语法功能。类似的情况还有：马蜩、马荔、马陆、马蚿、马蚰、马
其三关于声调。声调是指用来区别意义的声音变化，主要有长短变化和调形上的升降变化。汉语有声调；而且在各地方言中，调值变化很复杂。与之相反，现在的藏语没有声调。据此推断，汉语声调也是在上古晚期才产生的。现在，语言学家初步认为中古平声是中平调或低平调，去声是高降调或低降调，入声是高促调或短促调；相比起来，仄声较短，最短的是上声，带喉塞韵尾。若同藏语、缅语、古汉越语等亲缘语相比较，则可判断，声调实质上是对语素音节的简化，来源于不同的韵尾。比如汉语入声来源于*-k、*-t、*-p等韵尾；上声来源于*-q韵尾，或稍晚的*-ʔ韵尾；汉语去声来源于*-s韵尾（-s尾一度变成-h尾，-h尾的发声态引起调值下降，产生去声）。从时间上看，汉语语素结构的简化发生在汉代以后，接着产生四声，又因声母的清浊分化为八个调，四声八调遂成为汉语方言最典型的系统。从形态上看，声调的产生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以-ʔ、-s韵尾作为区别性特征的阶段，二是出现紧喉、气嗓音等发声态特征的阶段，三是韵尾消失而以声调作为区别性特征的阶段。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的学习紧张充实，收获也很显著。每天在食堂午饭或晚饭，我们总是坐在一起，谈点轻松的话题，但内容并不离开音韵学。通常会做一个拟音的游戏，即第一人出题，拈出一个汉字，第二人须说出它在中古所属的声部和韵部，第三人须说出它在上古所属的声部和韵部，第四人须总结出它的中古音和上古音。我们为汉语常用字都拟了音，比如“王小盾”三字的上古音拟为wa Seu ’lun。有一天由潘先生出题，他拈出一个“啤”字，大家也按并母、支韵、平声四等煞有介事地拟出两个音来。未料潘先生大笑，说：“你们都错了。20世纪以前没有这个字。它来源于德语bier。”这个故事其实有警醒的意味，说明拟音是一件未脱离主观性因而有其局限的事情。
我还记得，在以上三个阶段之外，我们另外学了许多知识。比如从7月18日到19日，重点考察唐五代西北方音，考察它和切韵系统的异同；7月20日讲反切，次日讲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规律；到22日，则进行总结讨论。关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讨论了8个问题，即
1. 韵尾的演变；
2. 元音的演变；
3. 介音和声母的演变；
4. 轻唇化；
5. 腭化；
6. i介音的失落；
7. i韵尾的失落；
8. 元音的后高化。
在最后一天的总结课上，又补充讨论了7个问题，即
1. 清化和腭化的步骤是否一致？在方言中有哪些声母腭化？
2. 在汉语诸方言中是否有鼻音声母带同部位浊塞音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语言史上是哪个阶段的现象？
3.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梗、宕两摄元音异化，韵尾失落，是否说明这种方言演变得比北方话更快？
4.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鱼部如何演变？
5. 是否存在音段脱落而对周围音段毫无影响的情况？
6. 音变是无限的吗？音变规律如何形式化？
7. 轻唇化开始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等等。
这些讨论引起我们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一是共时现象与历时变化之关系的问题，其二是当前方言现象与古代方言现象之关系的问题，其三是人类所感知的元音范围的问题，其四是语言变化的音系条件（社会条件）与语音条件（生理条件）之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代表了学术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