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工运】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二）

中国工会史是中国近现代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工人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历史华章。

即日起，我们为您带来长篇小说连载《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让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工运史。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上）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的阶级力量诞生了，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是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和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

工人阶级是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物，随着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外资企业、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的产生发展，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据统计，从184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大约有产业工人十万余人，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产业工人已增加到一百万人，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全国产业工人约二百六十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生的阶级已经产生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同的特点——即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和组织纪律性之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其一，它早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而生，因而与资产阶级相比，资格更老；其二，由于深受帝国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因而革命最坚决彻底；其三，产业工人集中分布在大中城市与工业区，十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其四，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源于农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极易结成坚强的联盟。

如同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境遇一般，中国的工人阶级可谓出生在苦难的血泊之中。

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压迫，他们侵略中国，本来就不是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只是企图让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最早的产业工人，多集中于纺织、矿业、铁路、制造等几个行业。由于外国资本的残酷压榨，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中国工人受到的压迫也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甚。

有关史料对上海丝厂的报道称：“丝厂开工过早，天未破晓，即汽笛呜呜，催人上工。缫丝工人路远者，往往三更即起，披星戴月而奔。七时上工，晚六时始散，全日工作时间往往十二小时之多。日未出而作，日既末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

他们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上海缫丝业“女工和童工，非常熟练地不使她们的手浸入水中，然而她们的手仍然脱皮并烫伤，因为指头一定有必要不断地泡在水里。这时，中国的女监工也经常往返梭巡，对效率低或者假设是偷懒的童工，不时把她的小手放在沸腾的锅里加以惩罚。大部分童工都是这么小的女孩，有些简直还是女婴，小脸被长期的热雾熏得发白，细弱的躯体，甚至在冬天都经常为汗水浸湿”。

天津裕元纱厂工人，把自己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编成了歌谣：“天津卫，城东南，有个纱厂叫裕元。男女工人好几千，昼夜分成两个班。又加点来又加班，昼夜不停连轴转。白天不得吃，晚上不得眠。一天挣不了几角钱。”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与纺织工人相比，煤矿工人的生活，更是在地狱之中。

有人曾在报上写出唐山的煤矿所见情景：

“井下的煤，用人工挖，用马车运，要是塌的时候，外国工师一定问伤马了没有？至于人的死活，他们不很注意，因为死一马价值百八十元；死一工人，仅出抚恤四十元，工人的生命，比牛马还贱几倍！”

挖煤的苦工冒偌大危险，挣到的工钱却很少。矿工工作时间虽名为八小时，实则十六小时，因为工人必须加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因此有矿工悲愤地说：“我们不过是披着人皮的牲口。”

云南个旧县，数百年来以产锡名世，许多资本家趁势开采，赚了大钱。但是矿工的惨状比煤矿有过之而无不及。工头去乡下招工时，对老实的农民说，在矿上“吃的是三味饭，住的是千滴房，盖的是丝窝被，喝的是玻璃汤。”等工人到了矿上才发现，所谓“三味饭”，是谷子、稗子、沙子一起煮的饭，“千滴房”是到处漏雨的破茅草房，“丝窝被”就是烂稻草，“玻璃汤”就是池塘里的臭水。

在山西煤矿，窑神爷是小煤窑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关于窑神爷有很多的传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窑神爷名叫刘赞雄，是春秋战国时的一员武将，他长着蓝色的脸，红色的胡子，脾气暴躁，勇猛异常，有一次，刘赞雄跟伍子胥作战，被伍子胥一鞭打下马来，无路可走，只好一头钻进山里，当上了窑神爷。人们还说，窑神爷钻山的时候，是从前山钻到后山的，所以大同煤矿前山的煤层薄，后山的煤层厚。

在小煤窑，窑主利用窑神爷麻醉工人的思想，束缚工人的行为，好多窑规是借助窑神爷的名义规定的。小窑的作息时间是从鸡叫下窑，到掌灯收窑。窑主说，窑神爷只准自己人刨煤、背煤，你鸡叫就下去了、天黑才上来，窑神爷看你整天都在窑下，将你认作自己人，就准许你刨煤、背煤，如果你下晚了、上早了，窑神爷认为你是外人，就要害你，你就会出事故。

这里的小煤窑还有一些奇葩窑规，如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照规矩得吃大豆。窑主发给每个工人一把大豆，你吃了他的大豆，就得给他干到底，否则就犯了“窑规”。窑主对工人施以刑罚，同样借助窑神爷的权威。工人犯了“窑规”，轻则脖子上围草绳，到窑神庙磕头认罪，重则要到窑神庙“领牲”，即由工人买一头活羊去祭窑神爷，或是把工人捆到窑神庙前用皮条抽打。但是，窑神爷的窑规到底都有哪些，实际上并没有一定，是随窑主任意说的，窑神爷实质上是窑主手中一条用来捆绑工人的看不见的绳索。

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工人早期自发的反抗，同样借助窑神的名义。窑工们受不了窑主剥削和压迫，就从这个小窑跑到另一个小窑。这种偷跑，工人们说也是窑神爷留下的规矩，因为窑神爷是被伍子胥赶得走投无路才跑到山里去的，窑神爷可以跑，窑工同样可以跑。所以，工人偷跑窑主可以去寻，寻回来也不能打骂。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又能跑到哪里去？

在煤炭的销售旺季，买煤的车马挤满了窑口，窑主加强了对工人的压榨，以出更多的煤、赚更多的钱。工人们在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罢工，叫“罢窑”，窑主如果过分刻毒，工人们就联合起来把窑捣毁，这叫“喝炸药”。对此，工人们也将之称为窑神爷留下的规矩——在这里，已经有了早期团结罢工斗争的萌芽。

工人们的反抗，不出意料地会受到官府镇压。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通过各种反动措施打击新兴的工人阶级。在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1907年和1908年），清廷制定的新《刑律》和《结社集会律》，都严禁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大清矿务章程》中更进一步规定，“借端罢工要挟者”“交由地方官惩办”。朝廷甚至把官府才能行使的刑罚权交给工厂主，准许矿场设置枷、笞二刑，直接镇压工人的反抗。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了“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权利，但实际上却是一纸空文。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不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反而受到限制。1912年3月公布的《暂行新刑律》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聚众为强暴胁迫或为首者，依第164至167条（骚乱罪）之例处断。”

与纺织、矿山相比，铁路、机械、军工等行业，工人生产条件略好一些，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并不稍轻。为了管理工人，资本家还在厂里设立警察，甚至派驻军队弹压。

如果不进工厂做工，只是在街头出卖自己劳动力，又当如何？他们虽然免除了地狱般的工作环境，却逃不脱牛马般的命运。陈潭秋（化名刘云生）在《新青年》第8卷1号描述的汉口苦力生活状况可见一斑。

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今就其在江岸一隅者之情状记之。

此类苦力皆非人家所雇请者，来去自由，散漫无常，且无头目照管，乃毫无统系。上自龙王庙，下迄洋火厂，有四千余人，游行靡定。内有一部分专守候各轮船码头，计招商局及周家巷有二百人，太古码头有二百一二十人，怡和码头有二百二三十人，日清宁绍两公司有六百人，鸿安公司亦有一百四五十人。此辈无论晴雨，皆株守一隅，决不他去，晴天忙时，自不拘此数，作工时间甚不一致，有力壮者终日背负，一日尚能得钱千元。余则数百文数十文不等。得钱即往围赌，资尽复去力驮，不留隔日粮。饥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蓬头，冬以破袋一只覆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破草席一截围其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

读过邓中夏此文，再听当今某知名相声演员口吐莲花地描述民国年间搬运工人“干一天活，泡一个澡，喝一壶高沫，听一段相声”的“幸福生活”，直让人有山川异域，信口雌黄，当惊世界殊的不胜今昔之感。

来       源：劳动午报
责任编辑：毕    燕  校       对：吕六花编       审：黄    敏 投稿邮箱：[e-mail]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