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论】无人机会引发新一轮军事变革吗
美国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11月22日发表了丹•盖蒂格尔的文章：Are Drones Revolutionary?。文章首先介绍了“军事变革”理论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然后介绍了“军事变革”理论在美军的应用，最后评估了“军事变革”理论与无人机、互联网之间的关系。文章编译如下：
2013年10月下旬，关于五角大楼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即将成为“扣押”牺牲品的谣言开始在华盛顿到处流传。净评估办公室是军方的战略智库，该组织试图设想未来的威胁，以及20年或30年后的作战环境将是什么样子。1973年，尼克松总统组建了净评估办公室，自那时开始，安德鲁•W•马歇尔（Andrew W. Marshall）一直是净评估办公室的领导人。安德鲁•W•马歇尔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是一位著名的神秘人物，92岁的马歇尔被称为五角大楼的“尤达”（Yoda，《星球大战》系列中的重要角色）或“首席未来畅想家”。2003年，马歇尔接受了《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采访，他在接受采访时预测，作为“军事变革”（revolutioninmilitary affairs，RMA）极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理论的组成部分，无人机将会崛起。许多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关于“军事变革”的有效性议争论不休，他们认为这只会导致更加昂贵的投资以及发展不必要的武器装备。随着网络战和无人机的发展，“军事变革”理论仍然适用，尽管不见得是最初设想的方式。
“军事变革”理论强调技术在打赢战争中的作用。该理论指出，新的技术能力结合经过改良的军事战术，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新系统，这将导致一场革命的出现。新技术和新战术的结合将转化以前的技术和过时的战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军事变革”范例是德国的闪电战。由于改进了无线电通信和内燃机，所以德军能够成功地运用多兵种合成战术，凭借这一战术，德国国防军在1940年成功地占领了西欧大部分地区。
80年代初，苏联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Ogarkov）撰写的一篇论文，奠定了“军事变革”理论的基础。奥加尔科夫从1977年至1984年担任苏军总参谋长，他一直担心美国在计算机和微处理器方面的进步将重整战场并使西方军队远远领先于苏联军队。他尤其担心美国在精确制导弹药（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PGMs）、激光或无线电制导弹药方面的投资，他害怕这些武器会使苏军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集结失去作用。精确制导弹药的研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越南战争期间进行了测试。1970年，在微处理器面世两年之前，美国陆军上将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Westmoreland）在提交国会的一份声明中描述了这一愿景：
“在未来的战场上，通过使用数据链路、计算机辅助情报评估，以及自动化火力控制，敌人的部队几乎会在瞬间被定位、跟踪和瞄准……我确信美国人民希望国家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欢迎和赞赏这些尽可能取代士兵和机器的发展。”（摘自1970年的国会纪录）。
当安德鲁•马歇尔重新研究80年代中期的苏联军事文献时，他马上接受了奥加尔科夫的思想。马歇尔指示净评估办公室，要考虑历史上技术进步的节点——例如，双轮战车或长弓——所带来的类似变化。例如，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英国大量使用长弓手加速了封建战争即将来临的消亡。这不是因为长弓是一种奇妙的有效武器，而是因为军队的编制方式有利于那些不拘于封建作战条框的大批士兵。马歇尔的弟子安德鲁•克雷皮内维（Andrew Krepinevich）将弓箭手与下马重骑兵的整合称为“步兵革命”。受到技术可能会推动战争方式进行广泛变化思想的启迪，马歇尔写下了将在未来二十年影响美国军队的理论。
计算机技术在20世纪后期的进步，确保具备防区外能力的部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以同样的方式，长弓导致了铁甲骑士的没落，马歇尔预计，诸如巡航导弹、远程轰炸机和精确制导弹药之类的武器将胜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装甲和步兵部队。马歇尔的“军事变革”理论设想一支基于技术优势平台的军队，在战场上用更少的地面部队遂行任务，并且可以从越来越远的距离赢得这场战争。自从激光制导炸弹首次投入越南战场，美国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投入了巨资。1990年，精确制导武器是最受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欢迎的工具，美军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拉克、苏丹和阿富汗境内的目标。无人机是一种“防区外”武器，是远程精确打击和侦察最完美的化身。150年前，拿破仑时代为现代军事架构树立了标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人认为，马歇尔的“军事变革”预测了一次来自大规模动员时代的历史性出发。
第一次海湾战争验证了马歇尔的论点。在这场为期45天的战争中，号称非常强大的伊拉克军队被盟国以极小的代价击溃。盟军的空中力量成为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英雄。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空战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不同，1991年的空战是以精确弹药、隐形飞机和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为特色。马歇尔和克雷皮内维奇认为，这三种技术相结合，以及它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体现了信息时代带给军事的深刻变化。“海湾战争可能被视为前体战争，是体现了新兴技术和新的军事系统的革命性潜力，”克雷皮内维奇在他1994年的论文《从骑兵到电脑：军事革命的模式》（Cavalry toComputer;The Pattern of Military Revolutions）中写道。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国验证了许多人崇尚的新兴作战模式，那就是将使用技术先进的平台攻击有价值的敌方目标，作为强迫反对派投降的一种手段。
然而，在12年后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第一次海湾战争验证的“军事变革”理论受到了质疑。反对“军事变革”者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重新将美军塑造成一支高度机动和精确打击部队的努力，导致部队面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时毫无准备。彼得•博伊尔（Peter J. Boyle）于2006年在《纽约人》杂志（The New Yorker）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拉姆斯菲尔德迷恋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愿景，通过改革以组建一支“更轻装备，更灵活，更容易发挥作用的部队，这支部队将能够利用新技术在很远的距离投射杀伤力。”在整个90年代，军方继续按照冷战模式建设军队，尽管布什政府中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过时的。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称，“布什是‘军事变革’理论的坚定信仰者，他早在1999年就宣布‘军事变革’是一个优先事项……”不过，拉姆斯菲尔德通过改革所组建的部队将被证明不适合平叛战争。这支部队太专注于闪电战的“震慑”，而忽略了在伊拉克即将出现旷日持久拉锯战的可能性。由于拉姆斯菲尔德拒绝承认伊拉克局势处于不利地位，并通过增加部署在伊拉克部队的人数拒绝认罪，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其后果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失去了控制的叛乱；更多的士兵返回了战场；伊拉克由于美国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管理不善遭到了破坏。
“看一下在10年或20年前，什么是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想象，今天你可以用较少的数量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因为现在的杀伤力远远大于从前，”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10月宣布军队的新方向时称。
伊拉克的局势证实了过于相信“军事变革”理论的危险性。平叛成功更多的是依赖大量部署兵力，而不是依靠先进的隐形轰炸机。然而，正如伊拉克战争似乎增强了对于“军事变革”的反对一样，它也见证了许多新技术的引入对于现代美国军队架构的影响。机器人以及无人驾驶系统的扩散使笔者以及记者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相信“军事变革”的有效性。辛格在《在线性战争中：二十一世纪的机器人革命与冲突》（In Wired for War:The Robotics Revolution and Conflict inthe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称，网络中心战的诞生以及集成机器人大规模进入美国军队，已经使军事组织产生了大规模转型的潜力。不过，他承认，就像网络中心战的支持者——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William Owens）和海军上将亚瑟•塞布罗夫斯基（ArthurCebrowski）——所声称的那样，它们在战场上还不成熟。虽然认为新技术的辉煌将彻底改变战争的方式也许是有点草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人驾驶飞机正在军队中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
关于“军事变革”理论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供选择，但它不在于投资于先进的军事平台，而是让特定冲突中的参与者利用新技术。在《我在任务中的责任：回忆录》（In My Share of the Task:A Memoir）一书中，退休将军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介绍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特种作战部队是如何从专门从事动能行动转变成情报收集者和分析师的。麦克里斯特尔写道：“他们通过学习像分析师一样思考以及获取有关敌人的大量情报成为更好的作战人员。”通过横向网络，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层面来学习操作，特种部队能够更有效地摧毁叛乱分子的网络。诸如无人驾驶飞机之类的智能平台，被纳入战斗方式变革，这是由地面上的士兵而不是严格的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结构和作战调整。
战争正在越来越多地远距离进行，这不能仅归因于无人驾驶飞机。在互联网时代，全球联网的连通性允许一个与特定冲突没有明显联系的平民远程参与并影响当场发生的事件。在利比亚内战期间，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平民设立媒体、通过推特（Twitter）协调行动、组织救援车队、编写阿拉伯语武器手册以及更多的行动提供了支持。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冲突中，来自匿名组织的国际激进主义分子也通过攻击突尼斯和埃及的虚拟网络发挥了的作用。兰德公司分析师大卫•朗斐德（David Ronfeldt）、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格雷厄姆•E•富勒（Graham E. Fuller）和梅丽莎•富勒（Melissa Fuller）在1998年发布的题为《墨西哥的萨帕塔社会网络》（The Zapatista Social Netwar in Mexico）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网络的兴起，每一个节点都连接到其他所有节点，这意味着力量已经转移到非国家行为者手中，与传统的、分层次的国家行为者相比，他们能够更容易地组织一个蔓延多组织的网络。”互联网正在促进冲突地域界限的崩溃，导致了全球参与的发生。
这些变化中的关键词是“网络”。士兵们和平民都正在以挑战传统军事和战场架构的方式进行调整。通过一些技术的扩散，远程访问正在得到普及，例如，远程通信。同样可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与军事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将进入到复杂的无人平台。对于这个所谓的“革命”，这是很有诱惑力的，虽然它与以技术为中心的“军事变革”理论关系不大。如果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大规模动员所导致的社会和军事动乱，那么自从坦克或者机枪被纳入现有的战术模式以来，它们对于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小。军事革命不能被限制在一些新的飞机类型的开发。“军事变革”与其强调技术的作用，还不如优先发展个人介入以及战争内部系统化的方式。
“为了部署这种均衡的能力，延长一个人的持剑臂不再足够，这是一种动员……需要扩展到最深的骨髓以及最末梢的神经，”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nger）写道。
恩斯特•荣格尔在他1930年发表的文章《全面动员》（Total Mobilization）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意义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紧紧抓住民族主义热情，整个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为战争努力而动员，确保生产出数量以前无法想象的战争物资。对于荣格尔来说，战争的彻底变化不是引进坦克或机枪，而是呼吁整个社会为战争而努力。军事革命在本世纪可能会验证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预言，他在1970年撰写的《文化是我们的权利》（Culture is our Business）一书中写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游击队的信息化战争，军人和平民的参与无法分割。”诸如西班牙的#15M（民主抗议活动）以及利比亚的#OpLibya（抗议利比亚政府）之类的推特行动，以及广泛采用无人驾驶技术，都暗示了战争性质的转变，虽然称其为革命还为时过早。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吴新建编译自美国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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