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美国第三个“抵消”战略首任接棒者：准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本文由《军事文摘》授权发表，刊载于《军事文摘》2015年第2期（目录见文后）。
资深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近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的作者斯蒂文森认为，美国国防部长有4项主要工作：一是五角大楼和军队的管理者；二是总统的顾问；三是战争策划者（国防部长通常都会面临战争）；四是针对盟友和敌手的外交官。合格的国防部长必须胜任2项以上的工作，但很少有人能做得到。自1947年国防部成立以来，共有24人担任过国防部长，只有将近一半的人任期超过18个月。诸多人在离任时都倍感沮丧和失望，只有少数人在任期内赢得尊重和名誉。一名观察家将国防部长的职位称为“政治野心的坟墓”。新获提名的美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
2014年11月24日，在奥巴马的陪同下，哈格尔在白宫发表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声明
麻烦解决者还是政治过渡品
在新任国防部长提名仪式上，奥巴马提出了对阿什顿·卡特的期待：以“精确巧妙”的决策，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包括：美军在阿富汗任务的转型，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抗击埃博拉，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网络空间能力等。
大部分观察家的看法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将要面临诸多麻烦，不仅包括应对奥巴马提出的上述安全威胁，同样还要面临与奥巴马安全事务小圈子意见不合的挑战，不符合奥巴马意图的帕内塔与哈格尔黯然收场已成为前车之鉴。卡特本人并非候选人中的首选者。虽然一些分析人员认为卡特的确是适当人选，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员认为卡特不能解决好前任未能解决的麻烦，对某些领域更是不熟悉。还有分析人员指出，奥巴马的任期只剩两年，如果下届总统由共和党人当选，卡特势必难以跨政府继续任职，无法有所建树，从而沦为政治过渡品。
纵观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国防部长，他们上任时基本都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问题，也不存在万事精通的国防部长，但这并没有阻碍其中的几位佼佼者取得良好的政绩，更有优秀者推行和传承了奠定美军战斗力根本优势的“抵消”战略。同样，对于卡特来说，无论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内外各种复杂问题，都不会妨碍他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第三个“抵消”战略的首任接棒者与强力推动者。
2014年12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奥巴马与阿什顿·卡特出席新防长提名会
第三个“抵消”战略的首位接棒者
在持续十多年的中东反恐战场上，美军已耗资巨大，难以干净利索地抽身，近年来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国防预算大幅削减。面对中国及俄罗斯日渐赶上的军事技术实力，为了更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针对潜在对手重新占领新的军事技术制高点，奥巴马军事当局与美国战略研究界推出了第三个“抵消”战略。
第三个“抵消”战略是继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核优势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的以推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抵消”战略之后的新“抵消”战略。前两个战略都是通过利用美军的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来“抵消”苏联在常规力量上的数量优势。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核心是维持美军在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对手正在开发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 AD）武器和理论。
国防部负责工业政策的前副部长帮办、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比尔·格林沃尔特认为，正如前两个“抵消”战略一样，第三个“抵消”战略同样设计成为延续数界政府的战略。但与前两个不同的是，第三个“抵消”战略的紧迫性更强。第二个“抵消”战略耗费了15年以上的时间才实现目标，而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时间单位要以15个月为单位。其原因正如罗伯特·沃克所指出的，中俄等潜在对手的技术实力不断增强，其追赶美国新军事技术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因此，既然第三个“抵消”战略是延续数界政府的战略，且紧迫性更强，那么接手第三个“抵消”战略第一棒的新任国防部长则显得至关重要，一旦其无法推动该战略，则对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造成的时间损耗代价十分重大。推动该战略成为新任国防部长必须能够承担的任务，卡特能否承担这个重任？
“抵消”战略的继承者和推动者
外界评判卡特履新国防部长的不足之处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卡特与哈格尔以及过去30年里的其他历任国防部长不同，他从未在军队或国会里任过职，属于破例提拔。上一位像卡特这样在军界和政界都没有工作经验的国防部长是1977~1981年领导五角大楼的哈罗德·布朗，吉米·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无独有偶的是，哈罗德·布朗正是第二个“抵消”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事实上，卡特与30多年前第二个“抵消”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们有着诸多相似性和交集，其战略思想有着清晰的一脉相承性，这一点尚为人所不察。其中，对卡特影响尤其深刻的是第二个“抵消”战略的舵手、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国防部任职时，卡特担任过佩里的下属和助手，不在国防部任职时，两人曾共同运营战略与防务类的公司和学术项目，以及承担政府任务。两人还曾共同发表战略研究专著，经常联合发表文章。
威廉·佩里，1994年2月3日-1997年1月24日担任美国第19任国防部长。他对卡特影响颇深
沃克在《迈向新“抵消”战略》报告中指出，第二个“抵消”战略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机构支持的重要性。虽然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多项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白宫政府和国会的持续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展开。
由此可见，“抵消”战略的成功实施涉及到跨领域、跨机构的专长与协调，这也必然要求“抵消”战略的推动者—国防部长有着多样化的专长与资源，包括优异的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丰富的国防部任职经历、卓越的战略和政策研究与执行能力、优秀的军事预算与国防采购平衡能力，以及相关机构广泛的支持等等，这些素质也的确综合体现在哈罗德·布朗和威廉·佩里这两位前任国防部长身上，使其成为美国军事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卡特与这二者进行比较与联系，就能构建出一个合格的“抵消”战略推动者的轮廓。
优异的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
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对于以军事技术采购为核心的“抵消”战略的理解和执行十分必要。
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时不满22岁。先后在大学和政府机构进行过原子能、导弹和核聚变炸弹等研究工作，是美国著名“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的得意门生，被列为对美国核武器发展具有重要最大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匈牙利裔美籍物理学家“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
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拥有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大学和国防实验机构任职。佩里是研制尖端武器的专家，以“隐形技术之父”闻名。佩里还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也是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结束国防部长任期后，佩里还担任过全球技术伙伴公司的主席。
卡特197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和中世纪历史两个学士学位。此后，卡特作为著名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并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还担任过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以及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实验研究助理。1987年，卡特被美国青年商会评为“全美十大杰出青年。”卡特还在迈特公司、Mitretek系统公司、麻省理工大学林肯实验室、德雷柏试验室等科技或军工机构担任过职位。卡特也是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曾是美国物理协会成员。卡特曾经在佩里担任主席的全球技术伙伴公司担任高级合伙人，还曾是高盛集团全球事务方面的顾问。
丰富的国防部任职经历
布朗1961年进入国防部工作，起初担任核武器研制的国防研究与工程处处长。1965年，升任空军部部长。1969年，重返学术界，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院长，同时受尼克松总统邀请，出任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1977年1月~1981年1月，布朗担任卡特政府国防部长，是美国第一个由科学家担任的国防部长。
佩里1977~1981年间在卡特政府时期任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武器系统采购与研发。1994年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后接替辞职的阿斯平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任职时间为1994~1997年。
卡特1981年成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文职分析人员，研究领域为导弹防御和核武器与核战略，这是其首次结缘国防部。1993~1996年，卡特出任克林顿政府关于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在成为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之前，卡特在2009~2011年期间担任国防部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部长。2011年11月，他入选《新共和》杂志评选的“全美最有权势人物”。奥巴马称卡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11任国防部长手下工作过。“卡特是一名创新者，帮助创建了在世界各地拆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减少核恐怖威胁的项目；卡特是一名改革者，他对国防部了如指掌。”自从卡特进入国家安全领域，他被数次授予国防部最高奖励，即国防部杰出服务奖章；由于其对情报事业的贡献，他还获得过国防情报奖章；此外，卡特还获得过参联会及参联会主席授予的联合杰出服务奖章。
卡特在国防部积累了强大的管理能力和官场技能。美国网络杂志《政治周报》称，卡特通常是“屋子里最聪明的那个人”，他才华横溢，发奋图强，是一名政策专家，同样擅长管理官僚事务。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朱莉安娜·史密斯说，“他的情商比智商高得多，而且卡特绝不是什么书呆子，他的官场技能远强于哈格尔。”一名前国防部助理表示，卡特要求开会必须有明确的决定和执行方案，如果有人没能好好落实，那他的麻烦就大了。
2011年盖茨退休时，卡特曾游说白宫，希望得到“提拔”任该职
卡特不仅在国防部内任职游刃有余，本人更是雄心勃勃。在2011年盖茨退休时，卡特就游说过白宫，希望能得到“提拔”，成为国防部长，但最后只是升为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其作为国防部二号人物，是管理每年6000亿资金、240万文职和军人、全球所有作战行动的首席运营官。
奥巴马在2012年同意帕内塔的请辞后选择新的国防部长时，卡特再次游说白宫，华盛顿国防政策圈子里也有不少人写文章给他造势，但奥巴马最终选了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哈格尔。哈格尔请辞后，卡特终于获得国防部长正式提名，即将“修成正果”。
帕内塔从国防部长职位辞职时，卡特再一次游说白宫，欲获得该职
卓越的战略和政策研究与执行能力
佩里1989年曾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主任，离职国防部长之后任核风险裁减组织以及预防性国防计划的联合主任。预防性国防计划主要是预防针对美国的新威胁的出现，设计和推动安全政策，其深刻影响了卡特。
卡特也曾是预防性国防计划的联合主任。1993年，卡特出任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从此踏上从政道路。1997年，他进入国防政策委员会，并和前中情局长约翰·多伊奇共同组织了“灾难性恐怖主义研究小组”，发出了“必须更加关注恐怖主义威胁”的预警，这在2001年“9·11”事件后被认为“极富先见之明”。1998~2000年，他担任佩里朝鲜政策评估事务的副手，并与之共赴平壤；2001~2002年，他担任国家科学院反恐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并参与国土安全部成立的咨询工作。
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卡特虽职位不高，但责任重大。在国防部里，他的职责包括防止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核查美国武器出口，监督美国核武器和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应对苏联解体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失”，帮助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清除苏联所遗留的核武器，参与朝核谈判等。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卡特离开国防部。2006~2008年，卡特被时任国务卿赖斯邀请兼任其国际安全顾问。卡特还曾在一系列国会、非官方机构和智库内兼职，尽管卡特并非国会议员，却被公认在国会一些委员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卡特发表过11本著作和100多篇论文，对军事、政治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鲜明的观点，对安全威胁、国家安全战略有着成形的想法和实施经验。
由于种种关联，卡特受克林顿时期国防部长佩里影响很大，两人在任职大学期间，虽然一个在哈佛，一个在斯坦福，但仍一起创建了一个名为“预防性防御”的研究项目，《预防性防御：美国的新安全战略》《保持优势：管理未来的国防》即为两人的合著。许多智库成员认为，卡特的长处在于预防性战略的研判、预警系统的设计和推广，尤其重视防控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新重大威胁。
优秀的军事预算与国防采购平衡能力
“抵消”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国防预算削减的同时进行更好的国防采购，历史上曾出现类似的情况。第一个“抵消”战略前夕，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着越战损耗，需要削减预算，减少赤字，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防预算。第二次“抵消”战略推行末期同样面临着国防预算削减问题，时任国防部长佩里推行的方案在削减国防开支的情况下，使国防工业健全发展，并把最新技术引进军事工业，在武器采购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卡特具备第三个“抵消”战略中军事预算与国防采购平衡的相关经验。2009~2011年，卡特担任国防部采购、技术和后勤副部长，负责采购所有技术、系统、服务、后勤、基地和基础设施、能源和环境，以及管理每年500亿的研发经费。他十分强势，不会任由国防工业巨头牵着鼻子走。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有个特点，就是经常报价比较低，但等研发完成、进入采购程序时的价格比预算都超了好几倍。例如，F-35联合攻击机，单价从最初的每架8000多万美元，提高到了2012财政年度购买时的每架2亿美元。这种情况一直以来就没人能解决。卡特在2010年主管采购时对国防采购实施了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名为“更好购买力”，为军备采购设置了更严格的监督与汇报程序。在负责武器采购的同时，卡特还负责缩减或取消过时及低效的武器项目。他还负责执行国防部5000亿美元的开支削减，预计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完成。
对于预算削减问题，卡特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不能等着让国会胡来”。刚上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时，他就警告国会：如果不就削减1.5万亿预算达成共识并提出新的方案，美国将面临自动被削减的尴尬。
卡特除了自身是预算和采购专家之外，他与采购团队的交集也十分密切。2011年10月，卡特卸任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后，其继任者为肯德尔。2013年12月，卡特卸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后，其继任者为克莉丝汀·福克斯，后者过渡了短短的不到2个月，继由罗伯特·沃克接任。沃克和肯德尔作为第三个“抵消”战略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再次成为卡特的下属，可以想象此三人将比常人更能良好地理解和协调，可能会组合成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共同强力推进新“抵消”战略。
广泛坚定的多方支持
第二个“抵消”战略时期，外界曾称佩里是武器设计和购买的行家，备受军方以及共和、民主两党人士的尊重，卡特也不遑多让。与哈格尔在获得国防部长提名时在国会遇阻不同，卡特在红蓝两党中都有很好的声誉，深受右派人士的认可。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曾称赞卡特“勤奋、忠诚，是个有责任心的公务人员”，卡特在国会山“很受尊敬”，同时他也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人”。在获得奥巴马国防部长提名时，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卡特从前在政府的工作经验使他理当获得且已经获得来自两党的坚定支持。”他之前在被提名国防部副部长和助理国防部长时，都被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
综上所述，卡特具备成为第三个“抵消”战略接棒者和推动者的综合能力，正如哈格尔曾在公开声明中的评价：“卡特是一个著名的战略家、科学家，是一个具备从国际安全、反恐到科学、技术和革新的跨领域专长的专家。”
对外政策风格与对中国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方面，卡特是典型的强硬派，对待较弱对手主张用兵；对待较强对手，主张在使用非军事手段的同时仍然强调军事遏制与防范。
1994年，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时，卡特就是主张打击宁边核设施的政府官员之一。2006年，卡特与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敦促布什政府在朝鲜继续准备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时先发制人，对朝鲜实施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卡特和佩里一样，始终主张“从根本上应通过对话解决朝鲜问题，但如果朝鲜越过‘红色禁线’，就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经济制裁和动用武力”。卡特在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当时，美国应该对朝鲜核设施进行轰炸，并宣布“我们不想攻击朝鲜全境，只想破坏核设施。如果爆发战争，你们会全军覆没”。
除了朝鲜核问题，卡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看法也较为“鹰派”，主张更为主动地动用军事手段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但他同时也主张动用外交、经济等一系列手段来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
关于中东问题，卡特担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时，曾与帕内塔一起跟奥巴马讨价还价，以争取美军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离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驻军。
针对亚洲，卡特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坚定支持者。2013年4月，他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强调战略重心转移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事项，将不会受到五角大楼预算削减的影响。他强调在亚太构建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美国和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发展防务合作。
对于中国，卡特通常避免用言语直接刺激中国，在谈及战略重心转移是否针对中国时，他则称中国是“经济合作伙伴”，战略重心转移主要是应付“新的安全隐患”。2012年，卡特在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蔡英挺会面时表示，将与中方加强双边的军事、经济合作。同年10月，卡特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时称，同中国保持一个积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成功的核心点。
然而，他的实际观点却不仅如此。2006年，卡特和佩里曾合著一篇名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军事战略》的论文，提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加强接触，推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手是为可能出现的双边关系变坏做准备。
结语
综合来看，卡特履新国防部长之后，在解决中东问题方面不一定会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第三个“抵消”战略直接点明了潜在对手的前提下，结合其“鹰派”作风，其会不遗余力地与其核心团队推行该战略，进一步落实与该战略紧密互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推动各盟国、伙伴国与美国一同在西太平洋形成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这将对我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形成重大挑战。
（来源：军事文摘，作者：汪川，责任编辑：刘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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