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论】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选择
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数据时代’。每天，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感器、移动设备、在线交易和社交网络生成上百万兆字节的数据。美国google公司每天处理超过24拍字节的数据，Facebook公司每天更新照片量超过1000万张，我国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仅2013年除夕当天发送短信息就达到133亿条。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普遍开展了大数据研究及应用，推动大数据发展不断深入。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仍认为大数据是一个技术问题，应侧重于硬件或软件，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按照数据管理生命周期，围绕数据技术及数据管理本身开展，普遍是“就数据说数据”。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or Mayer-Schonberger）指出，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信息技术变革随处可见，但是如今信息技术变革的重点在“T”（技术上），而不是在“I”（信息）上，而现在，我们是时候把聚光灯打向“I”了，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当今适逢世界走向数据化、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关键时刻，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关口。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而在这次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新变革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洪流，站在国家安全的层次，制定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战略已经成为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围绕大数据内涵及其时代特征，从网络、人、社会的角度，探讨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选择。
一、从国家安全视角分析大数据内涵
人类利用数据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尽管当下数据的种类、数量以及处理方式早已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利用数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工具，它蕴含信息但不解释信息，大数据让我们试验的速度更快，发现的线索更多，但是它只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打开大门还得靠人类自己。它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人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大数据并不是由运算法则和机器组成的冰冷世界，人始终是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当前所收集的大部分数据都包含个人信息，比如说网络言论、图片和视频等不受控制的东西，以及来自于传感器的数据等。研究大数据的目的旨在从互联网时代非结构化数据的庞大“宝藏中获得知识和洞察力”，最终为人的决策服务，推动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因此，需要对有关概念与关系按照国家安全的视角进行重新分析。
（一）关于大数据的“大”的理解
一是关键信息才重要。大数据看起来是以容量大为特征，但是这不是其核心。以视频安全监控为例，连续不断的监控流中，有重大价值者可能仅为一两秒的数据流；360度全方位视频监控的“死角”，也许会挖掘出最有价值的图像信息；二是数据的关联性。信息的每一部分与信息的其他部分之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关联性，而且将会有更多关于数据（元数据）和解析数据（数据的属性含义）的信息需要去理解；三是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大数据的数据流往往为高速实时数据流，而且往往需要快速、持续的实时处理，要克服先收集再缓慢处理的传统思维，积极发展相关的处理工具，否则再处理可能毫无价值；四是大数据对于知识的重构。知识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资源，它的层次化和商业化使其自身呈现出新颖性、独创性和专用性的特点，因此，知识的层次化和商业化将会开启知识创造的新时代。
（二）关于大数据与互联网
传统意义上“网络是平台”的认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现在的网络是建立在硬件基础之上的，这种静态的模式无法应对快速的网络进步和支持新的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的网络将逐步转变成可编程的基础设施，类似于数据中心。对内容或语境敏感的网络将会成为未来的需要。被称为“世界万维网之父”的蒂姆·伯纳斯一李(Tim Berners-Lee)深深地意识到数据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下一代互联网本质上就是“数据网”(Web of Data)，并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广“数据网”的新概念。互联网基础上的商业产业的大规模拓展，势必颠覆我们思考研究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互联技术的方式，云计算与大数据将会发展成为互联的云计算或云计算的网络。
（三）关于大数据与人
时下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网络为王。我们认为，互联网发展趋势不但没有削弱“人为中心”，而且人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人和网络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将会不断加强，并展现出一种“融为一体”趋势，两者之间的这种“融合”是持续不断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也是积极主动的。网络作为一种催化剂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件事情被每一个人知道”的几率。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度分析，很容易了解用户行为、喜好，乃至用户身份、家庭等等，个人隐私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虚拟网络后面的每一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网络中人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现在不断蓬勃发展的社交网络就是一个例子。
（四）关于大数据与社会管理
当今社会现有的治理制度，从组织结构来说，还是层层授权的纵向分级制，从管理方法上看，依然是以环环相扣的流程管理为基础。虽然经过近百年的完善，其层级制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进入大数据时代，基于层级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不再适用，基于流程的管理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因为，一旦数据开放，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代表着知识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社会的主体结构将从“分层”转向“结网”，在网状传播力量的不断冲击下，个人的主体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集中在政府的权力将开始分散，权力的最终流向，是社会、是大众、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
二、大数据影响国家安全的机理解析
大数据以及相关研究将在未来各行各业产生深刻影响，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带来深刻影响。其中，大数据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始终是各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大数据时代何以能够成为一场革命，并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需要从国家安全重心的转移以及大数据作为新型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机理中做出解释。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在网络时代，就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其国家安全的重心已经由生存安全转向了发展安全。表现在国内政治上，就是战争与战争准备已经不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或主要内容，经济繁荣、民生或社会福利成为国家政治的主题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则是国际经济竞争取代政治军事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这恰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明确指出，在处于全球信息时代的21世纪，(美国)这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不能以单边主义方式实现其目标，(甚至)无力独自保障本国国民的安全。科学技术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信息革命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的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通过网络连成了一个整体，既相互依存也相互影响。数据，这种经过确认的信息，通过嵌入以机械和能源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之中，实现对社会资源及时、有效、准确的配置，进而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这种作用机理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大数据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技术基础，进而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随着发展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中心，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各类数据作用日益凸显。经济、教育、医疗、能源、交通、国土安全等数据(如销售数据、工资信息、医疗记录、身份信息、证券交易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个人的私密信息乃至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销售记录反映出消费者的个人购买兴趣，医疗记录反映了患者的身体状况，银行记录透露了储户的财产信息，汇总这些信息就可以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民生、国防进行分析。其中的安全保护对于国家异常重要。如2005年6月，美国Master公司存储4亿多信用卡持有者的姓名和信用卡号被泄露，2006年5月，美国存放2亿多老兵姓名、社会安全号码和出生日期的信息的硬盘被盗，造成了大量数据泄露，对个人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损失。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指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结果，如果能利用存储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辅助决策，人类理性的范围将会扩大，决策的质量就能提高。他进而预测:在后工业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中心问题将从如何提高生产率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来辅助决策。《纽约时报》曾在一篇专栏中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在基于网络化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大数据成为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赖以正常运转的“神经中枢”。一旦这个“神经中枢”出现问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乃至瘫痪。英国在首份《网络安全战略》中指出，英国65%的家庭接人了互联网，90%的消费都在各种有线和无线通讯网上进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生、能源、金融、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大数据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命脉”。
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进了其“大数据”战略。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的主席霍尔德伦(John Holdren)代表国防部、能源部等6个联邦政府部门宣布，将投人2亿多美元立即启动“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 Big Data Research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以推动大数据的提取、存储、分析、共享和可视化。霍尔德伦在讲话中表示:像美国历史上对超级计算和互联网的投资一样，这个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将对美国的创新、科研、教育和国防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逐步发展成为数据网，世界各国对数据的依赖快速上升，对于数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新的“数据权”既是权力源，也是威胁源，争夺数据的优势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一种新的制权，大数据正在将国际关系推向一个具有新质的阶段。
三、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对策建议
数据表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手机大国，但却恰恰还不是一个数据大国。2011年，麦肯锡公司以2010年度各国新增的存储器为基准，对全世界大数据的分布作了一个研究和统计，中国2010年新增的数据量约为250拍，不及日本的400拍、欧洲的2000拍，美国的3500拍。2011年，中国拥有4.8亿的互联网用户，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拥有近9亿部手机，是美国的3倍。互联网和手机，都是产生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2010年我国全年新增的数据量却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洪流，制定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战略已经成为紧迫而现实的重大问题。美国2010年《规划数字化的未来: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部门，都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Big Data)的战略”。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部长张世平少将深刻提出，实际上，“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远比“狼来了”的需求要大得多，而且其牵引的力度、涉及的范围也要大得多。国家利益拓展和发展安全的时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规制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方向的选择，是思考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点。
（一）需要树立的战略思维观念
一是摘下“差不多先生”的文化标签。我国传统思维中数据意识的淡薄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甚至可能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就对中国人“凡事差不多、凡事只讲大致如此”的习惯和作风深感忧虑，在他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有生动的描述。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对中国人缺乏“数据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学问——理学或道学当中，一直都分不清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的区别。这两个“理”混沌不分的结果，是中国人倾向于粗略的主观定性、排斥精确的客观定量，从而养成了重形象、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使中国人长期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审美意识当中，凡事只能在美术化的角度来印证，满足于基于相似的“模糊联想”，止步于用逻辑来分析、用数据来证明，最终将表象上的相似，当作本质上的相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基于逻辑的推理性思维，实现数据化管理，以事实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的精确管理，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是树立开放数据的态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乃至后信息社会，“开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阻挡、不断加速的社会思潮。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数据开放不仅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也是世界各国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如同工业革命要开放物质交易、流通一样，开放、流通的数据也是时代趋势的必然要求。美国政府创建了Data.gov网站，为大数据开放确立了政府作为的先河，该网站从2009年的47个数据集起步，到2012年7月三周年时，数据集已达到45万个左右，涵盖了172个机构。几乎与美国同步，欧盟及其它许多国家也相继出台并实施了数据开放战略，截止2012年4月，总共有31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公共数据的开放网站，有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开放政府联盟”的会员。开放数据并使用数据，还基于一个重要原因，即数据不同于物质性的东西，数据的价值不会随着它的使用而减少，数据的全面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最初的使用价值。我国要成为数据大国，应进一步树立开放数据的意识，在确保核心安全的基础上，打破基于部门利益及局部利益的束缚，开放各类涉及公共管理的数据，通过数据的流动并使用，实现社会更大的进步。
三是基于全球战略观的塑造意识。大数据时代，世界各国一方面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着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脱离世界而独立地实现发展和崛起，国与国的竞争主题已经从资本、土地、人口、原料等生产要素斗争转向了对信息及数据的控制。因此，需要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或单纯的安全观点，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这一战略性判断出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战略观。要培养积极的融入与塑造意识。中国作为大数据世界的后来者，正处于大数据时代的早期阶段，在创立和改革各类国际机制和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在数据收集、使用及安全机制的创立和改革问题上，塑造意识明显不足。如何摆脱传统内向的思维方式，积极参与和塑造国际和地区安全体系，是中国维护自身发展安全的重要课题。
（二）战略目标的确定
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将国家利益以国家政策的方式明确化、具体化。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和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目标的确定，需要按照十八大的战略部署，紧紧把握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以维护发展利益，并通过发展利益的实现来有效维护生存利益。围绕大数据时代要求，我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具体目标应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要保护网络空间领域的安全。要在保卫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基础上，重点向保护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安全拓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并日益重视。2009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的《网络政策评估报告》指出，建立在全球互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网络空间，支撑起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是美国经济、民用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并称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能够确保美国发挥全部潜力，美国将保护信息基础设施上升为国家的第一要务。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保护网络空间领域的安全日益重要。
二是要把数据的收集、使用提高到战略高度。数据治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数据被视为科学的度量、知识的来源，离开数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将寸步难行。2010年12月，美国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在向奥巴马和国会提交的《规划数字化未来》报告指出，“如何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共享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如何保证这些数据现在、将来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则是另外一个挑战。应对好这些挑战，将引导我们在科研、医疗、商业和国家安全方面开创新的成功。”我国要紧跟大数据时代发展要求，把大数据收集、使用作为争夺认知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的重要途径，实现新的跨越。
三是要以数据的质量为核心。数据质量，是一个涉及数据收集、使用、发布等所有过程的问题，数据质量的重要性在互联网时代更加突出。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份通过网络发布的信息，面对的都不是一个特定群体，而是全体大众。如果发布数据的质量不可靠，将受到频繁的、大范围的质疑，特别是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公共政策和行业管制标准的数据，将引起巨大的争议。美国国会通过了《数据质量法》，以法律来确保数据质量。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数据获得的方式方法必须是透明的，也就是要向社会公布数据收集方法，在发布数据的同时，必须发布一系列的文档，说明数据的来源、产生的方法，以及用户复制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政府各部门必须针对数据质量，完善信息管理的流程，防止低质量的数据出现。并且要有数据质量救助机制，保证如果政府发布的数据质量确实存在问题，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纠错机制来补救。相形之下，我国相关数据质量保证相当原则化、简单化，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例如用“实用、准确、客观，可靠”等词汇做要求，缺乏一整套流程来实施质量控制。
（三）加强我军大数据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是坚定不移地以数据收集、使用和开放推动我军全面建设和发展。数据不经收集整理不会自动出现，数据不流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要主动适应大数据发展趋势，在把握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把大数据建设与应用作为深入推动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源动力”，按照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横向联合的思路，破除狭隘的部门观念和数据垄断、流动不足的不利局面，实现各部门、各领域数据资源的有效管控和集中共享，真正实现我军建设由粗放型的决策管理转为基于数据的高效精准管理。积极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作战演习、军事训练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以实战化来检验评估大数据的建设成效，将实践运用中的新知识、新经验作为完善大数据发展的动力，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军事能力。
二是始终把关键技术和应用系统建设作为大数据发展的推动力。离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处理大数据就是一句空话，大数据越是发展，越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手段和应用系统。我们要在掌握大数据收集、管理、分析、安全等传统技术基础上，综合运用生物、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理论，重点围绕认知计算系统、网络中心使能技术、跨文化社会影响及分析技术、脑科学及神经系统技术等新的大数据应用中的关键问题，从人机结合，从信息到决策的角度，着眼大数据时代要提升知识价值洞察力内涵，分析细化支撑未来大数据发展的相关科学技术及研究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不断推动大数据发展。
三是把大数据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地位。人才既是大数据的建设者，也是大数据的使用者。要强化总部、院校和部队共育人才的理念，把大数据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融入国家人才建设总体部署中，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路径，完善优化学科体系和实践平台，发挥军队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和科研院所及部队的应用实践经验，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大数据国际性学术交流，在高起点上实现人才培养的高水平，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支撑大数据建设与应用的创新发展。
四是完善大数据相适应的法规标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完善统一的法规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军实际和未来发展需求，建立相关法规体系，为解决当前我军数据资源建设中的矛盾提供制度保障。要以满足应用为出发点，明确各级的数据交换关系和准则，处理好集中与分布、共享与保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进一步细化统一数据结构标准、基础代码标准、数据共享标准，为解决数据资源建设中的“资源分布”、“利用效能”、“建设冗余”等问题提供有效支撑。
（来源：安全观，作者：傅中力、张煌、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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