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栏】心读天下：未来战争——我们需要锻造什么样的科技尖兵？
开启机遇之门
——谈加速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石海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重要的战斗力。围绕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加快我国及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已形成两个举世皆知的战略：就国家而言，它就是科教兴国；就军队而言，它就是科技强军。而落实这两个伟大战略的关键又在人才。对于这个道理，早在描绘改革开放之宏伟蓝图时，邓小平就高屋建瓴地指出：“靠空气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待到海湾战争之后，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江泽民又进一步指示：“实现科技强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必须把院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现代军事发展的客观要求。”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面对创新全球化激荡的新时代，胡锦涛更明确断言：“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
与上述大国领袖的战略判断遥相呼应，近年来，依托国家“海外青年归国访问计划”、“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百人计划”、“春晖计划”、“985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千人计划”及军队系统内部的一系列配套人才工程，我国国家自主创新及国防科技创新已取得累累硕果，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工程、“嫦娥”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北斗”导航工程及深海探测工程等重大领域，相关成果在世界科技创新之林已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军事乃全球各国科技创新力较量最敏感、角逐最激烈之地。因此，任何一支军队倘若不想被岁月抛弃，就必须将探寻未来的触角伸向时代的最前沿，去感受国防科技创新一线的任何风吹草动、抑或电闪雷鸣，以探寻加速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突破口，用前瞻的眼光、敏捷的行动，筑起守护国家安全的人才长城。
一、依托“工程推动”机制，培养领军型科技帅才
作为一种理论认知，国防科技创新的历史并不漫长，不过也就是二战之后的事。然而，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国防科技创新却经历了一个逐渐社会建制化的过程。在早期以工匠和发明家为代表的个体主体阶段，武器的主人通常集设计者、研制者、生产者、乃至使用者于一身，也许存有简单的分工协作，但远未形成复杂的社会建制。真正重大的改变起源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从此，国防科技创新正式从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阶段，演变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为。
具体而言，作为国防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事件，坦克的问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开启国防科技创新“大科学”时代帷幕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工程。此后，国防科技创新的“工程牵引”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与此同时，有关领军型科技帅才的培养日渐成为科学家、政治家一种自觉的关注。如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鉴于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热核武器方面赶超，其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失去了暂时领先的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军方、政府、学术界及工业界以“科学、技术与管理”为题，讨论了如何优化国防科技重大工程项目的管理问题。在总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北极星”导弹、“民兵”导弹、“阿波罗”登月飞船等大型国防科技项目研制过程中有关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领军型科技帅才的作用问题。
而在大洋彼岸的我国，正是在钱学森、朱光亚等一批杰出的科技帅才统领下，我国从1959年启动研制原子弹到1964年爆炸成功仅仅用了5年时间，再到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惊讶。当然，除了直接统领重大国防科技创新工程外，科技帅才还能就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对此，如我国著名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于1956年2月17日提交给国务院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以及1965年1月其又向国家提出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研究计划的建议，都是科技帅才发挥战略决策咨询作用的典型案例。在国外与此类似的如提出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美国战略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以及20世纪40-50年代先后任路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顾问、阿伯丁试验基地“弹道研究实验室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及“海军军需局”顾问的战略科学家冯·诺依曼。
其实，“所谓科技帅才，是指那些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和广博的学识，取得过重要的成就，通晓有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和试验工作，并具有杰出的科学组织管理才干的优秀科学家。”在“大科学”时代，面对国防科技创新的“工程牵引”趋势，国防科技创新日益涉及到顶层协调利益方，优化配置相关资源，加强工程的综合管理等诸多问题。因此，如果说“小科学”时代最需要的是“科学精英”和“发明大王”，那么，“大科学”时代除了需要群星闪烁之外，还特别需要从群星中脱颖而出的时代骄子——领军型科技帅才，这理应成为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时代共识。
二、把握“技战融合”趋势，锻造复合型科技尖兵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在研究科学史后曾说到：“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时期，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在人们论述有关国防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时，贝尔纳的上述这段言论被频频引用，以此来论证需求牵引对兵器发展的拉伸作用。
的确，战争的残酷对抗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垒双方从来就不会仅仅满足于“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相反，竭力张开想象的翅膀，在内心一遍遍描摹未来战神的面孔，以便捕获那个有点飘忽不定的“潜在需求”，进而引导己方沿着国防科技创新的正确路径，研制更为先进、更为有效的克敌制胜宝剑，这应该是自古以来有意无意踏入战争之河的每支军队孜孜以求的梦想。
但是，由于军事模拟技术发展及现代作战实验室建设的滞后，触摸未来战争的这种梦想，也只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天才般的先贤，才能单凭经验与灵感把握未来战争的脉搏。如在思辨传统盛行的古希腊，阿基米德最早凭个人经验觉察到了抛物线数学算法的最新进展可以用来设计军用抛石机，从而改变了冷兵器时代接触性徒手格斗主导的作战样式。当欧洲科学尚未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觉醒时，达·芬奇凭个人经验就预见到了火药在军事领域的独特价值，并向米兰公爵阐释了在战争中使用地雷和轻型大炮的可能性，成为科学家投身热兵器战争的滥觞。
当现代军事模拟技术的发展穿透了历史的隔板，有关对战争的认知才有了一个新的发端。具体而言，从传统的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实兵演习，到今天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室推演，借助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行之有效的战争预实践方式，虚拟演兵日益受到各国军方的青睐，战争正在从“黑箱艺术”大步流星地步入“科学技术”的殿堂。
如现代利用高度信息化的测量技术手段，已能构建出精确到厘米级的数字地球模型。在这个储藏着海量数据的“人造地球”上，不仅可以融合全球地理、气象、水文、电磁等自然信息，而且可以融合各国人口、建筑、交通乃至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类社会信息。这就为运用科学实验方法研究战争提供了重要依托。再比如，由于缺乏信息资源与手段，采用沙盘推演、实兵演习等传统方式进行战争研究，无法克服实物模拟、物理等效、经验参照的时空局限性，而目前运用作战仿真技术就能以较高的逼真度虚拟战场、虚拟军队及虚拟作战，从而在数字化的作战仿真环境中，直观展现风云变幻的全维战场。
可以讲，军事模拟技术的发展及现代作战实验室的崛起，将日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知战争的方式，以往的“经验主导”模式将逐渐让位于“理论先行”模式，横亘在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古老鸿沟将不复存在，实践渗透理论，理论设计实践，将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军事认知行为屡验不爽的通行法则。具体到国防科技创新领域，一种兼有厚实的科学技术底蕴和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的战略型科技专家，将越发受到未来而非历史的青睐。相比之下，这种新时代可以窥见未来战争玄机的战略型科技专家，将使上述两位曾经在历史上凭“经验主导”而做出了非凡的贡献的创新巨匠，显得越发孤寂。这是国防科技创新“理论先行”之趋势所致，也应是我们培养未来新型国防科技创新才必需的所思。
三、探索“学科交叉”前沿，培养战略型科技专家
可以讲，一部国防科技创新史，就是一部科学与战争的关联史。在漫长的自然中心战时代，战争主要应用的是作为带头学科的物理学知识。而在机器中心战时代，尽管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阴影也曾笼罩在局部战场，但战争的教父依然是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以及杜黑的制空权理论。显然，物理学此时依然主导着战争的一切，国防科技创新的交叉融合时代尚未到来。
20世纪中叶是个转折点，此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已不再是一枝独秀。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狂飙突进，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如日中天，在交叉学科领域，系统学、信息学、协同学和突变论异军突起。特别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伴随着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及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进展，以及认知科学对上述三大基础学科的“整合”作用，一个简称为NBIC的“聚合科技”概念，在撬动起人们对未来军事革命的重构之时，也标示着国防科技创新正全面进入“交叉融合”时代。
原来，就在人类刚刚跨入新世纪门槛的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50余名科学家执行了一个研究计划，旨在弄清哪些学科是新世纪带头学科。上述研究结果是一份480页的报告。报告断言，“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5代人时期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等领域，这些突破将加快科技进步，并可能再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意义可以媲美语言文字的使用。”
自此，由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al technology）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聚合而成的全新概念——聚合科技（NBIC）——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与上述报告对聚合科技的高度关注相呼应，诸多学者将其称为“伟大的O”：纳米（nano）、生物（bio）、信息（info）及认知（cogno）。
秉承“技术制胜”理念的美军，自然对科技前沿的任何动向都保持高度的敏感，这从美军在《国防科学与技术战略》报告中对聚合科技的高度关注中可窥见一斑。此外，近年来，美军还持续进行了心理战、生物战与信息战的整合性研究。此项研究囊括了心理学、生物学、药理学、信息科学及宗教、社会研究等多个学科、多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大学的研究队伍。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组织与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战士纳米科技研究院（由美国陆军所资助）、国际意识研究实验室（负责制定全球意识影响计划）。这些研究项目旨在通过阈下信息影响技术达到影响人大脑意识的目的。尽管围绕预期效果，学界存有较大争论，但其透露出的国防科技创新“交叉融合”趋势，却颇值关注。
从某种角度而言，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准线之一，就是国防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上述美军有关国防科技创新的相关动向，并非一定就是他国军事发展战略的路线图，但作为一支长期驻守在科技创新前沿阵地的军队，其相关动向透露出的国防科技创新“交叉融合”趋势，却对他国的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意义：培养复合型科技尖兵刻不容缓。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来源：心读天下，微信号：xindutianxia，作者：石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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