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栏】胡键：在“互联网+”的新常态下中国需要“+”什么？
本文由作者胡键授权发布
在中国“互联网+”被众人熟知是因为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互联网+”实际上是下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伴随的来临，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还有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了，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推动了知识社会以、开放创新、大众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如果再追溯一下，国内“互联网+”是在2002年11月的易观第五届博览会上，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先生首次提出“互联网+”的理念。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应该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目前的产品和服务，在与我们未来看到的多屏全网跨平台用户场景结合之后产生的这样一种化学公式。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找到若干这样的想法。而怎么找到你所在行业的‘互联网+’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顾名思义，“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从而滋生出全新的产业并产生无可估量的效应。
那么，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之下，中国需要“+”什么呢？根据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有人提出了中国互联网+的以下五大产业形态：一是物联网，也就是把所有物品通过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即物物相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二是车联网，也就是车联网是车、路、人之间的网络，通过整合车、路、人各种信息与服务，最终都是为人(车内的人及关注车内的人)提供服务的。三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众筹、P2P网贷、第三方支付、数字货币、大数据金融、金融机构、金融门户等。四是互联网医疗，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五是互联网教育，也就是通过身份认证、唯一学号，实现终身学习跟踪。
但是，从中国发展来看，单有上述五种产业业态，中国还难以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我认为，在“互联网+”的产业业态竞争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是“互联网+思维”；而是“互联网+制度”。
互联网+思维，这种思维当然不是传统思维，而是大数据条件下的思维。那么，什么是大数据的思维呢？笔者在此前曾经谢了一篇关于大数据思维的博文，简单陈述了大数据思维。这里笔者再次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大数据将改变世界，而无法适应大数据的将无疑要被大数据所摧毁。那些做法是落后于大数据的呢？
一是封闭。大数据世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传统思维都会把世界分为你和我，但大数据思维不再是你和我的区别，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开放性的世界形态，其程度比任何时候都要高、都要深入。然而，我们的思维还是传统思维，还没有跟互联网对接。包括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停留在传统思维之下，以为我们把互联网封起来、堵起来，把自己的网络认为地与世界互联网分割开来，成为一个国家的局域网；以为这样封闭起来外界就没有办法进来，自己就可以独享一篇网络净土；以为封起来里面的人们对外界不知带外界似乎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等等。这些封闭的想法，实际上与掩耳盗铃、以叶障目的逻辑没有什么区别。封闭网络就等于自我孤立于世界，等于自我缩小本国的网络空间。而别国则能够通过大数据将他的网络延伸到了我们国内，甚至延伸到我们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对决策者的思维进行为我所用的格式化。
二是自负。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谓一泻千里，三天不看网络，你的技术就落后别人，你的思维也落伍了。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自负地说：“我们是世界领先的技术。”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十分自负。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比技术淘汰的速度更快。技术所以会淘汰快，是因为设计者具有不断创新的思维，居安思危的意识。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的一点点创新和一点点成绩而自负。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比较迅速，于是有不少人就不断地说我们要自信一些、在自信一些，最后就成了一种自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我们还刚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时候，竟然有人就撰文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已经超过美国，等等。这不就是表明中国不需要改革了吗？不就是表明中国的一起包括技术都领先世界了吗？大数据的时代绝对容不了这样的自负感。
三是静止。大数据讲究的是全部数据，但时间是不会静止的，因而数据收集也是不会静止的，全部数据也就成为相对的全部，而不是静止的全部。问题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而且由于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比较好，政绩也就好。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就常常大肆宣传这些数据，以显示我们的制度自信。然而，一切数据都是历史的，当数据不能用于支撑创新的时候，数据就成为没有用的东西。数据的活在于基于云技术平台上的不断收集、运算、整合，从而形成全新的逻辑，因而也就产生新的理念，把理念变成现实就成为最新的技术。也就是说，数据本身在流动中进行创新，成为一种商业资本，成为了创新的基础。
因此，仅仅有“互联网”+传统产业是不够的，在这种方程式下，因缺乏创新的思维，缺乏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创新是不会持续的。在很大程度上，思维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没有技术没有关系，有了思维一切都会成为现实。以前有句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当时用来指导生产确实不和适宜，是错误的。但是在今天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就是大数据思维的力量。
大数据时代需要大数据思维。实际上，即在没有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就不自觉地获得了大数据思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这短话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思维的运用。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也同样运用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大数据思维，特别是“草船借箭”则是大数据思维的典型案例。另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运用了大数据思维来分析中日战争现实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这些情况来看，大数据思维是真正的取胜之道。
互联网+制度，这种制度是指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我始终坚持认为制度要优于技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诸多问题，而且还有不少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与争论相伴相随的。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是思想观念问题也就是思维的问题。二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前面已经谈了思维问题，下面在谈谈制度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制度自信，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区别两个层面的制度，即一方面是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方面无疑要有制度自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制度自信，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治选择除了问题。另一方面是指具体实践中的规制，它涉及实践是怎样进行操作的。这方面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要有制度自信。很显然，在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我们是有太多问题的。建一套房要盖100多个公章；出国旅游填写紧急联系人写自己的妈妈，结果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知识产权保护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拨下去而工程却因各种评估如环境评估、水影响评估、能源评估、安全评估、交通评估、地址评估等等而不能开工，等等。诸如此类的操作性的制度都被官僚主义冠以各种合理合法的名义而阻碍工作的推进。如果这种制度我们还要自信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了。
操作层面的制度设置，目的在于：一是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努力克服搭便车现象。然而，我们的操作性的制度一般都是为具体的工作实践设障碍。因此，无论互联网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操作性的制度不是一种好的制度，那么“互联网+”最终只能是“+障碍”。没有好的制度，就难以进行技术创新。
最后我要归纳一下我的观点：“互联网+”是一种产业新趋势，这种新趋势、新业态完全基于创新而发展的。最根本的创新不再技术层面，而在人的思维和创新的制度平台。没有这两种东西，创新就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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