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栏】心读天下：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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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的边疆逐渐由自然空间、网络空间拓展到了认知空间。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疆域，认知空间中的对抗与冲突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事物。说它古老，正如我国军事专家刘戟锋曾指出的，物理战与心理战，作为两种基本的作战样式，一直是人类战争演进的主要支流。其中，所谓的物理战，是指运用物理学手段所遂行的作战，其目的是造成对方的身体伤害，也不排除为了达成身体伤害，先行毁坏物体的可能。而心理战则是运用物理手段所承载的精神信息，攻心夺气的一种作战方式，目的是造成对方的精神屈服。
可以讲，物理战和心理战这两种作战方式都有极其古老的历史，这里的心理战显然就是发生在认知空间的对抗。而说它年轻，是指近年来，有关认知空间的较量，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都在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如美军近年来先后提出了“战略传播”、“公共外交”、“思想战”及“认知战”等概念。而俄罗斯军队则先后提出过“思想战”、“战略心理战”、“战略信息战”及“媒体战”等概念，以呼应认知空间较量的理论需求。除美军、俄军外，近年来，英、法、日、德等国的军队也在不断整合有关认知空间对抗的军事理论。
事实上，认知空间，指的无非就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是反映人的情感、意志、知识和信念等内容的无形空间。有人讲，认知空间危机的作用机制是从微观到宏观，即通过个体的或群体微观的“危机认知酵母”影响整个“政治权力面团”，无需动用武力，仅通过潜移默化的认知空间影响和渗透，就足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当前，伴随着全球媒体时代的日益走近，国家认知空间安全开始受到全面的威胁和挑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
当然，对于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地位的认识，最好的注解还是前苏联的案例。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及的，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纪。应该说，在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与解体。原因之扑朔迷离，震撼之慑人心魄，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无出其右者。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苏联为何会走到解体这一步呢？多年来，这一迷题犹如一块黑色的大磁铁，深深地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公众及政治家孜孜以求。答案自然是五花八门，但这其中有一个答案却是令所有知情人无比震惊的。那就是，这是美国精心策划、布局、发动的一场特殊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场与历史上所有其他战争的战场迥然不同。这里的不同，主要含义在于，认知空间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其中发生的较量它有别于自然空间与技术空间所发生的战争。
众所周知，发生在自然空间的战争，人们通常是最熟悉不过了的。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实兵对抗、实体摧毁及实力消耗。[2]从原始的刀光剑影一直到核武器问世后催生的蘑菇云，自然空间的较量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对这种战争而言，没有摧毁，只有绝对摧毁。没有占领、只有绝对占领。战争的胜利完全与毁灭、破坏、占领、屠杀等字词联系在一起。这些战争的损失或代价是无比巨大的，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安全边界的模糊性，发生在认知空间的较量就没有这般明显了。
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了潜移默化的认知空间思想攻击，在被攻击的后期，国家、民族、政治等概念的含义都遭到肢解或颠覆，人民的思想意识逐渐陷入混乱境地，原本属于这个民族的高尚、伟大、光荣的历史记忆及民族英雄，在敌人对意识形态进行长期操控下，最终被消极地解构后滑向了荒诞的“虚无主义深沟”。这种静悄悄的战争，直到显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灾难性后果，如人口开始大量死亡，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瓦解，公众生活方式变革，以及最彻底的“民族精神信仰弥散”，这时，国家显然已被引向了被毁灭的边缘，许多人才懵懂地意识到，整个国家遭受到了他人对认知空间的思想攻击。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国家的心理与精神活动空间，国家认知空间与传统的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等有形的自然空间不同，也与伴随着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兴起而出现的网络空间有异，国家认知空间是一个无边、无界、无形、无影但又不可忽视的利益空间与对抗空间。当前，在全球媒体时代，由于大国战略博弈的日渐升级化、软性化及隐蔽化，国家认知空间安全问题已越发凸现，充分了解和把握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构建全面的国家安全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价值。
首先，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边界具有模糊性。边界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从总体上看，边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的向度上：“一是在国家既定疆域或领土的范围内，边界在范围上发生盈缩变化，以及逐渐由陆地边疆拓展到海洋边疆，再由平面边疆拓展为立体边疆；二是在领土边疆的基础上形成超越领土的边疆形态，在硬性的排他性领土边疆的基础上构建软性的可重叠的边疆，导致边疆形态的多样化。”[3]的确，早期的国家安全边界大都是在陆地上进行划定的，很少涉及海洋。这在国家安全处于自然空间对抗阶段时是不难理解的。
在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史上，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使人类从海洋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将人类的利益对抗引出了陆地，作为自然空间，海洋成为重要的国家权益空间，自然也是重要的国家安全空间。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界定了领海概念，并提出领海主权的问题之后，海洋国土的概念逐渐明晰。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海洋主权以后，海洋作为边疆的组成部分就以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4]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后，伴随着美国军事理论家米切尔对“空中制胜论”的呼吁，国家安全的空中边界受到关注。一战后，各国便开始划定“空中疆界”的实践。1919年的《巴黎航空公约》（《关于航空管理的公约》）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个国家都对其领土上的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从而确定了各国空中的疆界。[5]随后，杜黑的“制空权”理论提出，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空中疆界”的重视。到1982年，格雷厄姆“高边疆”战略的提出，把外层空间也纳入国家安全边界关注的视野。
从领土、领海、领空到外空，历史上有关国家安全边界划分的条约，都是十分清晰的。然而，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边界却与此完全不同。对整体国家安全而言，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等有形空间的安全态势相对易于辨析和控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虽然也是无形的，但其边界也是比较清晰的，且由于目前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任何一个国家尚不敢悍然发动大规模的网络军事攻击行动，因此，其威胁也是相对可以控制的。但无形的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边界却是极度模糊的，由此而言，其威胁也是隐蔽性的、不确定的、难以防范的。近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信息和文化霸权，随心所欲地“探访”他国的认知空间，千方百计地推行其文化观、价值观、政治观，毫无顾忌地随意入侵他国的认知空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的情况，一切皆源于，国家认知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新形态边界，是一种战略利益边界。
基于领土、领海、领空及外空的传统国家安全边界由于受主权原则的保护，具有独享性、排他性和固定性等特点，因而是一种硬边界。而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边界这种新形态边界，超越于领土的范畴且不受主权的保护和约束，具有多样性、共享性及重叠性等特点，因而，它是一种软边界。正如我们在后面章节中将提及的那样，对这种软边界而言，完全没有明确的后方或避难所。如在以前的战争中，美国常常因有可以保护民众的后方或避难所而受益。在冷战期间，国家面临核毁灭威胁，但除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外，美国与前苏联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升级到非常严重的不可控局面。但是，在全球媒体时代，对于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而言，不但有恐怖主义对美国海滨构成的物理威胁，而且，所有认知空间的作战信息都能迅速传递给所有美国民众。[6]显然，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边界的模糊性，决定了任何国家在这种隐形的较量中都不会再有避难所。
其次，国家认知空间的信息威胁具有扩散性。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谈到，在全球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是信息源，每个个体或群体都有一个身份：这是一种关于我们是谁以及让我们与其他人相似或不同的信仰。这个身份可能明确地表达也可能隐藏在心底，可能激进也可能低调，可能清晰也可能模糊，可能相容也可能冲突，试图跟踪所有这些不同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是很难做到的。[7]按照美国军方有关信息作战理论的这一最新理论，如果一个国家要想在认知空间进行竞争，它就必须充分了解某种类型的信息将会怎样影响到其他群体的主张、信念乃至身份，还要了解这些信息与同一受众接受的其他信息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之所以要这样做，一切皆因为，影响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信息威胁具有极强的扩散性，敌方发送的任何有攻击性的信息，都可以迅速传遍全球，并对目标对象产生影响，而不论是军方还是民方。
具体而言，在国家认知空间的对抗中，任何个体或群体，不管卑微或巨大，从理论上讲，都可以在瞬间让世界其他地区了解其传播的信息。有人曾将互联网称为“伟大的平衡器”，因为它赋予了每个群体同样的全球信息能力，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军事专家帕特里克·艾仑等人看来，现如今，获得一个Web地址和建立一个Web网站，通过搜索引擎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有用信息，这已在全球媒体时代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此外，大量其他通信设备之间的互通性也一直在提高，如蜂窝电话技术可以访问互联网以及自动售货机，电话公司和电报娱乐公司可以提供互联网访问，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给广大受众。[8]另一个比较新的可以进行全球通信的手段是“撒豆荚”（Podcasting），这种通信手段使群体和个体可以把其信息广播给使用PC机、iPod或其他通讯设备的任何人。也正基于此，美国军方在其《信息作战计划》中断言：今天，如果一个群体要关注全球状况，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获得一台PC机，建立一个URL（通用资源定位符），做一些耸人听闻的事，并发送到Web上。[9]
正是由于威胁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信息具有极强的扩散性，认知空间的冲突就会经常波及到自然空间。如按照美国军方关注的《信息作战计划》，如果一个群体希望在认知空间引起关注，通常需要在自然空间做些能引起关注的事情来。引起关注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发表和平主张、激进主张、严重伤亡事故、死亡，直至战争言论。一个群体采取行动的规模越大，那么，引起媒体关注的力度也就越大。[10]当然，尽管认知空间的冲突会引发自然空间的冲突，但最终的冲突在自然空间是解决不了的。认知空间的所有冲突都要在认知空间解决，因为这是冲突的发源地。因此而发生的活动，如自然空间的暴力，只是认知空间发生冲突的表象，单纯地处理这种表象无法解决所发生的冲突。[11]
要应对认知空间信息威胁的这种扩散性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挑战，就需要我们对认知空间精神信息的传播规律有充分的了解，需要我们对人的心理在面对精神信息攻击时如何有效防护作认真的研究。毕竟，人类的对抗总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由于传统自然空间的对抗已越来越面临作战时空受限的困境，而认知空间的对抗却正在不断拓展。因此，完全可以讲，由于认知空间对抗的武器是精神信息，凡是精神信息可以传播到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认知空间较量的战场。高度关注认知空间信息威胁的扩散性，对构建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意义极其重大。
最后，国家认知空间的战略对抗具有持久性。认知空间的对抗是一种特殊的较量。与物理空间之有形战场的争逐和搏杀不同，认知空间的对抗逾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界限，使作战时空延伸到人的精神世界。具体而言，认知空间对抗的武器是以宣传媒体、民族语言、文化产品等所承载的精神信息，对抗之目的是通过渗透、影响、形塑社会大众与国家精英的心理，特别是其认知、情感、意识、态度，来最终操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信仰等，促使其放弃自己探索出的理论认识、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和自我毁灭的彼岸。显然，在这个特殊的国家安全战略空间，渗透与反渗透、影响与反影响、形塑与反形塑、宣传与反宣传、控制与反控制、演变与反演变的激烈争夺，诠释了它比自然空间的对抗更为激烈、更为神秘，更为持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没有硝烟但处处惊心动魄的战场，一种没有边界但时时暗潮汹涌的较量。
认知空间对抗的上述特性决定了这种冲突的持久性，它决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其持久性主要表现在平战一体方面。在传统观念中，认知空间对抗不过是自然空间对抗的婢女，然而，如今的国家认知空间对抗早已跨越了平时与战时的界限，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略行动。如在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原苏联解体前，西方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台就有“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的“BBC电台”、“德意志电波电台”以及日本的“NHK电台”等。其中，仅美国之音，每天就使用几十种语言，每周播音900多小时，全天候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现在，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他们借助因特网等现代传播手段，每天发往世界各地的信息不计其数，许许多多打上美国烙印的信息也随之飞往世界各地，以极强的渗透性“吞噬”着各国的传统文化，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如邓小平所预言的：“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的、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12]
总之，国家认知空间作为一个战略空间的崛起，呼唤着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向度进行有力的回应，《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这种尝试。
（来源：心读天下，公众号：xindutianxia，作者：曾华锋、石海明）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2]逯记选：《心战之颠的光芒：现代战争中的认知域作战研究》，沈阳：白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3]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2）：58
[4]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2）：58
[5]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2）：58
[6]（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7]（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4页。
[8]（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9]（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10]（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293页。
[11]（美）帕特里克·艾仑：《信息作战计划》，夏文成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94页。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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