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栏】胡键：互联网+学术生产

本文由作者胡键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与中国发展战略研究。

互联网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的，最初可以说是很少的人使用它，更少的人懂得它。人们对它是非常陌生的。然而，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互联网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成为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竟然有6亿多的网民。从此以后，互联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平台。本文所讨论的就是互联网作为学术研究的平台，即互联网+学术生产。那么互联网究竟对学术生产有什么影响呢？

基于互联网的学术生产肯定与此前的学术生产不一样。在互联网前时代，学术生产被认为是剪刀+浆糊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个体的手工作坊。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学术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

其一，选题方式的改变。过去选题是基于研究者的阅读之上，互联网条件下的选题是基于研究者浏览之上。意思就是说，在互联网前时代，研究者要进行选题，完全通过研究者自己的阅读来了解学术动态和研究动向。然后在此基础上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个人的阅读是有限的，无论多用功的研究者，他阅读的文献只能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样就难免出现重复性选题甚至重复性研究。学术资源本来稀缺，多个人做同一问题的研究显然实在浪费资源。在互联网条件下，选题不再靠阅读的深度，而在于浏览的广度，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学术数据库，只要获得试用数据库的密码，任何研究者都可以尽可能地浏览到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加上网络的编辑和研究者自己的选择，研究者就可以进行完全不同的选题。这种情形下，几乎不可能导致重复性的选题和重复性的研究。因此，互联网条件下，浏览的广度比阅读的深度更为重要。阅读的深度是通过有限的资料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而互联网条件下浏览的广度是通过对海量信息的浏览来避免重复研究，以体现选题的创新性。

其二，支撑平台的改变。互联网前时代，人们的研究完全基于图书馆、档案馆这种硬支撑。所以，那时读硕士、读博士的人，如果没有去过图书馆、档案馆，那么就不可能写出一篇论文。因为这是唯一的研究支撑平台。因此，那时研究者的苦，不只是经济拮据，而且还经常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居住地和图书馆、档案馆之间。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成熟因经济发达程度不一样，图书馆储存的图书资料是大不一样的，这无疑制约着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因此，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居住在发达地区、发达城市，否则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常进行。然而，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就成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职称平台。各种搜索引擎就能把研究者带到任何一个数据库中，就能够获得研究者想要的东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生产。这样的平台是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技术平台。因在这样的平台上，学术生产变得轻松、省时，大量的时间用于思考，而不是在跑图书馆的路上。

其三，储存资料的改变。在互联网前时代，研究者储存资料的方式，资料卡和书本。而资料卡是基于研究者的埋头阅读和勤于做笔记。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阅读的有限性和笔记的时间成本太大，导致研究者储存的资料非常有限。到后来，不仅自己的书房拥挤，而且自己的资料卡也成为累赘。特别是资料卡，丢掉舍不得，留下有实在没有地方放置。老一辈的学者经常为此事而苦恼。互联网条件下，资料储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研究者只要打开电脑通过浏览学术信息，对有用的文献、可能有用的文献进行分类下载，可以储存在电脑中，储存在移动硬盘中，也可以储存在云盘上，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使用，从而使研究工作随时随地进行，而且绝不会受累于资料搬迁的苦恼和储存空间的苦恼。这就是研究的革命。

其四，研究思维的改变。在互联网前时代，研究者的思维受到自己掌握的文献的束缚，研究的思维是“小思维”，即基于有限文献而形成的思想，总是自认为是创新了。但是，外部的研究也许远远超过研究者所掌握的研究，但学术圈受技术落后制约而处于相对的封闭性，对外部的研究并不清楚。因此，“小思维”就决定了研究的视野小，学术品位也不高。在互联网条件下，海量的文献决定了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是“大思维”。由于掌握的文献相对比较全，而且没有封闭性，研究者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完全处于同一水平上。因此，这种“大思维”之下的研究才真正体现其研究的创新性。

其五，学术成果真伪检验方式的改变。在互联网前时代，对学术成果真伪的检验很难，完全依靠读者对相同文献的阅读才能够发现一种研究是否存在问题，尤其是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现象。如果没有人掌握这种信息，那么研究者即便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也难以被同行发现。然而，互联网条件下，大数据提供了新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技术。只要通过一个软件连上相应的数据库近比对，就知道一个研究者的学术道德、学术创新性等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的研究只要进入编辑流程，就会暴露在学术同行面前。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比此前要自律多了，因为人们每时每刻都在通过互联网在监视着每一个研究者。

总的来说，互联网的确带来的是学术生产的大革命。从客观上来说，这是技术带给人类的最大好处。简便、快捷、省时、高效，所以，学术生产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但是，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技术同样也会带有人的缺陷，从而导致技术的异化。在学术生产上，技术的异化会表现为研究者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而大肆“制造”学术产品，滥竽充数，导致学术产品缺乏应有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尊严。特别是由于互联网储存的学术资料多，懂得互联网技术的人即便不懂的学术研究的实质，他也会轻而易举的“制造”出一篇论文，并借助于“制造”出来的多篇论文而成为专家。这样，专家的权威性也同样被侵蚀了。因此，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专家的话你也信？专家在技术条件下应该更有发言权，但专家却被污名化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更不是科学的精神。但问题是作为管理者和作为研究者，其想法是不一样的。例如，众所周知，在互联网和大数据上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美国，而GOOGL则在美国是翘楚。因此，GOOGL代表着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但是，我们却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把GOODL驱逐处境。可以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一方面，我们把GOOGL驱出去实际上就是把最先进的学术生产工具和学术资源库驱出去了，因而，我们实际上是向现代科学技术关上了自己的大门。这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封闭就会导致落后，封闭就会导致我们的无知。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是基于GOOGL的“GOOGL LIBERAY”和“GOOGL SCHOLAR”，其学术功能之强大没有任何数据库和图书馆能够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我们把GOOGL公司驱出去了，但GOOGL的东西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中国国内，从而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用到GOOGL的学术资源，反倒是通过各种翻墙技术却可以获得GOOGL发布的各种不健康的信息。因此，这种封闭比不封闭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大。

今天，学术生产对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不只是技术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技术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广大的想象空间和更深刻的思想创新的可能。因此，不要刻意去回避技术或以别的什么理由拒绝技术，而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审视技术的作用，让技术更好地为学术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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