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李约瑟之问”
■柯大文
国防科技水平彰显军事文化水准。它支撑强军伟业，事关民族尊严。
2013年2月，习主席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深情勉励大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神”，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卓越，扎根大漠，报效祖国和人民。2013年11月，习主席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要求，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漠深处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动人画面，再到“银河”“天河”不断走向世界之巅等，国防科技事业的丰碑一次次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这种自信来之不易。也就是在70多年前，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曾就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现实发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这一发问看似科技之问，实则历史之问、文化之问。它紧紧连着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深深刺痛着数代中华儿女的中国心。
破解“李约瑟之问”，既是历史担当也是文化使命！今天，面对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召唤，我们只有沿着先行者的辉煌足迹不断攀登新的巅峰，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编者
7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来到古老的中国。李约瑟是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来中国之前，跟那个时代普通的西方人一样，李约瑟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西方的偏见：中国是个落后的不文明国家，对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贡献。
由于拥有外交官身份，李约瑟在中国期间得以四处游历、考察，他先后出行11次，到过敦煌，到过都江堰……所见所闻，让他满心惊讶：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原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访问中国的经历影响了李约瑟此后的一生，他“除了写一本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医学的史著以外”，心中别无他求。
此后，李约瑟编写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在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叩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李约瑟之问”，不只是一个英国学者的个人学术兴趣问题，更是一个中华民族必须认真思索、必须直面破解的重大文化命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暂时离开“李约瑟之问”，以世界眼光和跨文化视野，观照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之路，进一步审视“李约瑟之问”的深层文化意蕴。
我们必须追问，相比于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而衰的历史，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文化密码？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古希腊那里”。正是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主客二分宇宙图式，为西方近代科技播下了重视理性的第一粒种子；而他们倡导的“抽象构建概念——建构理论解释体系——逻辑推导演绎命题——归纳提炼客观规律——数学手段揭示质量关系”的认识路线，则构成了西方近代科技的逻辑起点。理性和逻辑，构成了西方近代科技诞生的文化母体。即使是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依然得以延续：注重理性的柏拉图主义通过教父哲学得以延续，形式化公理演绎体系的研究范式经由阿拉伯文化得以复活，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验科学和逻辑学则依赖经院哲学辩证法获得继承。
此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近代欧洲的文化创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实现了自身文明的涅槃重生，将源自古希腊的纯粹科学、理性实证和自由探索等传统融为一体并发扬光大，发展出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逐渐积淀为追求理性与规范、公平与宽容、批判与创新、效率与协作的近现代科技文化价值传统，成为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以此为起点，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走上了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工业革命勃然兴起、武器装备日新月异、领航全球军事变革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独特的近代西方军事文化传统。这种情形正如《剑桥战争史》一书概括的，“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弥补数量上的劣势……看起来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来自它自己的发明家还是来自外部。技术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归根结底，这种军事文化特性的实质，恰恰是催生西方近代科技的创新文化基频。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传统中国，依然固守祖先2000多年前的大一统文化范式和农耕文明形态，未能实现自身文化的近代转型和变革，在近代化浪潮中的落伍，已然不可避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而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
肇始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人文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以及生生不息的更生精神，呈现出生机勃勃气象，汇成了中国古代创新文化，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蓬勃发展。
正当西方列强借助近代科技和军事实力强势崛起并进行全球扩张之际，中国却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大一统模式束缚下，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出功利现实的实用性、宗法伦理的牢固性、内向守成的封闭性等保守倾向，而强调直接功用的实用理性、“崇祖好古”和“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与“重道轻器”的文化价值取向一道，进一步制约了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正是创新文化日渐衰落，导致科学技术踯躅不前，军事实力一落千丈。
在枪炮轰鸣的火器时代门槛上，中国曾经拥有起跑优势：最先发明火药，最先发明所有枪炮的祖先，最先认清火药武器的发展前途。然而，直至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仍然沿用不着边际的五行学说笼统地解释火药的发射力，仍然凭经验进行直瞄射击。到了16、17世纪，中国不仅需要寻来西方枪炮进行仿制，而且需要请来葡萄牙炮手教中国军人如何使用“红衣大炮”。
左宗棠的“开花炮弹之惑”，反映的正是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悲哀。实际上，明朝末年满人入关时，曾多次使用西洋武器开花炮弹。但200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这种在西方早已过时了的火器，竟沦落到连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都不知为何物的地步。又过了近30年，左宗棠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万分感慨：“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历史没有假设。当历史走到了120年前的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成为“中兴名臣”们急来抱佛脚式的洋务运动盖棺定论的失败墓志铭。时年22岁的梁启超闻讯后，愤然写下《水调歌头·甲午》一词，上阕中“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的词句，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诗界千年靡靡风”的文化颓象和“兵魂销尽国魂空”后的民族危亡惨状。
“左宗棠之惑”和“李约瑟之问”一起，道出了同一个普遍真理：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
整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也同样反复告诫我们：科技创新文化、民族尚武精神和民众灵魂信仰是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科技踯躅，民族积贫，国家积弱。
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在思考“李约瑟之问”时必须铭记在心的。
时光倒退到100年前的1915年，宣扬“德先生”“赛先生”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办，扯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开启了古老中华思想启蒙、文化再造的自我救赎新征程，科学与文化也终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相交汇，激荡出“科技救国”的时代新声。但在列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迭起、军阀纷争不断动荡的时局下，科学精神被弃若敝屣，创新文化无从扎根华夏大地，大批科学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甚至不得不流落海外、寄人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的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体味到，任何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坚强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是决然不行的；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没有安全保障。于是，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殷切期望的“哈军工”应运而生。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不仅为我国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发挥了开创性作用，还形成了“哈军工”优良传统，为后来铸就享誉国内外的“两弹一星”精神、“银河”精神，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文化底蕴，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征程在探索中起航。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自此，“向科学进军”的鼓角响彻神州大地。从这一刻起，中国国防科技创新战线就播下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文化种子。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它结出的第一颗文化硕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比忠诚和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爱，主动承担起时代和民族赋予的使命责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曾义薄云天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王淦昌在听说参加尖端武器研制需要隐姓埋名、科学成果不能发表时，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铮铮誓言。而郭永怀以身报国的壮举更是催人泪下。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北京降落时不幸坠毁，事发后人们发现郭永怀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几乎已无法辨认，但两人身体中间装有核聚变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却完好无损。
正是有了“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铮铮誓言，“两弹一星”研制大军，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
“两弹一星”工程的圆满成功，不仅使我国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矗立的一座历史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那原子弹试验发出的春雷般巨响和卫星传回地面的《东方红》乐曲，庄严地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两弹一星”伟业中积淀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彰显中国精神和民族正气的鲜红旗帜和浩然史诗，不仅宣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无穷潜能，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也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此后，在新时期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以及“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都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我军特色先进军事文化和当代中国特色科学文化的基本内核，也为破解近代以来困扰无数国人的“李约瑟之问”，奠定了文化基石。
习主席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之变成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在强军兴军征程中，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开拓进取中，牢记习主席重托，必须大力传承弘扬以“两弹一星”精神、“老军工”作风、载人航天精神和“银河”精神为代表的新中国国防科技优秀文化传统，使之转化为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创造的力量、拼搏的力量，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强大精神动力和创新文化源泉。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飞向太空。在宇宙高歌东方红的中国旋律中，气壮山河的“两弹一星”工程圆满收官，一扫百年屈辱，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文化丰碑，奠定了巍巍中华的大国地位。
2015年4月24日，已过不惑之年的“东方红一号”仍在浩瀚星空遨游。而与之伴生的“两弹一星”精神，也依旧岿然屹立，恰似新中国国防科技创新文化的灯塔，在强军兴军征程中熠熠生辉，照亮了后继者接续奋斗、接力前行的道路。
——强化使命担当，增强推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文化自觉
江水奔流万里长，百折千回向东去。清末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复兴之路上不懈前行，经历过挫折，痛失过机会。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生机，打下了复兴的基石。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指出，“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兴衰成败，不过转眼之间。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周边环境日渐复杂，中国梦、强军梦要求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今天，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强军兴军，实现部队装备技术水平的跨越发展，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靠自己，只有靠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我们肩负的使命，也是我们应有的担当。
老一辈科学家胸怀报国为民的理想追求，将服从召唤、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内化为文化自觉，升华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价值传统，以及“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行动自觉。这种主动投身强军兴国的担当精神、文化自觉和价值传统，是强军路上积淀升华国防科技创新文化的精神宝库，需要一代代国防科技工作者自觉继承下来，主动传承下去。
——弘扬优良传统，增强推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文化自信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是信息化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谁也不会把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送给我们，真正核心的关键技术花钱买不来，靠进口武器装备靠不住，走引进仿制的路子走不远。“自古华山一条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国防科技，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走。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600余人，专门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科研基础异常薄弱，称得上捉襟见肘。1949年，周总理在与科学家座谈时形象地指出，“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
60多年来，从“两弹一星”扬国威、神舟天宫同巡天，到“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再到“北斗”导航、辽宁舰巡洋、“天河”超算，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秘诀”何在？在于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创新的文化传统！
1955年11月，冲破美国层层阻挠终于回到祖国不久的钱学森，到“哈军工”考察。时任院长陈赓大将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听后开怀大笑，“哈哈！我就要你这句话！”一问一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不懈创新的科学精神和文化自强意识。
1986年5月，杨振宁探望身患癌症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问起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功，才有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
前人的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民族的复兴呼唤我们勇往向前。强军路上，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我军军事科技创新这个优良传统，不断厚植创新精神，找准方向、扭住不放，勇于超越、敢为天下先，才能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意志，以探索真知、求真务实的态度，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才能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真正扎扎实实地推动我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不断前进。
——拓展全球视野，在世界军事高科技竞争中主动作为
习主席明确指出，“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科学技术发展是一项全球性的竞争事业。
1960年，新中国开始进行第一种中程导弹的早期探索，决心闯出一条新路子，无论在结构设计，还是在性能指标方面，都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大步前进，尽快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1965年3月，正式开始研制中程导弹。1967年5月，中程导弹飞行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刚刚奠基，就已经展现出着眼世界前沿，谋划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文化品质。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等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们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这23位科学家中，有19位曾在世界名校留学，2位在国外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他们均站在当时世界学术的前沿，另有2位虽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但也具有全球学术视野。他们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充分证明，只有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把握时代科技发展脉搏，开拓进取、奋力超越，才能在世界军事高科技竞争中主动作为，积极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跨越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必须进一步拓展全球视野，审时度势，继承和发扬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转化再造的能力，兼收并蓄世界优秀科学文化有益成分，升华我国国防科技创新文化，更加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世界军事高科技竞争中主动作为、抢占先机。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70多年前的“李约瑟之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科技创新文化，她的科学技术才能够顺利发展、跨越发展。在强军路上，我们只有继承好新中国国防科技优秀文化传统，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创新文化的积淀升华，才能彻底破解“李约瑟之问”，以国防科技的强大实力为强军兴军增添腾飞之翼。
（来源：军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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