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摘】新抵消战略：美国以技术优势谋求持续军事优势的老套路和新思考
本文由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knowfar2014）授权转载
前 言
纵观历史，世界格局总是由大国之间关系与相互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你死我活的军事竞争，与其“死磕”不如用“巧劲”，让有限的力量化为致胜之道，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军事和战略竞争领域，“抵消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以抵消对手数量优势，最终削弱对手力量并赢得竞争。美国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持军事优势甚至军事垄断，即是凭借其长远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正确的时间开发出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武器系统或新作战方式，从而一举“抵消”对手耗尽人力物力取得的平手态势或微弱优势，一而再再而三把对手远抛到身后。
既然将目前的抵消战略冠之以“新”，就必是与“旧”相对。第一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密切相关。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依靠其首先取得成功的核武器技术优势，构建出强大可信的威慑力量，抵消并压制住苏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但这种依赖核武器的抵消战略所带来的短期红利未能长久，却给美国带来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后果，由此打开的核武器“潘多拉魔盒”也让世界备受其害，该战略的实施还直接导致美国陆军遂行大规模非核常规战争能力有所下降。第二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冷战高峰及军备竞赛的炽热年代，华沙条约集团的常规兵力优势让北约集团备受压力。美国国防部在哈罗德·布朗部长及威廉·佩里副部长领导下，明智地优先发展其电子和信息技术优势，研制出制导导弹等颠覆性武器系统，有效抵消了华约集团的坦克集群等常规兵力的数量优势。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美国军事、技术、经济等许多领域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最终拖垮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由此可见，抵消战略总是发生在军备竞赛及美国感受到重大压力的时刻。
近年来，类似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许没有形成明显阵势，但大国竞争——包括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竞争——正越演越烈。新兴的中国及复兴的俄罗斯迅速崛起，综合实力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美军陷入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耗资巨大，恢复元气有待时日，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防预算大幅削减，美军的整体军事优势逐渐下降。惊回首，对手追赶，形势逼人，美国新国家安全中心在2014年12月2日向众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证词惟妙惟肖地称之为“pacing threat”。压力之下，一些战略专家自然回想起“抵消战略”。如何借助美国当前占重大优势的电子、信息、网络、太空、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的高技术，在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和提高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之间寻找平衡点，再一次抛开对手而继续维持美军已经保持几十年的军事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切，正是美国国防部与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马歇尔的弟子们再次思索的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果，就是借鉴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延续马歇尔的运用技术优势克服对手数量优势的竞争战略思维，开创新思路新武器新军事变革和新作战样式。新的“抵消战略”应时而生。
早在1976年，马歇尔为福特政府提交的《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同苏联进行军事角逐的战略》中就引入了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ies）这一概念，睿智的马歇尔在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寻求机遇发挥自己的一种或多种独特能力，以期在具体领域和整体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充分运用己方独特能力的竞争战略，为日后美国国防部获取对苏战略优势提供了战略指导。竞争战略的要素包括竞争领域、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竞争手段等，并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人才等不同的角度审视竞争优势，一个合适的竞争战略就意味着所采取的行动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应对成本，最终遏制或战胜对手。事实上，自美国国防部20世纪70年代中正式启用以第二次“抵消战略”为手段的竞争战略，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重大行动背后，无不体现出了马歇尔在1976年提出的竞争战略思维。眼下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可以说是在新的战略背景与战略需求下，马歇尔竞争战略思维的延续；此一新抵消战略的提出，显然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必然，亦有其环境和时机下的战略需求。
新抵消战略的战略需求
二战结束至90 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战略管理上，主要是针对相对和平时期的竞争，着力保持并提高美国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但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不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最迫切的，美国军政研究界界定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A2/AD）环境的生成，这一切使美国战略界认为，必须对优先发展目标的界定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同于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那样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性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虽然现在及可见将来直接的威胁降低了，但却更加复杂和多元。十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尚处在一个战略调整期和相应的新作战概念思考期。尽管在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签发备忘录（DJSM 0009-15），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GC)），亦即在作战概念层次，繁杂的思维和军种竞争逐渐显现出头绪。但在战略指导层次，依然没有一个等同于像当年“遏制”和“灵活反应”那样明确的战略框架。如果说，新抵消战略将建立在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对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总结之上的话（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以及网络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新抵消战略将要应对多种不同而复杂的战略挑战。换言之，对美国而言目前和将来的战略需求是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多样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领域的不确定性。世界多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美国在长期防务或国家安全战略上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安全环境问题。特别是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战争的特点也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新型武器不断面世，也就相应地要求用新的作战思想与新的军事编制来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美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但世事难料，战略的实施总会受制于所在环境中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各种变化。
二是竞争对手的模糊性。美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最容易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冲突，然而中美双方又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一套为保护其东亚利益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同时又要与之进行全球合作的艰难平衡策略。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中国，这又是毫无悬念的，这个重点中包括了一系列悬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框架；如何威慑中国对邻国使用武力；如何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在必要时支持同盟伙伴国。他们还认为，尽管中国不大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竞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的A2/AD能力会让今后美国军队更难介入亚洲矛盾和冲突。
三是竞争策略的复杂性。鉴于世界各地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独立国防小组在对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评论中认为：“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即：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协同运作，同时在其它多个战区内决定性地威慑或挫败趁乱而来的进犯，不让对手达到目的或是给它们施加无法承担的代价，同时还要保卫美国国土和坚持履行诸如主动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其它使命。另外，中国与俄罗斯在精确制导技术、空中作战、水下作战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也使得美国第二次“抵消战略”所带来的长期红利逐渐消失。基于以上这些复杂因素，美国国防部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抵消战略，守住美国长期的优势，来维持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A2/AD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多个重要领域同中国、俄罗斯合作，以及在其他领域与这些强国开展非武力竞争；况且，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如何运用这些所谓的A2/AD能力呢? 美国并不十分清楚。
四是竞争手段的多样性。对于美国国防策划者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确定哪些军事投入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哪些领域中因短板的存在而需要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弥补。如果美国可以发展一种让潜在对手难以应付的新军事能力，即可以抵消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话，那对美国而言倒是简单化了，但事态发展也许难如其愿。
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举措
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源于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称，为重新占领新的军事制高点，战胜各个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对手，美国应实施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沃克在演讲中还强调，为了在军事转型过程中继续保持军事技术优势，除新技术之外，还需要有创新性思维，更新作战概念与组织方式，构建长远战略。
为配合国防部的计划，沃克曾担任过总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14年10月21日对外宣布正式启动一项新的称为“超越抵消：美国如何保持其军事优势?”重大专家讨论项目。该项目将研究美军如何通过保持其技术优势以弥补国防预算大幅消减的事实，为美国调整国防战略和评估投资重点出谋划策。2014年10月27日，沃克曾工作过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了由马丁内奇主笔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详细阐述了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具体措施。至此，美国国防部倡导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即新抵消战略，正式登台亮相。
对于美国来说抵消战略仍然是最合适的方法吗? 新的单一的抵消战略还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技术优势而获取或维持军事优势吗?这些方法需要分离吗? 目前国防采办的做法支持新的技术战略吗? 为此，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和超越抵消项目负责人本·菲茨杰拉德在2014年10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告诫美国国防部切不可死板地遵循以前的方法。同时，菲茨杰拉德还警告说：“今天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需要在其分析过程中保持谨慎和精确，以避免过分依赖过去的技术或者盲目寄希望于未来技术。一个平衡的方法将会先确定各种技术。这会增加战略选择的范围，并且降低风险，但广泛的技术似乎不太可能适用于一个单一战略，进而令人质疑抵消战略和技术优势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应该试图制定一个单一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应该回归冷战时期的思维，或者只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
但不管如何，在由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尔提·普拉巴卡尔女士等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领导下，新抵消战略还是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就目前而言，以2014年11月15日发布的“国防创新计划”为纲，新抵消战略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寻求建立清晰的技术战略，因为只有厘清哪些技术主要相关，才有可能明确和引领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并研制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兵器和新战法。2014年10月29日，肯德尔签署文件授命负责系统工程的助理部长帮办史蒂夫·韦尔比具体领导这一计划，并计划在2015年年中完成其“技术战略”。该计划的目的就是通过识别出可确保美军在2030年以远军事优势的技术清单，以实现美军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参照20 世纪70 年代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新的计划将分为以下五个重点领域：航天技术、水下技术、制空权和空袭技术、防空与导弹防御技术、其它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目前，相对应地有5个工作组正在联合起草其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寻求使用新的架构、概念和技术。其中，聚焦于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的小组将“挖掘技术空白并设想各项技术可以提供的未来能力。”起草中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将对这些概念和技术给出优先级排列，以便从201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开始塑造美国国防部的研发计划投资。
新战略作为一种“技术战略”，应该说较前两次抵消战略更具复杂性，需要考虑的技术更多，究竟哪些技术才能应对未来混合型威胁? 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应该超越美国国防部“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制定全新战略解决方案的一个机会，以便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商业创新成果和军事技术应用能力不断增长的诸多挑战，从而获得一种更加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手段，以保持美国长久的技术优势。
二是完善“更佳购买力3.0”计划，建立高效灵活的采办体制。为降低成本，优化采办结构与程序，2010年，时任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的卡特认为，持续的改进是提高国防采办效能的最佳方法，于是提出了“ 更佳购买力”（Better Buying Power）计划，即“更佳购买力1.0”（BBP 1.0），旨在使国防部的采办项目更为划算。随着计划的实施，积累了经验，收集并分析数据，情形的改变促使计划的重心发生变化，继任的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肯德尔在2012 年更新了该计划，启动了“更佳购买力2.0”（BBP2.0） 计划。从BBP 1.0 到BBP2.0，反映了采办改革的重心从特定的“最佳实践”到帮助采办人员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更好决策的转变。BBP2.0 强调专业性和可以帮助采办人员做出完善决策的工具。作为新抵消战略的“配套工程”，2014年9月19日，肯德尔签发了《更佳购买力3.0 白皮书》，以延续持续改进的方法，将采办持续改革的重心转移到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获得确保美国军队拥有应对未来国家安全需求的主导能力。正如前两个版本分别将成本意识和专业性作为其要素，此第三个版本即BBP 3.0则将文化改变作为其要素。为此，肯德尔认为需要具体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人员和培训、工具和过程、加强领导。
三是深化军民融合，推行工业界改革策应新抵消战略。为响应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回答美国参、众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关于如何改进国防采办系统的问题，美国国防工业协会（NDIA）对采办过程进行了近8个月的研究，并于2014年11月14日提交了题为《转型路径——国防工业协会采办改革建议》的报告。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国防工业协会（ 有将近1,600个企业会员和90,000名个人会员）组成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先期研究，召开大型会议征求协会成员对初步报告的意见，参考了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有关人士的想法意见和建议。该报告认为，对采办过程意义深远的改进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因为对成本上涨和进度拖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该报告列举了美国防采办中存在的12个问题，并将其改进建议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职权和责任、需求与资源匹配，以及基于证据的决策。针对每个方面涉及的多个问题，都逐一给出了问题描述、根源分析、解决方案建议（监督建议）和立法建议。
四是推动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美军认为，人才危机正在从根本上威胁美国在全球安全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方面，美军认为将在2030-2040年间服役的士兵目前还是小学生，为培养应对未来冲突风险的下一代，应采用创新路径替代目前的培养方式。加强基础研究和改革教育体制，实施并进一步深化《21 世纪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扩大国防部的《国防教育计划》，才是唯一的出路。
五是重振兵棋推演系统，改进战略分析工具。美军的兵棋推演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发展，尤其90年代及进入21世纪以来运用信息技术、建模技术、数据技术和架构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兵棋的效率，扩大了兵棋可能探索问题的范围，强化了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关联，并在行动意义上加速融入指挥控制网，如今已经成为战略探索、政策分析和教育训练的重要乃至首选工具。可以说，美军没有哪个重大的战略构想、评估能离开兵棋的运用。
六是明确战略需求，确立国防战略核心框架。为了降低作战风险，改善日益累积的战略风险，巩固常规威慑并降低美国的长期成本，美国国防部认为，其未来长期国防战略应聚焦于以下三点：(1)利用美国传统优势，在必要的地点和时间保持持续的前沿存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针对具备强大A2/AD网络的对手，同时要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陆上与海上基地的依赖。(2)美国常规威慑力的提升需要改变传统的“简单粗暴”式的威慑战略，美国应该加强使对手知难而退的能力，即“拒止性”威慑；以及通过威胁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开展非对称报复性打击，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代价，即“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将强调前沿存在和全球反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空军来提供；“惩罚性”威慑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3)全面利用美国同盟和安全关系的优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重塑“美－日－澳”军事同盟，突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近来澳大利亚的“未来潜艇项目”与美澳间就增加联合C4ISR系统能力的合作，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七是积极创新，孕育新的作战概念。如何利用与平衡现有战略资源，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威胁，实现战略效能最大化，是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最要措施之一。美国战略研究界、防务智库以及一些退役的将军们也正在开动脑筋，为新抵消战略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上述新美国安全中心新近开办的那个重大讨论项目即是为这些专家提供一个辩论平台。
为新抵消战略探讨新概念和新战法
从上述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中我们不难看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所提出的“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几乎是与该中心先前所炮制的“海基能力”概念及“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上升的产物，是将其战略思想和涉及区域向全球进一步扩大延伸的体现。
最近美国防务研究界也很不平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前特别助理布赖恩·克拉克认为，海军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他建议海军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战力，从而提出突出海军进攻能力的“以攻为守制海新概念”。担任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研究所所长的退役中将大卫·德普图拉也在到处介绍可实现跨域协同、有人与无人系统之间协同的“作战云”概念。应该说，这都符合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创新计划中所指出的“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的创新精神。
身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在2014年11月17日发表的题为《在海洋战斗：重振美国海军水面作战计划》的报告中，为美国海军未来的作战提出了新的概念。在水下作战方面，克拉克则认为，美军将需要开发用于新一轮水下战的新方法，努力使用和利用新技术，同时发展管理和整合新的和现有系统的新的作战概念。水下战的新战法尤其应该考虑：隐身性、新型远程传感器、颠覆性技术、水下基础设施等因素。
无论是从“空海一体战”到“联合作战介入”，还是从“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再平衡”，这都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军经过十年的战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楼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国对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不对称性思维的最终体现。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应运而生，作为美军之前份量最重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也顺势华丽转身成为努力消弭军种分歧和外界误解的“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转身之后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功效，还需时间来检验。
对新抵消战略的思考
笔者认为，美国国防部提出新抵消战略，是为了提升并扩大冷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一些战略共识——如推进新军事革命、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以及大国竞争等问题，用战略和政策的力量来动员美国内各种力量，进而达成持续的军事垄断之战略目标。对于新抵消战略，中国战略研究界反应不一，有人提出，要警惕美国像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经济那样，用抵消战略来拖垮中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新抵消战略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或俄罗斯）进行战略欺骗而提出来的，尽管在一些内容上不乏诱导的成份，但这本来就是竞争战略所具备的内容——追赶必付代价。对于苏联的解体，因素是方方面面的，有美国对苏联长期战略竞争的效果，也有苏联内在的一些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病，“星球大战计划”不应为此担责。
当前，虽然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之中，抵消战略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面临目前复杂而多变的战略环境，美国战略界也有意见认为，新抵消战略未必是最有效方法。虽然军事革命带来的“力量倍增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战术性成功，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猖獗、欧洲和美国本土依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也足以证明使用这些动能力量并不足以击败他们。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美国的战略需要应对更多威胁，新抵消战略如何在实现军事目标所需技术优势和经济成本之间寻求平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或许，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还有更大的企图，即超越抵消，超越军事战略，维持美国长久的经济繁荣作为其最终的战略需求。
针对苏联军事力量数量优势的挑战而实施的前两次“抵消战略”，虽然在冷战时期不乏成功之处，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借用了前两次的经验，但目前的战略环境与当日已大不一样，为应对当下挑战而实施的新抵消战略同样也面临着自身的挑战。首先，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是威胁明确的两极世界，而目前及未来所处的是威胁不再明确的多极世界。其次，抵消战略不是单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是纯粹的国防战略，更不是计划性强的国家军事战略，而仅仅是国防战略层面的政策性指南，或者说是一个国防战略框架，这本身就不是国防部凭一己之力所能及的，需要国会的支持、各军种的配合、工业界的合作，甚至对外政策的协作（比如，加强相关技术与武器的出口管制等）。如何进行跨部门协同以及如何把技术置于政治环境之中，对新抵消战略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最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对潜在威胁国家的高新技术壁垒与有效的国际合作，也是实施抵消战略最为现实的挑战。
新抵消战略是最好方法吗，美国能维持其军事技术优势吗，美国还能创新吗，美国未来还能“自由”地使用武力吗，如何面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日渐式微这一事实? 这些都是美国战略研究界在思考的问题。马歇尔的竞争战略思维的另一要点是，寻求通过各种方式给对手施加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成本，以此拖垮“奋起直追”的对手，比如苏联。但中国不是苏联。
站在中国的立场，如何应对这一貌似激烈的战略竞争局面，如何实施反抵消? 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由外向内，充分厘清新抵消战略的本质，正确的认知方能确保正确的措施。二是改善战略环境，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执政环境与中国国内的民生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正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是把握住了国家问题的一个症结。三是完善战略管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历史的传承决定着国家战略的走向，不是说想改造就能改造得了的，但如何保证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正确落实并最终得以实现，则是延续数届政府的一个长期动态管理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较为科学和理性的战略管理体制，在这点上，中国亟待加强。
奥马巴当局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称：“诉诸武力不是唯一的手段。”此论对美中两国都适用，善战方能不战，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依然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本文转自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微信公众平台：knowfar2014，刊载于《空天力量杂志》2015年夏季刊，作者为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所长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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