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精致的绵羊和钱学森之问
本文由知社学术圈公众号（zhishexueshuquan）授权转载，作者为李江宇，如需转载请直接联系知社学术圈。
万维钢先生关于常青藤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附文后）一文，这几天疯传网络，刷爆了微信群和朋友圈，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和争辩。笔者拉了一个微信讨论群，二维码只在朋友圈贴了一下，人数几乎瞬间就达到了100的上限，讨论激烈程度也令人乍舌。
这篇文章反应两极分化，不同的人在里面读到非常不同的意思，并因此而赞同或者反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开了一个投票，发现有43%的网友认为中国教育培养的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41%的网友则认为这一结论对美国教育并不适用。显然，读者并不完全认同万先生关于中美教育深层次相似性的观点。
澎湃新闻网邀请笔者就中美高等教育撰文一篇，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笔者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与万先生一样博士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迄今已20余年，对两国教育有切身的体会和一些肤浅的认识，愿就此机会，与大家分享。
万先生原文以“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开篇，以“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延续，并借此提出美中教育相似性的观点。从这个对比，我想起了同样曾引起广泛热议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钱老对前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无独有偶，2011年，时任南加州大学资深研究员的Neal Gabler以《难以寻觅的大思想》（The Elusive Big Idea）为题，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这是一个缺乏大思想的时代（Bold ideas are almost passe）, 再也没有产生出像马克思、爱因斯坦、凯恩斯这样的思想大家。他甚至声称：我们也许是思想倒退的第一代（We may b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have gone backward intellectually from advanced modes of thinking into old modes of belief. ）。
这么看来，中美教育，亦或是更为广泛的中外教育，的确有很大的类似性？ 钱学森之问，甚至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难解的命题？
或者说，钱老之问，实际是一个伪命题？
回答钱老大师之问之前，我想先回到万先生对钱理群先生“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说的解读和发挥。中国的北大清华也好，美国的哈佛耶鲁也好，是不是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万先生给了一个数据，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给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或者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而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我一时没有去找准确的统计数据。仅仅凭印象，很大一部分人出国，相当一部分人做官，不管最初学什么专业，很多人最后都做了IT或者金融行业。最近和清华一些年轻的学生有些接触，非常优秀的学生，高考在省里面都是前几名。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她）们是清一色的经管专业。这其实在北大清华刚刚落幕的状元尖子争夺战也可以看出来，两校开出的筹码之一，就是可以上各自的商学院。
其实，现在的孩子涌向金融或者经管，和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想学计算机、自动化、或者电子工程一样，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就业出路。清华施一公先生因此称：“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并呼吁“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施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认同，下面会更深入探讨。但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个体而言，追求做精致的绵羊是无可厚非的。而这样精致的绵羊，是一个社会的主体和脊梁，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
请注意我刻意避免使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一个社会，个体和整体的利益很多的时候是相通的，但也有需要平衡和折衷的时候。精致的绵羊这个说法争议性相对小一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于一个社会性动物而言，从众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对整个族群也是有利的。迁徙的候鸟只需要一个领头的大雁，其他的只需要有好的体力和技能并跟从。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人都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起来造反或者做白日梦，对这个社会并无益处。在社会秩序下自己精益求精，本身就是对社会做贡献。清华宫力学长曾说，”do well to do good”, 我将其翻译为达以兼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全是精致的绵羊，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也需要大师，需要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那么，怎么才能产生大师呢？
钱老去世之后，钱学森之问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和思考。据说教育部推出了一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努力使受该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而国务院11个部委也推出了“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也就是所谓的“万人计划”，其中的杰出人才计划拟支持100名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科学研究有重大发现、具有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人才。说白了就是培养诺贝尔奖。
教育部这个培养计划，说实话常常让我想起各式各样的炒股大师、营销大师、创业大师等等，以教人成功为己任。可是我要是有这样的武林秘籍的话，肯定自己偷着乐去了。
怎样才能培养出大师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这里只能使用一些例子而非数据来说明。大师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民国的大师。这里面有几个大师是正儿八经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呢？他们甚至被正儿八经的选拔制度所淘汰。就说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吧。梁启超，没有考中进士，跟着康有为变法。陈寅恪， 在中国、日本、欧洲、美国游学，却没拿到一个学位。王国维，连秀才乡试都考不中。学历好看的只有赵元任，康奈尔学士、哈佛博士，美国教育的产物。理科最有名的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
那欧美的大师呢？ 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只能在瑞士专利局谋一份差事，业余时间才能思考他的物理问题。凯恩斯呢？虽然是名校毕业，可是他的硕士文凭是文学专业，只是毕业之后滞留剑桥一年学习经济学。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法律，博士论文在德国无法通过审查，只好寄到国外的耶拿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正所谓绵羊的道路千篇一律，大师的经历各不相同。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
既然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产生大师，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命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给出了答案。
施一公在其演讲中称：“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
如果施先生的话还相对含蓄的话，在一次“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三位大家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简直是震耳发聩。84岁的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88岁的郑哲敏先生紧接着说“要有自由”，95岁的中国科大李佩教授最后说“要能争论”。
醍醐灌顶啊！让人不得不想起陈寅恪的演讲：“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怎么产出大师，原来大师早有明示！
陈先生此论，不知道是否受到其欧美经历的影响。不过笔者以为，美国高校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这两个字，并以终身教职（Tenure）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在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大学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原则之声明》（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中，有明确规范。美国的学术自由，在教授个体之外，更在组织层面，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确认，即一个大学，可以根据学术考量，自由决定谁教书，教什么，怎么教，教谁。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教授、还是美国的大学，都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在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保障下，美国的学者可以相对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既不用担心千奇百怪的评价体系，也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外界干扰。当然，你首先要拿到终身教职，而你有6到7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够格。
这里举几个例子。普林斯顿的Andrew Wiles,花了六年的时间证明费马大定理，中间只发些以前写的小论文凑数。他能够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必担心一年一度的考核、评价、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等。甚至他之所以发些小文章，也不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他人与之竞争。这是一个大师的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更有意思，是万先生和我的校友，原科罗拉多大学教授Ward Churchill。此君2001年写了一篇小文章，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非法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世贸中心的遇害者，做为美国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基本上是咎由自取。2005年，文章被大众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的争议和美国朝野的一致声讨。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Churchill照样做着他的大学教授，因为他有着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保护。
不过Churchill最终被科罗拉多大学解职，明面上当然不是因为他关于911的“不当言论”，而是因为学术不端。调查发现，他曾伪造论文，抄袭。Churchill为此和科罗拉多大学打了几年官司，最后败诉。倘若他本身没有问题，纵便天怒人怨，也仍然会在科罗拉多教书。
最后一个例子是张益唐先生，在美国默默耕耘二十年，只发过一篇论文。最后以孪生素数猜想的工作，一举成名，世人皆知，国内外高校院所纷纷奉为座上宾，励志程度不亚于陈景润。而张先生则毫不客气的说，要是在中国，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工作！
写到这里，我想结论非常清楚了。看起来中美教育有很大的类似性，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绵羊。可是在美国，总会时不时有一些有棱有角的奇才怪物，不循规蹈矩，能横空出世。其根本，就在于美国教育科研体系的学术自由、多元化，和相对宽容。每个人能有自己的选择，可以从众，也可以逆袭。整个社会分布正态，3 sigma之外的人群也不会被湮灭。
反观中国，计划的教育体制、行政化的高校长官、一刀切的评价体系，官僚似的学术等级，让人棱角尽失，没有半点的空间。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后以几句格言结束。北大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郑先生、李先生四字箴言，“要有自由”，“要能争论”。善哉斯言。
------------------------------------
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吐槽体制和下一代是恒古不变的主题，中外兼同。哈佛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学生被称作优秀的绵羊，北大清华的学子更是被指责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殊不知这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两套体系，深层次居然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万维钢先生1999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200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美从事研究，对中美教育异同了然于胸，并著有《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本文是万先生抛开美中精英教育差别的表象，揭示其本质相似性，非常深刻。
编者曾与万先生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和体会。经万先生特别授权，知社学术圈发布此文，并做适当剪辑，增加了补注、随想、点评、吐槽和结语。
一：中国的应试高考和美国的素质教育
二：美中像绵羊一样的从众学生
三：素质教育背后的贵族精神
四：名校教育的生财之道
五：大学到底该干什么
大家通常都认为常青藤名校学生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可是耶鲁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Excellent Sheep，《优秀的绵羊》，批评美国名校教育。而国内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也已经对中国的大学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用北大钱理群教授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通过表层的巨大差异，直视深处的巨大相似。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中国的应试高考和美国的素质教育
我们虚构两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小明，和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这二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带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简直除了成绩好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而Joe的父亲则是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他上耶鲁只不过是遵循家族传统而已。Joe可谓是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他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AP），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Joe的组织能力也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他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夺取光明前途。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事实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补注：中国孩子压力巨大。一卷定终身，高考期间几乎是全民动员:小到一个个家庭的全面备战，大到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协调准备。这种分数至上在一定程度也延续到大学。在信仰缺失的中国，这也给予大家以公平的假象。然而寒门再难出贵子，究竟是否公平，相信大家心中有数。
美国孩子看起来轻松许多，其实则不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从这一点而言，美国孩子的压力可以说更加持久而全面。不过就像下面所说，这些其实都只是表面现象，其实骨子里大家也差不多。
美中像绵羊一样的从众学生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们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早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了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 -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哪怕跟校外的人交谈也要蹦出几个“x字班”之类的黑话，而绝不会明明白白地跟你说院系年级。他们不是尽力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与“自己人”的相同！
而哈佛耶鲁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很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不管是在清华北大，还是在哈佛耶鲁。
点评：一个社会的主体，大多数，的确是绵羊，否则就是一盘散沙了。可是，正如作者最后提到的，这个世界的进步也不可能完全靠一群绵羊来完成。美国这样一个体系，其成功之处，其实是其正态的社会分布：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外，给人提供了不同的法门，从而产生了乔布斯、巴菲特这样的传奇领袖人物，带领一群绵羊前行。而在中国，高考之外的出路就小很多了。不过我们不是也产生了俞敏洪、马云这样的非典型人物不是？社会终归在进步，绵羊很多，狼也需要有。。。
素质教育背后的贵族精神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这显然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十九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十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语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并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你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北京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 - 而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这就不难理解，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里可以看看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 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 - 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 - 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 -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随想：前一段亚裔群体控告哈佛录取歧视，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一向温顺的亚裔集体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绝对值得大力支持。不过我一直对拿SAT成绩说事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是高考思维的延续。长青藤学校讲究Legacy,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在哪里其实都一样，国内体会恐怕更深，自己努力不如拼爹，比尔盖茨也是靠他娘拿第一个大单。只是美国这个社会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从升学到求职，都是柔性模糊的，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你可以侥幸一次，不大可能侥幸终生。这其实在很大程度解决了前面所说的从众绵羊的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子，让有棱有角的人能够脱颖而出。
名校教育的生财之道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Deresiewicz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Deresiewicz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其教学要求反而比现在更严。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的说，是资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了刷低录取率，在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因为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而且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越高越好。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 。 看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是非常有钱途的事情。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 —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吐槽：爬藤是一个超过100万样本的统计游戏。我们看到很多藤爸藤妈分享经验和心得，可是如果你不是声了N胞胎，N大于等于9500，你家娃即使全部爬藤成功，经验也没有统计意义和说服力。The Inconvenient Truth是老子自己往上爬才是正道，指望小孩逆袭不太可能，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看起来公平的，其实未必公平，看起来不公平的，其实也未必不公平。
大学到底该干什么
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是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也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去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去苦学政治一心救国，毕业一窝蜂地去了华尔街。
有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Deresiewicz的愤怒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结语：最后回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个社会的整体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利益是一致的。绵羊从众，是精致的利己，但也确保了族群的生存。完全利他的基因，早在进化之中被淘汰。老祖宗其实说得挺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前辈习惯性地批评后进，可社会总是在前进，下一代其实远比我们好，我们要有信心。（万维钢）
请关注后【战略前沿技术】后，点击历史信息或回复201505查看。2015年1-4月精华文章，请分别回复201501、201502、201503、201504查看。
日期 标题 20150525
数学大师丘成桐：中国的科技至少要倒退20年
20150516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
20150516
真正的黑科技，你绝没见过的无人机应用
20150503
未来的战争：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
20150508
科研经费管理新规：劳务费从15%变为上不封顶
20150525
北斗的复仇
20150517
2025年的世界：对未来十年的8个预言
20150523
大学之癌——有的教授他是官
20150529
华为是如何创新的？
20150509
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做法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