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未来创客（futuretrek）原创编译，并授权转载
晶体管的价格不再下降，高认知能力的机器人也未如预期的到来，硅谷也不再充满伟大愿景，奇点也难在2045年到来。那么，下一波颠覆式创新将在哪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硅谷一直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时光。我在硅谷长大，从1977年开始就一直报道它，那时的硅谷正以符合摩尔定律的方式加速发展。不过，这五年来，由于库兹韦尔等人提出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即将诞生，有关摩尔定律的讨论又进入了新的层次。就在最近，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和霍金都在讨论说，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对人类而言，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但坦白来讲，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你单独去看他们或者其他人对于硅谷的讨论，几乎都是关于半导体行业的指数式增长。但是我突然发现，这种增长趋势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在，也许它并没有永远结束，不过这种增长趋势已经明显暂停了。一直以来推动我去报道的，在硅谷开发并改变了世界的那些技术，已经开始面临这一现状。虽然，现在的运算成本不只是简单的降低，而是以加速的方式在下降。但你猜怎么样？最近两年，晶体管的价格竟然已经停止了下降（译者注：摩尔定律可理解为大约每隔18个月，集成电路的成本就会降低五成）。现在，对行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库兹韦尔争辩说，“你将科技发展的上升曲线与材料应用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即使硅被开发到极限，剩下仍有技术可以发展的地方”。也许他是对的，但这并不会在当下发生，因此，这也引发了关于未来计算机的应用及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众多讨论。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技术的稳定期，很多我们预见到的事情以及硅谷的意识形态应该不会发生。所以现在的发展并非是以我们预期的方式而进行。我看到太多能佐证发展减速的例子，实际上它们到处都是。但是，对硅谷的信仰，使得人们并未重视这些。
曾经我在追踪报道南加州举办的DARPA机器人挑战项目（译者注：一项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旨在开发半自主陆地机器人，用以完成危险、恶劣以及人体工程环境中复杂任务的项目）时，遇到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最终决赛前8个月，主办方在佛罗里达的决赛地点举办了一场预热活动。当时的活动来了25支团队，规模声势浩大，这些团队带来了大型终结者式机器人，目的是让这些机器人能够在类似福岛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虽然这些团队花了18个月的时间研发这些机器人，但这些机器人当中，只有3个团队的机器人，实际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最终获胜的团队用时45分钟。这些团队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8项任务，而这些任务对于正常人类而言只需要大概5分钟就能完成，这其中包括驾驶车辆、穿过一扇门、扳动曲柄、开启开关、走过碎石滩、以及爬楼梯等任务。
对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5分钟就能快速完成这些任务。而对这些机器人，它们却花了45分钟的时间。大部分机器人在第二个任务‘打开房门’那里就失败了。机器人领域的先锋学者，Rod Brooks在看到这些机器人如此艰难的去开门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真的担心“终结者”机器人，那么很简单，把门关上就好了。”所以，现阶段的科技发展，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善。
我一直在思考硅谷的地理位置问题，实际上硅谷的位置已经发生了迁移。大约1年前，Richard Florida做了一项非常吸引人的分析，他将所有现存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地理位置整理了出来。从前，硅谷的中心在圣塔克拉拉市，但是按照现在的投资情况分析，它已经往北迁移了五十英里，换到了旧金山的波特雷罗山脚下。如果你住在旧金山的话，你能清楚的看到这些。曾一度作为硅谷象征的制造业，大部分已经搬去了亚洲的各个工厂。现在的硅谷，是做市场营销和设计的中心，它已经变成了跟之前非常不同的“硅谷”。
我一直在思考，硅谷是否已经发展到了稳定期或者说到了技术发展的尽头。之前我花了3到4年时间去报道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甚至更早，我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报道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技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一直在关注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技术及传感器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得这三四年来关于社会分工中自动化技术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自动化进程，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蓝领”工作被永久地取代了，同时机器也在逐渐替代律师以及医生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行业分工正在从“金字塔”顶开始被一点点替代。
在这轮新的辩论中，我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美国，关于自动化的辩论，会间歇性地不断上演。上一轮的辩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不过却由于同时期发生的越战而过早终止。那个时候，辩论虽然已经开始，但是不久而来的战争将所有这些讨论全部一扫而空。现在的这轮辩论，恰似上次的一次“复仇”。2010到2011年间，我就开始报道白领工作的自动化发展。
市面上有大量的书籍，类似《The Rise of the Robots》，《The Second Machine Age》，《The Lights in the Tunnel》等都声称，未来社会将不再有工作，机械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将使得2045年以后，机器能够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任何事情。几年前我跟心理学家，Danny Kahneman吃饭的时候，曾激动地讨论这些观点，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自动化的到来意味着什么。Danny Kahneman说：“你没有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是吗？”当时的我非常疑惑。Danny却告诉我说：“对于中国，机器人自动化来的正是时候。”
然而，就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制造业和白领工作自动化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全世界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大潮。抚养比率越来越高，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因此机器人的出现恰逢其时。与从自动化角度看待人工智能相比，这是个全新的视角。
目前，中国实行单独政策，日本、欧洲均面临老龄化问题，老年人口数量猛增。欧洲现已投入了10亿美元用于老人看护机器人的研发。到2020年，全球老龄化将到达一个峰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6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大于5岁以下儿童数量。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工作了两三年后，我发现，跟那些杞人忧天的想法相比，实际情况则更为微妙。Brynjolfsson、McAfee、Martin Ford和Jaron Lanier都曾写过快速进入自动化时代的文章，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考量：1.事实上人工智能研发并没有那么快。开展这些技术所花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长得多。2.人力市场结构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机器人数量，比想象中多得多，而且机器人也需要一个合理身份。更何况，技术发展本身也会使这项工作充满曲折。
目前，我们正在加速开发图像识别技术。机器首先要学会如何辨识物品，然后才是如何理解情感，以及识别人类的声音和理解人类语言。目前，这些技术都在研发过程中，毫无疑问，它们会飞速发展，而“深度学习”技术将很大程度上增大成功的可能性。“深度学习”技术是指人工神经系统不断地开发迭代，这项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认知能力还尚未出现。我们在人工智能的研发方面，还没有开发出机器人计划和思考的能力。因此我们尚不知道当人工智能作为服务员或制作快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像人类那样有效率、有计划的工作。在美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应用自动化设备了，目前仅有9%的制造业工作需要人工来完成。
另一个相反的观点是，未来将会没有工作留给人类。最近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1995年的《工作的终结》，文中预测了这个结果。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我现在尚不能论断这个观点是否一语成谶。
非常经典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例子就是图片共享技术，13个IT工程师（译者注：这里指的是Instagram，当下最火的图片分享软件）用这个技术拿下了一个拥有140000雇员的大公司——柯达。然而，这并不是事实。首先，柯达并不是被图片分享技术拿下的。柯达公司制定了很多错误战略，相当于是将枪口对准自己，不停扣动扳机直到倒地而亡。以柯达的竞争对手富士为例，它们就在网络转型方面做得非常好。更为深入的讲，图片分享这一新时代的照片分享技术，是依靠互联网才存在的，并且带来了250万到500万的工作机会，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工作。因此，说图片共享技术杀死了柯达公司根本是无稽之谈。
在机器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工作5年后，我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找到比这些更有趣的问题。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互联网， 20世纪70年的就开始有关写计算机网络的文章，但是这个问题真正得到广泛关注是在1993-1995年间。我花了20年不断地介绍互联网将会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现在这个观点终于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我很早就意识到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将会迎来又一次的复兴。现在这些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领域，而我又开始寻找其他马上将要发生有趣变革的领域。
目前比较前沿和有趣的领域，就是材料学了。这是Neil Gershenfeld的世界，也是Nathan Myhrvold的世界。Myhrvold是首批投资超材料的人。超材料将是未来重要的科技材料，可能会改变未来的经济体系。现在，我已经开始涉猎关于超材料的东西了，其中包括金属有机骨架技术。而比特和原子中心的Gershenfeld已经开始构建这种数字材料，这种材料使得原本稳定的普通物品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个技术非常迷人，也是未来5-10年，我将参与的事情。
现在《纽约时报》也在经历数字化的变革，大多数人现在已经不再在电脑上阅读《纽约时报》了，而是在手机移动端。这些变革也推动了《泰晤士报》进行深入的思考。我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虽然我曾经是第一个在《泰晤士报》撰稿写关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人。但我不是生出来就是数字派的。因此我关注这两种文化，一种是前卫的《纽约时报》文化，另一种是保守的《泰晤士报》文化。我认为《泰晤士报》将会找到方法跨越技术的鸿沟。虽然《泰晤士报》尚未转型，但其他的传统媒体也没有转型。《泰晤士报》已经非常努力并且已经到达转型的临界，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认为斯坦福是学院变革的例子。我们曾经讨论象牙塔之类的事情，但现在在斯坦福，象牙塔的理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所大学的校长是位电气工程师，他自己投资并创建了许多公司。我认识这位校长John Hennessy时，他还是个教授，后来又当了系主任。20年前我们谈到他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是如何留住学校的教授，因为当这些教授开始创业，他们就会在离开学校，而后他们又会回到学校。现在恰恰是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运营良好的机制，从根本上起到了培育创业团队的作用。
现在，人们进入斯坦福大学，通常是拿到学历后就创业了，或是学习一到两年的本科课程，然后花一段时间找到自己的创业项目。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坚持，但是现在全社会都在抨击从事长期研究的想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预算相对来说已经冻结，几乎不再增长。风险投资家越来越多的投资于短期项目而非长期。谷歌本身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兴企业实体。他们创建的“Google X”最初是要做一些探月项目的。也许Google X做了些工作，但是他们的研究并非从基础科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应用型研究。即使是国家实验室也在试图开展将科技商业化的项目。现在，为科学而科学的想法饱受抨击。
这显然与美国上世纪中叶的科技文化背景背道而驰。当时的科技文化以工业垄断企业，如IBM、贝尔实验室等为基础，他们有足够的经费创建大型研究工作实验室，并资助研究人员开展需要历经数年的基础性工作，现在这些已不复存在。创建于硅谷的施乐帕克研究所（译者注：研究所建立于1970年，离斯坦福很近，我们熟知的激光打印机、鼠标、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等都是施乐公司最早发明或商业化的），是为了将施乐这家复印机公司转变为一家计算机公司。施乐的转型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产生了奇妙的连锁效应。这些效应可能只是偶然的结果，但人们却已不愿再投资于长期的研究了。那个时期的美国，科技型经济已经消失。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现在，美国公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的投资回报期变短，即使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不例外。DARPA建立于1950年，最初是为了防止美国遭受科技袭击。在“911”及伊拉克战争后，DARPA转变了工作重点，变得越来越关注短期回报，很显然最初的一些理念以及被丢弃了。在硅谷，我们正处于泡沫之中，当然如果能看到文化重置后的样子也会十分有趣。总之，当下我们仅关注能带来回报的事情。现在流行的是独角兽，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造个10亿美金的创业公司，有一些成功了，但更多的是失败的例子。
问题是现在的泡沫如何结束，不是何时，而是如何结束。泡沫由什么组成呢？对我来说，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身处泡沫经济之中，过多的金钱追逐相对稀少的好想法。当话题从Uber转到其他领域时，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新鲜想法，人们只不过是重复已有的东西并借此希望交上红运。我想一部分人会走运的。在泡沫崩溃前会有一大段美好的时光，所以泡沫还会持续产出亿万富翁。但是总有些事情会引起重置，而且你可以看到重置的萌芽，如类似于“电池俱乐部（The Battery Club）”（译者注：一家位于旧金山的世界顶级私人俱乐部）的新型组织的产生。
旧金山在历史上曾创立过这些私人社交俱乐部。那时候有波西米亚俱乐部以及太平洋联盟俱乐部 ，他们都成立于上世纪之交或稍早些时间，有着巨大的财富。现在电池俱乐部诞生了。在周五晚上，你可以看到很多Uber黑色轿车在电池俱乐部的街区周围一字排开。你还会发现荒唐的地产估值正在改变着旧金山，现在一居室的租金均价已经超过3000美金了，而城区的租金均价甚至超过4000美金。从90年代起，房地产的价格不断攀升，只有少数时间会停滞不前，现在旧金山已经是全世界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从我位于市场南边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9台工程起重机，他们正在建造银行。这就是在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财富，在纽约，伦敦以及旧金山都是如此，从世界经济不稳定地区逃离出的金钱集聚于此投资购买公寓房。你在晚间驾车经过这些公寓楼房，那里没有一盏灯光。屋主不需要将房屋出租给 VRBO（屋主出租度假房） 或是AirBnB，房子就空在那里。而这些正在扭曲着这个城市，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因为有些事太不合常理，我已经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已看到了泡沫顶端。
硅谷地区现在的交通情况也令人颇为吃惊。公共设施已经老旧，互联网却能够使得人们取其精华，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私人交通服务正在蓬勃发展，从Uber、Lift及SideCar到优质的大巴服务如旧金山的LEAP，你可以乘坐配备了WiFi以及精选座椅的小巴，从码头一直到市中心。
在全国各地，如波士顿和华盛顿，还出现了其他交通体系。一家名为Bridj的公司所运行的小巴士交通体系，能根据人们的呼叫信息来规划自身的行走路线。所以它不像Uber那样只接你一个人，而是推行一种根据人们的呼叫信息而改变行走路线的巴士，这算是一种高效的交通体系。
我担心我们会出现两种等级的交通工具，一边是钻进Uber高级轿车的精英阶层；一边则是对公交望穿秋水的穷人。因为本身就缺乏资金的公共系统受到的投资更少，但它仍要自己解决问题。
现在又有一波有意思的虚拟网络在硅谷形成。其实不仅仅是在硅谷，现在只用你的电话就有可能把各种竞争的交通体系连接在一起。像Urban Engines和City Mapper之类的公司，正在研发能够有效利用多重交通体系的应用软件。人们预计沿着硅谷主干网的干线101公路，会在2020年完全瘫痪。基本上，恶劣的交通堵塞让你只能泊车走路，这就使得这种虚拟网络变得至关重要。问题是在新型的私有交通工具体系、正在成形的虚拟网络和谷歌汽车，及时来挽救老朽破烂的交通设施之时，我们能否把它们结合起来做些什么？ BART（ 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正在我们眼前倒塌，由于铁轨正在修理，BART的火车无法在上面通行，这件事是很恐怖的。铁轨在老化，只是看能撑到什么时候而已。
同时，国家正在商讨建造一套穿过洛杉矶的高速铁路系统，除了因为政治原因需要经过中央山谷，这个方案几乎是疯狂的。这些新技术真是让人又悲又喜。在美国最高科技的地方却实行着第三世界的交通体系，这实在是太讽刺了。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像麻省理工比特和原子中心的负责人Neil Gershenfeld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价值观认为你得到一流的教育是因为你能在需要技术管理的工作上运用你的专业知识。Gershenfeld尤其有着一群优秀的学生，它们都在硅谷以相当高的水平从事一些非凡的事业。
他还是一名反对Peter Thiel（PayPal联合创始人）人士，他反对Thiel那种“如果你欢喜你就应该去做”的论调。举个例子，像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愿景就在某个时刻去实践了。Thiel这一想法的问题是，现在那种愿景不像乔布斯和盖茨那样，是怀着对技术的尊崇，经过对特定情况深切理解的。他们两人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机会，心怀更大的愿景。能够一起创造新经济。
Thiel基本上就是在叫人去做狂热的教徒。我没有愿景，但我想先成为一名企业家，然后再考虑愿景。而事实上，愿景必须放在首位。我没有很密切地关注Thiel，但我也没有看到在创建新行业方面有像盖茨或者乔布斯那样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想法出现。
有些人认为这就像是硬币的两个面。硅谷不只有黑客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苹果的成功是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和技术狂人沃兹尼亚克的完美结合，要知道，沃兹尼亚克在最初制作个人电脑的时候，只是想向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朋友炫耀。
是乔布斯说，“嘿，这玩意儿有市场”。你很少会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两种品质的结合。你通常会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一个是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一个是有着商业触觉去认识到有市场的，然后两个人走到一起。早些时候，你可以看到Hewlett和Packard（译者注：惠普的两个创始人），他们是两个技术工一起变为商业家的。如今在硅谷，你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对技术充满激情的人或者一个小组和一个有着商业专业知识的搭档结合。这样才能办一家成功的公司。
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很清楚Uber是否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技术。但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想法，被技术实现了。分享型经济的概念是由Uber出现之前由另外一群人先倡导的。想法已经在那里了，只是Uber的人先扑了上去，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主导力量。
我担忧的是硅谷未来的单面性。我担忧它不是文艺复兴般的文化，而是工程文化。而且还是一种被认为是革命性，实则不然的工程文化。很久以前，硅谷曾经出现过两大思想。
第一个先驱者是Engelbart。Doug Engelbart定义了“个人计算”的概念。十年之后，Mark Weiser,又定义了“普适计算”的概念。而Alan Kay放弃使用Engelbart的思想，转而创造了Dynabook这个思想，正是这一思想成为了现代个人计算机。但是“个人计算”是从Engelbart开始的。然后来到了Mark Weiser这里，他提出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计算将会消失在日常物品中，日常物品将变得像魔法用品一般，这是第二个重大思想。而第一个理解并利用如上思想的是人是乔布斯。他第一个把电唱机变成了iPod，然后又把手机变成了计算机。这的确是很伟大的思想。
过去10年，我一直思考一件事，就是在什么时间点上，第一个新变革会在硅谷外发生？上一次世界性的新变革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它重新定义了计算图景。那是2007年，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我曾以为创新会发生在欧洲。在那时，所有有趣的移动应用都首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而iPhone的出现使得创新又重回硅谷。
相信在未来，另一个主要变革会出现在硅谷之外的地方，我认为互联网让这更容易实现。弗里德曼说过世界是平的，而互联网使世界更平。因此在未来，为什么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不会首次出现在硅谷以外的地方呢？这完全是可能的。未来将会怎样？智能手机之后是什么？我现在打赌，是增强现实，或者是一些类似增强现实的产品。
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司正在讨论或者试图发展一种技术，这一技术会让鼠标消失，让键盘消失，让智能手机消失。未来，你和计算资源互动，将会在云端，或者仅仅对着你的眼镜说或看就行了。我认为那些畅想完全是科幻，最近我看了微软的HoloLens（微软的全息眼镜），HoloLens是灵巧的，但它同样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清楚表明微软仍旧被PC范式束缚，微软仍旧试图拯救和保卫个人计算机。
我看到了同样的技术被反复提到，只不过名字不同，叫Magic Leap，这一项目由谷歌、高通和凯鹏华盈花费五亿美元打造，它们还想投入更多资金。在我看来，在计算机显示屏、键盘、鼠标以及智能手机之后， Magic Leap将成为下一个计算平台。这一概念是：如果你想要一个高分辨率屏幕，仅仅需要这样做——通过说话，屏幕就会浮现在空中，你就会进入文本。我曾经认为那仅仅是一种科学幻想，然而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相信它可以变成现实。这种技术有可能不会在下一个五年内出现，可能会在十年后出现，就像曾经鼠标的出现，我打赌这绝对是下一个计算浪潮。现在问题就变成了它会出现在硅谷，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些新变革， 是定期出现的增量，每五年或十年才出现一次。智能手机出现在2007年，围绕它的巨大生态圈也随之建立起来。现在，人们连走路都盯着他们的手机。而这不是人类进化的终点，我们必须走向另一个地方。
很明显，新的变革使人们不再热衷于电脑。曾经占据PC绝对垄断地位的微软，也停止了增长。这就是变革的力量，我期待看到下一次变革的诞生。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空中，我认为某种形式的增强现实是可能并且真实存在的，它会成为一种科幻乌托邦还是科幻梦魇？ 我想，两者都有可能。
2004年，也有可能是2005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谢尔盖和拉里（谷歌联合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好友环绕其间，而呼朋引伴的能力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他们刚从寻呼机世界毕业。2007年iPhone的到来，接下来是安卓的出现。他们雇佣了同事中的创新者—— Andy Rubin，正是这个人为谢尔盖和拉里工作，并创建了安卓事业部。令人讽刺的是，安卓曾经是谷歌针对微软的一个防御措施，它仅仅是一个小的失控，现在安卓已经称霸全球。它是一个极好的主意。我曾经花费很多时间思考下一个浪潮。智能手机之后是什么？智能手机不可能是计算的终结。我打赌下一个将是某种形式的增强现实。有人会出现在让我们意外的领域，给我们惊喜，做一些真实有趣的事情。问题是，增强现实会出现在5年内，还是10年内，亦或是15年内呢？
普适计算，或者物联网，被认为都会消失。问题是，它会在消失在我们之中？出错的可能性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机器会取代我们，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在你我有生之年发生，这就与你我无关。库兹韦尔的拥趸者认为奇点的来临会越来越快，事情会变得失控。事实上，进化的速度已经降低了。也许2045年，会比你想象中更像今天的样子（译者注：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表示，技术高速增长将在2045年产生奇点，这一年是机器智能超过人类的智能元年）。
约翰·马尔科夫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对未来科技有深入研究，所在团队曾获普利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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