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栏】赵文银：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未来经济科技的希望
本文由作者赵文银授权发表
倘若把人类发展的历史抽象成时空画卷，那么这个画卷并不是平滑连续的，而是由很多片段拼接起来的。每一个片段都会有一个牵引力主导发展的方向和进度，而这个牵引力由于惯性的作用，将错过新片段的发生时机。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是采用接力棒的方式完成的，如同田径场上的接力塞。
毫无疑问，美国在之前的100年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现在依然是全球科技、经济的领袖，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正在冲击美国的领袖地位，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一直在进行，至今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法。
尽管美国率先知道云计算革命将开启人类发展新的片段，并且在积极寻找对策，但是惯性力量将会让他们失去机会，这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规律。
很难想象，贫困是新文明片段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近代科学的发源地是欧洲贫困野蛮的地区。
城市化提高了少数人享受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但是并没有真正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质量，按照财富总量平衡原则，由于大多数的财富用来满足少数人身体器官的享受，所以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质量降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区域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其周边的农村区域就越贫困，如同人们享受来自动物身上的物品，那么这些动物的数量就会急剧下降一样。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志是高城市化率，也就是工业化的普及程度。但是这种工业化模式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规则，比如大量的手机满足了人的享受，但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以及大量淘汰的手机破坏了生态平衡。一个城市化率很高的国家，意味着可以形成自然生态平衡的区域就越小，也就是说，符合新文明片段要求的区域越小。
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西欧创建近代科学时的社会环境相似。当时的西欧社会整体贫困落后，但是传教士掌握了大量外来科技文化，比如古希腊、古阿拉伯、古中国等优秀的科技文化思想，他们把这些文化技术融入到基督文化里，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使更多的穷人相信神的能力而成为信徒。这些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清教徒，就成了近代科学的先驱。
尽管中国现在具有了推动新科学产生的社会环境条件，但是能否象西欧一样成为新科学的先驱，需要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1）是否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信心。西欧的传教士对基督文化的信心是无法动摇的，外来的科学文化只是他们用来理解基督文化的参考知识，他们没有被外来科技文化的华丽迷惑。当前的中国由于民族自卑感的影响，社会精英大多数变成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奴才”，迷恋西方科学文化带来的物质享受。所以中国需要一批虔诚相信中华文化的科技精英，如同西欧的传教士相信基督文化一样，不被当前的物质享受迷惑，能够承受清教徒一样的生活，把西方科学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否则中国只能继续成为西方科学文化的追随者。
（2）打破崇尚西方科学文化的专家权威垄断中国科研资源的状态。近代科学只所以能够在西欧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来科学文化没有控制传教士的思想，传教士的科研思想是自由、独立的。中国当前绝大多数领域的专家学者是西方科学文化的信徒，不了解或者排斥中华文化，这些人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科研资源，比如科研机构或者企业的科研项目，基本上是在国外技术上做创新研究，或者是和国外企业或者机构合作，从根源上没有摆脱西方科学文化的约束。如果不打破这种垄断控制状态，中国只能成为西方科学文化的实验场，尽管可以让这些专家权威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名气，但是失去的是中国成为全球科技领袖的机会。
（3）打破权力大小等于科技产品含金量大小的“特色”现象，让科学回归自然状态。中国当前处在以财富数量论英雄的阶段，这种价值观既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也不符合西方发达社会价值观。这种由政府官员的权力决定科技产品含金量的方式，尽管可以让开发科技产品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获得更多的钱和资源，增加个人财富和名气，但是这样的科技产品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如果不打破这种现状，中国将可能失去成为全球科技领袖的机会。
(来源：亿盟258网站，作者:赵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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