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驱动创新？
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
理发师的收入与创新头脑的多少
40年后，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赖纳特出版了《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结论是：不同的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
做什么才能富国裕民？答案就是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第一，依靠创新和规模经济实现“报酬递增”；第二，“不完全竞争”，也就是越干越赚钱，不容易被群起仿效，陷入完全竞争。
1721年，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在总结英国的致富之道时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材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不过的。”制造业在那个时候就符合“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两个属性，因为很多国家没有生产能力。今天，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往往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链的高端地位、多种专业能力的聚合协同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为什么城市比农村富裕？因为城市的专业分工复杂，生产活动的数量能够最大化，便于实现规模经济。
如果一国选择从事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不仅能提高生产率，还能因为“不完全竞争”获得更高收益——员工有更高收入，企业有更多利润， 政府有更多税收。而如果一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和“技术死胡同”，则虽然生产率也能不断提高，但实际收入的分享很少，反而会陷入报酬递减、工资上不去和潜力被耗尽等境地，形成陈陈相因、永无解脱的“闷经济”。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比不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收入高几十倍？因为一国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越多，不仅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还能像“不断涌出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让一国内部所有劳动力都分享到创新的收益。
一国的创新头脑越多，理发师的收入就越高。不在具有引领带动性、前沿性的领域下大力气推进自主创新，只依赖进口技术，走上一条“无技术的工业化”之路，可能永远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经济活动。
国家的竞争就是创新的竞争
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创新。如果说十年前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战略，那么最近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则标志一整套的创新驱动体系的形成。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已明确。
国家的竞争就是创新的竞争。五年前奥巴马做国情咨文演说，1/3 篇幅讲创新，提出“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制胜未来的基石”。他说：“没有人能够断定下一个龙头行业是什么，或者新的就业岗位会来自哪里——就像30年前，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叫因特网的家伙会带来经济革命。我们能做的——这也正是美国人民比别人好的地方，就是加强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记住！美国发明了汽车和电脑；美国拥有爱迪生和莱特兄弟；美国创造了谷歌和脸谱。在美国，创新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赖以谋生的方式。”
中国赖以谋生的方式是什么？上届政府领导曾说，4万亿美元（指外汇储备）是中国人用汗水换来的，但还不能说是用智慧换来的。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1708 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如是说。
其实，和发达国家比，中国在研发领域有明显成本优势。在企业研发的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占比相当于原材料、 资本支出、期间费用这另外三项的总和，研发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日本总人口还多4000多万，研发工程师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6，潜力是巨大的。
全球 KTI 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在2012年的增加值为19.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6.23 万亿美元，中国为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而当时在“非KTI产业”，中国规模相当于美国的72%。如果中国KTI能达到同样比例，将对应2.79万亿美元的产业增长规模。创新不仅改善效益，本身就在创造巨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一切”加“最大”，足以证明创新驱动对中国的意义和紧迫性。
20多年前华录的教训
创新需要国家的资源投入。一些重大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工程的突破，全社会都受益。即使是自由经济下的硅谷，虽然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基本由民间推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毫无作为。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多次向硅谷的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
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197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兴起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明确的。互联网最早也是政府项目，包括网景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的支持。
但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美国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都是以顾客（customer）身份而不是组织者（organizer）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政府并不直接定目标、搞项目、充当供给方。
在这方面，中国教训则很多，政府直接确定产业方向、直接配置资源。痼疾常在，却难改。在温家宝总理任内，他说过，“风电装备、光伏电池都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一定程度上也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当前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以市场为导向，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总结的教训。”
再往前回溯，1990年代初，家用录像机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市场，但产业薄弱。国产录像机1986年只有1万台产量，1991年有27.7万台产量，主要靠买进口散件组装。政府选出11家企业，分布于9省市，作为定点生产企业。有关部委统一协调，从11家中选出9家，在1992年成立合资的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录像机上游的元器件，元器件主要供应这些定点企业，收益按入股比例分配。
1992年底，华录在大连动工开建，“华”是中华的意思，“打中华牌”，不要各自分散搞。当时测算，国内录像机市场每年有300万台需求量。1994年6月，日本松下电器与华录合作，建立中国华录•松下录像机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录像机生产基地。与此同时，为使用华录•松下生产的元器件，各家定点企业分别进行改造，到1994年全部完成，形成每年280万台的整机生产能力。
国务院领导多次到“华录”考察，期望殷殷，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看到施工现场的墙上有个脚印都大发雷霆。结果呢？因为VCD（影碟机）的出现，国内录像机市场迅速萎缩。虽然华录所有股东的产量占国内录像机的70%，但录像机不敌VCD却是市场大势。华录建成之日几乎就是末日，华录员工也成为大连最早的下岗人员。
政府有心创新，但一定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规律。繁荣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自由的企业怀着自由的态度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造；是靠无数企业家和大众参与的创新促成的。《华尔街日报》曾经这样比喻，如果中国对创新能更多地像对乒乓球而不是像对篮球一样，就会更有创新性。乒乓球桌在中国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论小孩还是退休老人来者不拒，这使得中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而中国的篮球场通常不对外开放，年轻人无处锻炼球技。
美国真正担心中国什么呢？——《华盛顿邮报》几年前有篇报道说——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而是北京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店里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喝咖啡，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记者说这让他想起几十年前，比尔•盖茨与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
和华录相反的一个例子：华为
比华录早不了几年，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里，42岁的部队退伍团职干部任正非集资2万多元创业。民营企业华为今天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创新标杆。
华为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在很长时间里连科学家们也看不上眼。2009年11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2套播出了以创业板为主题的“对话”，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不约而同回忆起华为的往事，十多年前李扬参与过“创业板”方案的设计，这个概念后来一度改为“科技板”，由政府选择科技型企业上市，同时设立全由院士组成的豪华的“发审委”。但院士的价值取向在于是否有理论贡献。当初“科技版”的“发审委”委员李扬说：“华为当时就没有通过论证，因为说它没有科技含量。”
大家都知道华为不上市，但不知道，当年华为想过上市，但条件不够。
华为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政府就无足轻重。也是在那期“对话”上，曾在1995年到2000年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回忆说：“华为在1997年有一次陷入市场恶性竞争，同行的告状信寄给了上到国务院下到深圳市政府的多个部门，以及华为的主要客户。告状信发了3000 封，说华为欠工人工资100亿，欠客户100亿，欠税100亿。自这封信以后，华为6个月没有订单，任正非非常苦恼。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到北京找吴邦国副总理，因为深圳有一个高科技企业遇到了麻烦，想请审计署牵头组织调查一下，看看信上说的那个事对不对。我说如果对，就把任正非抓起来，他有欺诈行为，如果不对，就发一个公告证明他的清白。”
“吴邦国副总理说，你为了一个私营企业来找我，你可是一个市长。我说我心底无私，……一个礼拜后就立马成立了20人的审计团，在深圳待了3周，发了公告。结果一公布，华为订单马上来了。”
李子彬在深圳6年，没吃过任正非一顿饭，没抽过一根烟，没接到过一个果篮，因为任正非不走后门。但深圳市对华为给予了大力扶持。李子彬说，“（我在的）6年，深圳没有向华为要一分钱所得税，增值税部分属于地方的还返还了一半。”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华为还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集体企业时就很关注，因为华为走股份制道路，又是高科技产业。华为起步时资金匮乏，厉有为出面做了很多工作，建行才给华为贷款3000万元。1997年底，厉有为和任正非一起访问硅谷，回到深圳后提出把深圳建成“中国的硅谷”。深圳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华为也不再需要特别的税收优惠，到2003年就纳税28亿元。2015年，华为纳税337亿元。
比较华为和华录，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清清楚楚。深圳是最早遭遇到土地有限、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问题，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的。早在十多年前，深圳就形成了“4个90%”的格局：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深圳的经验表明，创新是可为的，但一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和以企业为主体。在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制度方面，民营企业具有先进性，员工分享收益的分配制度具有先进性。刺激创新的关键，不是动员和口号，而是用什么制度去激励人力资本，人动起来，创新就好办了。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创新并不神秘。
《数字经济大趋势》一书作者基思•威利茨曾指出，人的创新能力与生俱来，否则人现在还会居住在山洞里，拿野果充饥，“但人也天生懒惰，如果山洞里有集中供暖，野果子更好吃些，也许世界的历史会完全不同”。
这个道理，中国很多领域的领导人都心知肚明。李长春在《文化强国之路》一书中就说，猫的天性本来是抓老鼠，可是主人好心，总是拿鱼喂它，本意是鼓励它更好地抓老鼠，可是后来猫认为享受主人喂的鱼才是理所当然的，长期下去，最后就根本不会抓老鼠了。人为地把（文艺）院团“养”起来，进而行政化，长此以往，最后院团也就根本不会去争取观众、开拓市场了。那样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
在改革开放38年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在企业和科研机构之外，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创新需要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型。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话，现代国家需要从“专断型权力”（despotic power）向基础设施型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转变，具体包括：1）向社会提供必备的公共服务；2）向民众解释政策的目标和成本；3）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用权力，保障公民和社会的权益。形象地说，专断型权力是“在社会之上统治”，而基础设施型权力是“通过社会来统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可持续创新的制度保证。
创新需要一个更开放和富有流动性的社会。社会出现分化不奇怪，但不能固化。如果流动性很差，从底层向上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会导致创业创新精神不足，还会滋生阶层仇视和社会不稳定。随着分工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的提高，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个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拥有量。更好的教育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好的生活。据国家统计局前年的资料，目前流动工人的教育水平是：文盲占1%，小学文化10%，初中文化63%，高中文化13%，中等职业教育6%，大学和以上7%；而19到59岁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为：文盲1%，小学8%，初中38%，高中27%，中等职业教育14%，大学和以上12%。显然，如果流动工人的教育程度有改善，其产出和收入也会有改善。如果农民工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跟有城市户口的孩子相当，那么就有更大希望提升“自致性竞争能力”。所以说，创新又和社会建设休戚相关。
创新还和思想文化的活跃密不可分。全世界所有的创新之都，也都是思想之都，艺术之都，文化之都，名校之都，移民之都。创新和独立思考、自由创造、包容差异的文化氛围正相关。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如果在群体环境中安排一些噪声、一些异议者输入的不正确信息，反而会刺激他人联想到一些不寻常的事物，探索出新的可能性。无噪声的环境太干净，反而缺乏新意。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团队研究过不同噪声水平下的创造性思考技能，其结论是，创意项目的理想环境应当包含有一点环境噪声，适当的背景噪声产生的适当干扰会让思维跳出既有的模式，引发人们的遐思，但同时还能让思考者保持专注。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有点噪声就是要有点不同立场的声音，不同意见的交融才能带来创新的想法。如果总是强调同一个答案、同一种思维，怎么谈得上独特性呢？
最后，创新带来财富，但唯利是图的拜物教很难长出创新的种子。在某种意义上，创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应物，是内生的热爱、兴趣和改变世界的勇气的派生物。17世纪的哲学家斯宾诺沙本可继承庞大的家产，但他表示：“我不争遗产，你们去分家产吧，我会磨光学镜片，以后我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正是寂寞的磨片岁月，催生了一代思想家的哲思。今天的“光纤之父”、诺贝尔奖得主高锟，未曾把光纤技术拿去申请专利，外人大感遗憾，他却说：“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如果事事都以金钱为重，我告诉你，今天一定不会有光纤技术的成果。”在基础研究领域，很多创新和对知识发现的兴趣、热爱更加相关，也更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即使在商业世界，很多奇迹的起源也不是财富驱动，而是爱好驱动。2012年Facebook用7.15亿美元完成对Instagram的收购时，这家公司只有十多个员工，成立才两年。Instagram的创始人斯特罗姆没有学过计算机，他在社交旅游网站Nextstop做营销，晚上凭着兴趣自学编程，做了一个原型产品给朋友用，后来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上碰到风险资本，才走上创业之路。
中国经济经历过大步流星的“奔的时代”，现在正处于愈上愈难的“登的时代”。如果能跨越，中国经济会进入附加值“飞的时代”。创新是唯一出路，舍此别无他途。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依靠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迸发，依赖创新的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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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串起创新成果的珍珠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各类企业都要把创新牢牢抓住，不断增加创新研发投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再卖出去，要经历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跃”——由商品到货币的转换。科研成果好比是闪光的珍珠，没有串起来是形不成美丽的珠链的，而企业家就是串起珠子的线。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和作用，让他们成为串珠的绳，使创新的珍珠项链闪闪发光。
企业家是创新的“中枢”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创新创富的活力之源。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所做的新的组合”。
科研创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具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律性，通常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创新”，即通过科技研发的投入，形成科技成果；
第二阶段是“创业”，即通过继续追加投入，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
第三阶段是“服务”，即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形成有机发展的产业集群，为社会持续创造价值和提供服务。
在现实工作中，第一阶段主要是科研院所的职能；第三阶段政府做的最多，但较为关键的第二阶段，工作却往往较为薄弱。这个阶段的活动实质上就是科技创业，通过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家队伍，使科技成果产品化、产业化，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环节。
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落实到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贡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从企业技术创新看，一要有内在动力，二要有创新机制，三要有核心人才，四要有物质保障，这些都主要靠企业家来做。条件具备了，专家才能发挥作用，具体创新工作才能推进。所以，企业技术创新首先也要靠企业家。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从柳传志到马云，都是创新型企业家，他们不仅是技术创新者，更重要的是通过整合资源，把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和产业。
企业创新遭遇“头脑缺乏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靠要素、投资驱动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感叹“老路走不通了”，开始从“不想创新”的梦中醒来，但“不敢创新”“不会创新”的问题依然突出。
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许多企业家对创新是又爱又怕，企业要做大必须创新，但创新总是充满风险，企业进行高技术创新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一旦创新失败，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破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你创新，我冒仿”的山寨文化盛行，不少企业深受盗版侵权之苦，一不留神就可能“先驱变先烈”，患上“创新恐惧症”。企业界就流传着“不创新慢慢死，一创新快速死”的说法。
能力有限，不会创新。中高端人才稀缺，是企业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60.7%的企业家认为，创新人才缺乏是制约企业创新的最主要因素，企业创新常常遭遇“头脑缺乏症”。有些企业家认为，靠技术创新不如搞房地产来钱快，靠引进合资可以省时、省事，不惜花大本钱引项目买设备，不愿用重金引人才借外脑，结果往往是“一流的设备”生产“二流的产品”，卖“三流的价格”。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只有不到2%。
融资太难，不能创新。企业创新离不开资金支持。没有创新投入，就谈不上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是我国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到1%，远低于跨国公司3%~5%的水平。同时，由于法治不健全，有的企业大规模融资之后并没有把钱用于技术研发，他们更喜欢赚快钱，巨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产生套利型企业家。
营造适合“苹果”成长的环境
促进创新型企业家蓬勃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前些年，有地方提出斥资5000万培养乔布斯式领军人物，引发社会争议。培养“乔布斯”固然需要行政的“关注”，但根本在于营造适合“苹果”成长的生态环境。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管好用好“有形之手”。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企业而不在政府，企业是内因，政府是外因。政府抓企业是要服务企业，不是包办代替，不是简单管理，而是要给企业以提示，给企业以环境，给企业以平台。要完善区域公共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企业不为盗版侵权所累，减少“自主创新之痛”，走出“不创新等死，创新是找死”的困局。要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更好发挥政府投入的“四两拨千斤”作用，形成支撑企业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给企业创新插上金融翅膀。要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消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坚决推倒各种院内院外的围墙，使政府的“有形之手”从不该管的领域中缩回来。
培育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在市场浪潮中搏击成长。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成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崛起。实践表明，创新驱动之动力在市场，企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企业家成长的战场在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市场规则办事，让市场决定产业、企业的进退。
垄断是创新的天敌。开放市场准入是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之源。要有序打破行业垄断，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拆除“玻璃门”和“弹簧门”，让各种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用企业家精神点燃创新引擎。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企业家在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离市场最近，对技术创新需求最敏感。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聆听企业的声音，让企业告诉我们什么束缚、阻碍了创新。18世纪纺织机被英国视为秘不外传的富国之宝，严禁机器出口和人才外流。1790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塞缪尔·斯莱特乔装成农场工人，逃过英国当局监察进入美国，凭借记忆复制出阿克莱特纺织机，由此拉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将斯莱特重金引进美国的，正是两名美国企业家。
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制，发挥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吸收更多企业参与研究制定国家技术创新规划、计划、政策和标准，使创新与市场有效对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建立各类研发机构，并鼓励企业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和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建立健全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流动，打通科研与市场的旋转门，让更多实验室成果走进企业、流向市场。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周湘智，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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