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创新:“弯道超车”要“三看清”
来源;光明军事(ID:GM-junshi),作者:刘书雷 屈婷婷(国防科技大学科研部)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增强技术敏锐度和理解力,争取实现“弯道超车”,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弯道超车”原本是赛车运动中的一个术语,意思是利用弯道超越对方。对于国防科技领域而言,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首先需要解决“看清趋势、看清方向、看清道路”问题。如果“趋势”看不清、“方向”选不准、“道路”辨不明,不仅不能实现“超车”,还可能造成“翻车”,拉大与对手的差距,丧失发展的机遇。
“看清趋势”,就是要科学把握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信息技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具有持续深入发展的潜力,世界科技发展即将进入以信息科技颠覆性换代和深化应用引领的时代。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物理极限和信息化战争瓶颈不断凸现,生物技术有望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制高点,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生物技术为主导,多领域交叉的群体性技术突破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典型特点。一批颠覆性技术经过长期的积累发展,已处于物化为武器装备的临门一脚,如高超声速技术、定向能武器技术、智能自主技术等对军事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前沿技术。特别是网电空间技术的发展,将突破传统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地理边界,作战目标也将从传统的军事目标向电力、交通、金融等社会基础设施扩展。
“看清方向”,就是要合理确定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一定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不被忽悠和误导。美国近期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从策略上看是美国利用技术创新来抵消中国、俄罗斯的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但从本质来说,是美国在信息化战争形态深入演变这个特定的阶段,以及新一轮颠覆性技术革命突破前夕这个特定的时期,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其核心目标是确保牢牢占据世界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绝对主导权。针对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跟踪研判,根据军队实际,加快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短板问题,在海洋、空间、网电等战略必争领域,加快形成核心竞争力,积极抢占未来竞争战略制高点,确保战略主动。
“看清道路”,就是要依托专业团队积极探索自己的科技发展路径。在国防科技领域,培养一支既懂科技、又懂军事,善于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研判世界科技革命新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将成为引领国防科技创新、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弯道超车的进程中,加强“国防科技决策咨询智库体系建设”是“看清道路”的首要举措。要注重依赖专业化的机构和团队,长期、持续、系统地开展国防科技发展预警和评估工作。如依托军队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建立“国防科技预测预警研究中心”,进行科技发展预测、预警和未来军事应用研究,防止技术突袭,抢占未来发展先机。俄罗斯、日本都成立了类似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的研究机构,捕获包括颠覆性技术在内的新兴前沿机遇。
国防科技创新要警惕技术欺骗和技术突袭
来源:光明军事
作者:刘书雷、邓启文、郭继周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拂晓,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分析预测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内涵和特征,研究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全球科技创新格局面临的新变化,剖析了国防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并从加快“思想”到“行动”的统一、坚持以我为主、重视颠覆性技术挖掘和培育、坚持“道”“器”并举等4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思考建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拂晓,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将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特别是军事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新科技革命与强国梦强军梦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双重转变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新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科学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大格局,正视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新科技革命正加速形成
目前,国内外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会在哪些领域发生、重大创新突破可能发生在哪些方面、什么时候可能发生等基本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有不同的观点和表达。在对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科技革命有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对新科技革命有如下认识:
一是从趋势上看,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需求的驱动下,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牵引下,在现代科技知识体系内在矛盾的催生下,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日益显现,新科技革命初现端倪,将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从结构上看,新科技革命不再以单一领域突破为主导,而可能是多个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发生在多个领域的交叉结合部。历数工业革命200年来的每一轮科技革命,基本上都主要发生在某一个领域,或在几个领域分别发生。如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主要涉及“天文学”和“物理学”,标志是近代物理学的诞生;18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主要涉及蒸汽机和机械制造,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现代化。而新一轮科技革命有可能表现为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是多个领域的齐头并进与群体突破。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是生物科技为主导、以新兴信息科技为支撑,将发生在生物、信息、材料、能源和纳米等领域的交叉部。
三是从方向上看,以信息科技颠覆性换代和深化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以生物技术为主导多学科推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发展。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面临重大挑战,摩尔定律遭遇瓶颈,微电子技术发展遇到物理极限,人类社会正进入以信息技术的颠覆性换代和信息网络技术深化应用为特点的后IT时代,有专家推测,这一时期大概持续到2020年,可以看作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同时,以生物技术为主导,新能源、新材料等多学科共同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生物技术自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来,已经有70年的科技积累。据统计,美国2010年科技论文的60%、科技经费的50%、专利的40%都来自生物与医药领域。《科学》杂志近10年评选的重大科技进展中,生命与生物领域占到42%。这都从一个侧面昭示着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四是从性质上看,新科技革命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人类历史上已发生的几次科技革命,都具有相对比较清晰的边界,如16世纪-17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是一次科学革命,18世纪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是一次技术革命等。此次科技革命,将表现出新科学革命与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相伴、互动的态势,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交织发展,是一次多维复合的综合型科技革命,其影响也将超越前面几次科技革命。
五是从范围来看,新科技革命可能由多个国家共同推动。前几次科技革命主要由单个或少数国家推动,如蒸汽机革命诞生于英国,电子和信息革命产生于美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可能由多个国家共同推动。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科技资源在全球流动也日益加快,人们的创新活动日益连成整体,各国更加重视相互的科技合作。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为迎接新科技革命,出台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结合国情围绕不同的领域进行布局和投入,未来各国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突破和领先,并通过科技的全球合作实现科技流动和共享,共同推动新科技革命发展。
二、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加快调整
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面前,主要国家高度重视,竞争日趋激烈。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增长显著放缓,新兴经济体则持续加强研发与创新投入,世界科技创新格局正加速调整。
(一)新兴国家持续加强研发和创新投入,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已经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新兴国家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研发投入持续快速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已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据预测,按购买力计算,2013中国和韩国分别位居全球研发投资的第二和第五位,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国家也在前十之列;而美国和欧洲占全球研发投资的份额为28.3%和23.4%,分别比2011年降低1.3%和1.2%。在科技论文产出方面,中国、韩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快速上升,1995年至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8%、10.1%、6.9%和7.7%,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仅为1%和1.4%,而日本以1.1%的速度下降,欧美的全球份额已从69%降至58%。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未来一段时期新兴国家将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以美国为首的老牌科技强国实力犹存,但在世界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减弱
尽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老牌科技强国在全球科技创新投入比重下降,但其创新基础好,潜力大,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大,全球占比高。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的29.6%、欧洲占24.6%、日本占11.2%,三者合计接近全球的2/3。二是研发机构实力强大。英国《泰晤士报》2013年全球排名前50名的大学中,29所来自美国,11所来自欧洲。三是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位居前列。据2010年调查数据显示,在影响未来研发走向的十大关键性领域中,发达国家全都位居第一位,且在前三位中占据26席,占据绝对优势。四是科研成果突出。科技强国在诺贝尔奖、世界前1%高被引论文、《科学》和《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进展等方面仍大幅领先。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老牌科技强国依托其强大的科技、经济和人才基础,仍将在一定程度保持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但领先优势将不断缩小。
(三)中国积极进行超前谋划和布局,可望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
近年来,我国相继制定出台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大力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差距呈缩小趋势,不少领域逐步赶上甚至超过国外先进国家。2012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298.4亿元,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8%,投入量位居世界第三位,专利申请数取代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在影响未来研发走向的十大关键性领域中,我国有8项进入前五位。未来20年,如果我国能够抓住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机遇,加快改革不适应创新的体制机制,激发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将有机会后来居上,进一步缩小与科技强国的差距,从科技发展的追随者、跟踪者向比肩者、领跑者转变,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
三、国防科技创新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国防科技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基础支撑和直接动力,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深刻变革,在对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方向、模式、思路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要求、新挑战。机遇稍纵即逝,挑战无处不在,只有直面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才能更好的把握机遇,推动发展。经过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
(一)新科技革命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
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世界创新格局的大调整,引起了一个国家命运的兴衰变化。在科技革命的创新浪潮中,先进国家具有更雄厚的科技基础、更先进的研发设施、更庞大的创新群体、更良好的创新机制以及更充足的经济基础,可能早于落后国家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理清科技革命的突破方向,快速做出决策响应和前瞻部署,进一步巩固其相对落后国家的领先优势。落后国家受科技基础、顶层谋划的制约,可能错过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上不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时代差”,使自己在战略上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的态势。历史上,前苏联由于对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应对不当,导致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下降。我国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也错失了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的大好时机,导致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实力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
(二)技术欺骗和技术突袭将愈发频繁,对技术发展战略研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科技革命将带来前沿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群体突破,前沿新兴技术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在为落后国家提供技术超越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方面,技术欺骗将越来越多。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技术概念,有意将对手引入歧途,分散对手人力物力,达成技术欺骗的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就是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将前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对可能的突破方向认识难以统一,科技发展面临多种路径选择,强大的对手出于战略目的可能故意释放烟幕,对我进行技术欺骗。另一方面,被技术突袭的风险加大。创造性地研发其他国家想不到的军事技术,形成技术突袭能力,是每一个国家军事技术发展的目标。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就曾使美国大为恐慌。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在生物、信息、纳米、材料、能源等多个交叉领域取得突破,军事强国利用其深厚的技术基础,有可能在某个方向取得出人意料的突破,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突袭。在此背景下,谋划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应提高敏锐性,保持头脑清醒,在技术战略判断上下功夫。既要防止技术欺骗,切实增强技术鉴别力,不能人云亦云、走入发展歧途,丧失发展机遇。又要防止技术突袭,防患于未然,防止重大技术遗漏,不能因为战略判断失误,形成与军事强国新的技术鸿
(三)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边界日益模糊,现行基础研究发展模式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与工程领域的结合日趋紧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已没有很清晰的边界,基础研究从实验室的科学发现向战斗力转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呈现出相伴、互动的发展态势。历史上,由电磁波发现到雷达装备应用历时近50年;而从2004年突破压缩感知理论,到2007年应用于提升雷达性能,历时不到3年。根据现行研究分工,军队现有基础研究工作主要针对武器装备建设的具体型号任务需求进行凝练和支持,对于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生命科学等纯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力量。但由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民口基础研究成果向国防领域的转化应用尚存在较大障碍,影响了国防科技的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对我军现行的基础研究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既发挥军方在国防相关基础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又充分发挥民口基础研究对国防科技的重要推动作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四)科技创新和退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必须不断增强国防科技储备的超前意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围绕国防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国防科技发展呈现出创新不断加快、同时退化也不断加快的特征。一方面,在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国防科技创新及应用速度明显加快,向战斗力转化的速度更快、转化的链条更短。以我国为例,过去沈飞(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个型号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周期是10-15年,而今已经缩短到3-5年。而新一代战机歼-31的原型机开发仅用了19个月。另一方面,军事领域的强烈对抗性和竞争性,导致军事技术由“高”到“低”退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军事领域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军事技术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对抗特征,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各个国家竞相发展并应用最新技术,以保持和形成与主要对手的技术代差。在军事技术此消彼长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新老技术交替和逐步替代节奏不断加快,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技术从高到低“贬值”的速度越来越快,已有的技术积累消耗将会更快,如果不加大力度储备新的高技术,未来发展将面临停滞的危险。必须科学把握技术“进步”与“退化”这一对抗性特点,紧跟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切实增强技术储备的超前意识,紧盯技术发展前沿加强前瞻谋划和预先布局,在把握科技快速发展的“红利”的同时,科学防范技术退化加快带来的挑战。
(五)新科技革命的可能领域具有典型军民两用背景,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面临迫切需求
一方面,当代科技进步使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双向互动越来越强、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军民技术间的鸿沟和壁垒逐渐消除,界线日益模糊,军民共用先进技术日趋增多。很多民用技术和产品,与军用技术差别不大,甚至在可靠性、发展速度和水平等方面已超过军用技术,经过适应性改造,可以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据统计,发达国家军用与民用技术互用率已高达80%以上,只有20%左右是军队特殊需要的专用技术。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在信息、新能源、生物、纳米、量子等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些领域具有典型的军民两用前景,其发展、突破和应用将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产生深刻影响,军民双方当前也都在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和投入。比如,全球在民用领域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领域研究的大量投资,也可以为国家研制相关生物武器、应对和防御生物武器的威胁提供知识和技能。新形势下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我国现有军民分离的科技创新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面临迫切需求。
(六)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面临挑战
举国体制是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聚焦各方面力量进行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的有效途径,曾在我军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为代表的大批成果。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总体上处于“跟踪追随式”发展的阶段,应用于技术路线相对比较明确,大规模资源投入风险较小的技术领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技术方向风险,发挥后发优势,推动跨越发展。新的形势下,随着与军事强国装备代差不断缩小,可供借鉴的国外现成装备、技术途径越来越少,国防科技和装备建设已经处在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的关键时期。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前沿新兴领域的发展方向、趋势、路线并不十分清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外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历史上很多重大科技发现是在不曾预期的情景下和人类偶然相遇的。这种情况下,由于不清楚未来的路,分散的、多元的、自由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只单一强调举国体制,由国家主导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并进行资源聚焦,风险就非常大,将可能误入歧途,造成资源浪费。必须把举国体制和自由探索结合起来,建立能够更好孕育和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以自由探索出前沿技术成果,以举国体制打造重大科技工程,充分发挥国家和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独特作用,以求快速突破,抢占新科技革命的先机。
(七)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对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提出明确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资源在全球流动日益加快,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跨国科技合作日益普遍,利用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本国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2010年,美国空军提出,科技全球化使得知识和信息全球随手可得,网络导致科技和知识在全球快速和规模扩散,美国与其他国家曾经存在的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2012年,美国科学院指出要进一步利用全球研究和创新资源,将其在美国转变为更多的创新产品、产业。2013年9月,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学习时提出“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要认真把握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大环境,在处理好安全保密的前提下,既要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国防科技跨越的重要方式,作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手段,充分吸收利用国际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领域成果推动装备建设,又要防止国际合作的战略陷阱,防止“运10”的历史悲剧重现,陷于被动局面。
四、几点思考
新科技革命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影响,事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国防科技创新伟大进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切实解放思想,凝聚力量,开拓创新,把握机遇,直面挑战,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加快从“思想”到“行动”的统一
目前,新科技革命尚处于孕育发展阶段,各个国家基本处于同步发展阶段。对于有准备、能够做出正确决策和行动的国家,新科技革命是机遇,能够实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大进步;而对于缺乏敏感性、缺少有效科学的行动、固步自封的国家,新科技革命可能是一种挑战,会带来国家科技水平逐步落后于世界科技潮流,带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的停滞不前,不进则退。科技革命如同其他社会变革活动一样,从开始到完成均有一个孕育、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既要有量的积累,又要有质的飞跃,这一过程具有渐成性和漫长性,是通过不断的、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变革来完成的。目前新科技革命正处于量变的积累期,围绕核心技术的争夺已展开,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前奏已经响起。因此,面对新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的阶段,而必须把“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走出过去跟踪追随型的科技发展思维模式,从顶层上做好整体谋划,更好的把国防科技发展纳入新科技革命的大局,树立超越的信心和勇气,抓抢发展的先机。
(二)坚持以我为主,加强战略研判,确保正确方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涉及的范围宽、领域广,发展的方向和技术路径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应立足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实际,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深入研究新科技革命视角下军事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规律,形成清晰的思路和科学的判断,善于把握技术重大跨越的重要机遇,真正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与新科技革命孕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切忌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应加强战略研判,从顶层上做好整体谋划,在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方向选择上,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要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军情,真正选出那些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并对未来装备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战略性高技术,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规划,预做战略部署,确保正确方向。
(三)抓抢全球技术换代机遇,重视面向军事应用的颠覆性技术挖掘和培育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蹊径、会对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实践证明,谁及时抓准了颠覆性技术创新,谁就赢得了发展先机。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颠覆性技术涌现的高峰期。当今世界已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的时期即将到来,主要国家围绕颠覆性技术的竞争正日趋激烈。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我们应深刻认识发展颠覆性技术的重大意义,将面向军事应用的颠覆性技术发展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大抓手,作为提升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抵消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战略优势、实现不对称优势制衡强敌的重要途径,通过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形成常态化研究机制、加强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积极捕捉、牵引、谋划、推动、孕育颠覆性技术发展。
(四)坚持“道”“器”并举,统筹科技装备发展和军事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
科技发展是军事革命的催化剂,是推动军事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但科技革命不等于军事革命,只有进行相应的军事理论和组织体制革命,才能最终完成军事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最先发明坦克,法国拥有坦克数量最多,苏联最早建立坦克师,但只有德国提出了一整套充分利用坦克潜力的闪击战思想,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编制体制,率先完成了机械化军事革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从历次军事革命看,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往往走在军事上层建筑改革的最前面,军事上层建筑改革往往滞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今天,我军尚处在信息化装备发展的攻坚阶段,在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同时,应加快军事理论创新,坚持“道”“器”并举,牵引编制体制改革,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程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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