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FC-CA的最新发展现状与亚太地区海陆一体的防空反导态势
来源：安在的故人书简，作者：安在
一，NIFC-CA的最新发展现状
现代战争是体系化攻防，而攻防态势转换的要点不在于攻防双方的最强大的一端，而在于最薄弱的一端。评析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盯着其最优势，而要看到其最劣势。比如舰队防空拦截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防空体系中的最薄弱部分，即木桶效应的最短板。当前超视域目标和掠海飞行目标就是舰队防空的最短板，如果这两项难题无法被解决，则再先进的雷达和反空导弹都没有对舰队防空能力本质改进（如果没有空中传感器平台，舰艇的防空能力已经基本发展到一个瓶颈）。而综上（详见上文），在NIFC-CA系统内，在武器发射平台的传感器尚未发现来袭目标时，就可根据跟踪平台提供的相关数据来引导防空导弹发射，实现了超视域打击，而E-2D和标准-6则解决对超低空掠海目标的打击难题。这样在扩大的交战距离内，在第一发导弹拦截失败时，就有再发射第二枚第三枚的多次交战机会，也就实现了整体的作战效能提升。
2015年3月11日，首个E-2D“先进鹰眼”预警机中队（VAW-125）部署在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开始在中东执行作战任务，这标志着美国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进入实战检验。2015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国防合作局（DSCA）发布声明称，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出售4架E-2D，以继续充实并将继续充实自卫队现有的E-2C鹰眼机队（共有13架）。[1]前文中提到过E-2D在NIFC-CA中的作用，美国在出售E-2D给日本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可以直接充当美国航母打击群的信息中继（航空自卫队掌握固定翼飞机），扩大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范围。2017年2月3日，VAW-125中队的5架E-2D抵达日本岩国的美海军陆战队基地，岩国基地在此之前已经部署了美海军陆战队的F-35B隐形战机，而E-2D和F-35B实际都是NIFC-CA的传感器平台，美军在亚太地区的NIFC-CA的空中传感器网络，已经初见轮廓。
当前NIFC-CA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将更多的传感器节点介入到作战网络中，并通过升级的TTNT自组网高速宽带波形来兼容、逐步替代速率有限的Link-16数据链，最终实现各类传感器节点和火力资源的“即插即用”的自组网，从增加节点数量和提升互联速率两个方面提升作战效能。近期内，将F-35B融入NIFC-CA框架，充分利用F-35B的数量和电子战性能的优势，是美军的重要技术方向。而当前主要遇到的技术问题是，NIFC-CA使用Link-16数据链连接各个节点，F-35B使用的是多功能先进数据链（MADL），两种无法兼容，因此需要在宙斯盾舰上安装MADL天线才能接受F-35B的探测和火控信息来引导舰艇上的标准-6发射。2017年3月22日，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宣布，将在2017年夏秋进行一次F-35B和NIFC-CA的协同追踪演习，并在2018年进行实弹演习。洛·马公司的宙斯盾项目负责人表示：“与基于E-2D或其他飞机的NIFC-CA能力相比，在F-35作为NIFC-CA节点时，其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当前的作战网络”。[2]
2016年后，以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危机的名义，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国都制定了更为积极的国防采购计划，特别是在能同美军共享战术情报信息的高精尖军备上，都纷纷投入巨资。作为当前最先进的舰空导弹，标准-6导弹正处于批量加速生产的阶段，因标准-6导弹大量使用了基于标准-2的通用技术，将单价控制在了200万美元左右。雷神公司已经为美军交付超过330枚。2017年年初，经美国国会批准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三国都准备向雷神公司采购标准-6导弹，[3]尽管标准-6的通用能力可能在出售版本中有所限制，但其核心的防空反导能力一定会保留。而采购导弹的同时，三国也都准备将本国的宙斯盾驱逐舰升级为基线9版本来适应新导弹。
2016年8月17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下为韩国海军3艘世宗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KDX-III batch-II）、美军一艘阿里·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2艘“爱宕”级（Atago-class）驱逐舰装备基线9系统的合同，合同金额4.9亿美元。[4]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新建的3艘霍巴特（Hobart）级宙斯盾驱逐舰，日本2艘新建27DDG宙斯盾驱逐舰已经确定采取基线9版本，而原有的4艘“金刚”级驱逐舰已经配备了标准-3 IA拦截弹，亚太地区的宙斯盾舰群，正不断将各种导弹防御力量集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网络。
洛马公司强调，基线9系统可以在探测拦截弹道导弹的同时，执行针对敌机等的防空任务，大大提升宙斯盾舰的防空反导能力。而韩国国防部安保论坛秘书长申钟宇（音）对此表示：“宙斯盾舰上装载有比萨德雷达更强力的雷达，若增加截击功能将成为大海的萨德，虽然萨德被固定在陆地上，但宙斯盾舰具有往来于东海和西海且可以展开作战的优势”。[5]
2015年10月和2016年3月，相继有两艘升级到基线9宙斯盾系统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DDG-65和DDG-52部署在日本神奈川横须贺基地，当前，仅美军第七舰队升级过NIFC-CA并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已经增至8艘。而美军可以随时进行跨战区调动，进行补充和组网。这样随着东亚地区的NIFC-CA系统组件的广泛分布，美军及其盟友正逐渐形成具有强大滨海环境态势感知能力，对新一代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乃至弹道导弹具有较强防御能力的一体化海军防空体系。
二，亚太地区海陆一体的防空反导态势
2017年2月3日，美日共同研制的标准-3 BlockIIA拦截弹进行首次拦截试验，成功击落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靶标，这也是宙斯盾基线9.C2（BMD 5.1）系统的首次实弹试验。[6]此次试验正值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韩国和日本期间，因此也有被认为是回应朝鲜核导试验和中韩之间的THAAD争议。标准-3 BlockIIA导弹预计于2018年底开始列装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先前美军已经列装标准-3 IA导弹和标准-3 IB导弹，具备了有限的远程导弹防御能力。而美日共同研发的标准-3 BlockIIA，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2011年的报道，其燃尽速度可能达到了4千米-4.5千米每秒，大大超过原有两款标准-3导弹，射高为70-500千米，可以拦截中段飞行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甚至是部分洲际弹道导弹，而如此高的射高，让标准-3 BlockIIA进行反卫星作战也游刃有余。为了提高导弹的飞行速度，BlockIIA将标准-3导弹的弹径从343毫米扩大到533毫米，扩大了防御区域，使导弹的飞行速度提高了45%-50%，并用轻型外大气层射弹（LEAP）的动能拦截器代替了标准系列的高爆弹头，增强了识别诱饵的能力，提高导弹的拦截效能。
奥巴马上台后，对小布什政府的欧洲反导部署计划进行了评估，原定部署的GBI拦截弹因预算、技术和外交因素被抛弃，而鉴于标准-3导弹潜力、以及宙斯盾反导系统和陆基AN/TPY-2雷达的协同拦截能力，奥巴马政府启动了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计划（EPAA），此举最大的好处在于宙斯盾驱逐舰和AN/TPY-2雷达部署灵活，外交争议较小，而拦截能力不减，且随技术进展和盟友关系、威胁环境做阶段性评估，随时改进，故名为适应性（adaptive）。标准-3 BlockIIA最初是EPAA反导计划的第三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原定第四阶段部署的标准-3 Block IIB的项目在2013年3月被取消，第四阶段也因此终止。虽然当前标准-3 BlockIIB进行了一些重启的技术研究，但标准-3 BlockIIA也依然是美军近期最后一款在研反导拦截弹，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宙斯盾反导系统（包括衍生的陆上宙斯盾系统）上配备的拦截能力最强的拦截弹。
相比欧洲，美国在亚太地区至今没有宣布正式的导弹防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行为构建亚太版的适应性分阶段部署计划（APPAA）。美日在联合进行标准-3 BlockIIA研发时，就考虑标准-3 BlockIIA要能拓展反导系统对日本列岛的覆盖范围，从而实现一套系统使用此款导弹，即可保护整个日本的目的。标准-3 BlockIIA配备三级火箭发动机，同陆基反导拦截弹GBI作用相近，是一款战略拦截弹。吴日强认为，如果把标准-3 BlockIIA部署在美国沿海，只需要在东西海岸各部署一套，就可以拦截所有从中国大陆和沿海发射的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如果部署在日本北部，这一系统也可以拦截从中国周边海域发射的打击美国的潜射导弹。
2016年1月，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美军开始考虑将夏威夷的陆基宙斯盾试验系统升级为作战系统，以提升第三岛链的反导能力。原有的考艾岛太平洋导弹靶场的陆基宙斯盾并没有常态的作战运营，且使用的是标准-3 IB拦截弹，不具备拦截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由于夏威夷的特殊位置，如果要实现其拦截效能的话，今后很可能会升级为标准-3 BlockIIA拦截弹。
2017年4月28日，以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开发为名义，日本决定准备部署2套陆基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套陆基宙斯盾由3座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组成，每座发射系统有8座MK41发射筒，一共可装载24枚拦截弹，当前在罗马尼亚的EPAA中陆基宙斯盾装备的是标准-3 BlockIB拦截弹。相比日本部署THAAD系统可能引起的争议，日本部署陆基宙斯盾，每台宙斯盾不仅配置了一台高性能SPY-1雷达专门用于导弹防御，而且还有可能装备标准-3 BlockIIA拦截弹，从而大大增强其中段拦截实力，成为应对周边国家弹道导弹威慑力的“利器”。
无论是海基还是陆基，美军各类型的反导装置并不是独立的反导平台，而是美国全球反导体系的有机部分。美军所建设的“指挥控制交战管理与通信”（C2BMC），就是将点对点、相互独立作战的全球指挥控制、作战管理和通信节点整合进一个一体化的反导指挥控制体系中来，形成一体化防空反导（IAMD）能力。联系美军当前力推的海基宙斯盾NIFC-CA，美军在全球传感器网络和拦截火力资源的整合上正在意图实现两项能力：基于外部远端传感器的发射能力（LOR）和拦截能力（EOR）。发射能力在当前的NIFC-CA框架下已经实现，基于外部端信息，发射端可以提早发现目标，尽早将导弹发射出去，大大扩展了不同层次防空反导的防御范围。而拦截能力还有很多的技术难度，设想中的EOR能力是发射平台可以不使用自身的火力通道对拦截目标进行照射，拦截弹发射后可交由全球反导传感器网络的其他节点对目标进行拦截，比如陆上部署的TPY-2雷达直接引导标准-3 BlockIIA拦截。
以部署在韩国的THAAD系统的AN/TPY-2雷达为例，国内对THAAD雷达的研究多只注意到了其探测距离和探测精度，但实际上AN/TPY-2陆基雷达在美军海陆联动的反导配置中，很早就实现了体系化的延伸反导能力。特别是对中程弹道导弹的拦截具有显著增益，因为AN/TPY-2陆基雷达可以同天基、海基反导系统进行体系间协调，其作战效能并不仅限于末端高程反导。其一次完整的多系统模拟拦截即，由美军天基战略预警卫星（如STSS）首先发现导弹点火和升空，进行飞行中段跟踪（STSS也有一定识别弹头和诱饵的能力），并将信息传导给陆/海基预警雷达继续进行跟踪。陆地上部署的THAAD X波段雷达第一时间探测到目标，发送到C2BMC的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C2BMC将导弹轨迹信息进行处理，再将数据传送到具有反导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驱逐舰本身装备S波段相控阵雷达，继续对导弹进行截获和追踪。通过C2BMC传来的各种平台的传感器数据和本舰的所获数据，海基的宙斯盾进行最终的目标识别，并制定出拦截作战方案，发射标准系列拦截弹，各型标准导弹拦截来袭导弹。如果海基拦截失败，THAAD还可以继续进行末端高程拦截任务，打击漏网之鱼。
除了THAAD雷达在韩国引发的争议之外，2007年和2015年，美国在日本先后部署2部AN/TPY-2雷达，因未配置THAAD拦截弹，所以使用战略预警的FBM前端模式，直接连接美军太平洋战区的C2BMC。这样，如果驻日的AN/TPY-2雷达捕捉到弹道导弹飞行信息，其跟踪数据会报告给美军，在C2BMC，多部AN/TPY-2雷达的数据可以实时地进行合成。特别是在2部AN/TPY-2雷达重叠的覆盖区域，尤其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区域内上空的弹道导弹飞行，其轨迹都可以非常精确地被捕捉到。[7]此外，在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威克岛上（Wake Island）的一部AN/TPY-2（FBM前端模式）和关岛上的一部萨德系统AN/TPY-2（TBM终端模式）也都连接上了夏威夷的C2BMC，形成了初步的一体组网。
除了上文着重强调的AN/TPY-2雷达和海基反导力量的配置之外，AN/TPY-2也同样用于陆基中段拦截。2016年1月28日，在美国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CTV-02+陆基中段拦截试验中，一架空军的C-17释放了一个飞行目标用于模拟中程弹道导弹。处于前沿部署状态的AN/TPY-2雷达发现了目标并将目标跟踪信息上传到C2BMC系统，同时海基X波段雷达也获得并追踪了这个目标，陆基中段拦截系统（GMD）接收到了雷达的跟踪数据并得到火控解，陆基拦截弹GBI发射并释放动能弹头，进行模拟飞行后自毁。
当前海陆联动的反导效能实现主要依托是海基力量，NIFC-CA也首先强调的是海军/海军航空兵的一体化作战网络。而美国陆军当前也在推动陆军的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IBCS），并参与建设一体化防空反导（IABM）能力中来，从而实现彻底的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的全面一体化。IBCS的系统框架同NIFC-CA类似，即用一体化火控网络将路基防空武器、传感器、战斗管理和指挥等体系相连接，使用任意传感器和武器完成防空反导任务。届时，美国陆军的THAAD、爱国者PAC-2/3防空反导系统、复仇者防空导弹、C-RAM反火箭弹/炮弹系统、联合对地攻击巡航导弹防御网络化传感器系统(JLENS），以及改进的哨兵雷达都将通过ICBS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使陆军拥有对空中威胁的全谱控制和有效防御。预计在2020年左右，THAAD的IBCS一体化就将实现，从而在陆军多域战（Multi-Domain Battle）理念下，实现一个横跨所有军种、雷达和最佳拦截弹的共享战场空间态势，实现陆域的攻防态势转换。
三，美日韩同盟体系与海基导弹防御合作
美国宙斯盾系统拥有庞大的海外用户群，经过不断的升级，这些舰只的指挥控制与发射系统可以完全兼容到一个一体化的体系之内，这样，美军能与盟军共同完成海上联合防御，盟军的各型传感器也能为美军提供相关信息。2015年4月27日，美国和日本修订了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在弹道导弹防御条款中，两国强调“应加强早期预警、互操作、网络覆盖和实时信息交换方面的合作，注重能力整体提升，以更好地应对弹道导弹威胁”。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进入相互编订详细的作战方案、战术规划的一体化阶段。
2014年，前海上自卫队中将香田洋二(Yoji Koda)表示，[8]“是否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时使用CEC系统需要由政府作出判断，但如果与美军共同使用，可有效地拦截敌方导弹。这不仅有利于日本的防卫，也能降低很多人所担心的自卫队员生命危险”。2015年6月29日，时任日本国防部长中谷元在众议院的答辩环节中透露，日本正在研究采用海军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对抗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在此之前，6月26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例行答辩会上表示，日本的宙斯盾舰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还在增长，必须实现互联网化的互联互通，包括与美国海军实现网络化互联互通。当前美日正在探索美日舰艇之间的分布式权衡交战体制（Distributed Weighted Engagement Scheme DWES），这样通过共享战术信息网络，可以在多搜宙斯盾驱逐舰间制定自动作战协调计划，从而避免针对同一目标重复发射拦截导弹，提高协同拦截效率。
除了舰队一级的NIFC-CA能力，美日弹道导弹防御合作也已成为提升双方联合作战的关键驱动因素。日美每2年举行一次代号为“利刃”的指挥演习，用以检验日本可能与周边发生冲突的应对能力，特别是模拟弹道导弹的防御作战。在2016年1月23日至29日举行“利刃”演习中，美日两军利用多种传感器提供的信息，通过联合战区模拟系统（Joint Theater Level Simulation system）的计算机程序，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部形成共同的作战场景，建立实质性的联合指挥关系。
2012年，韩国空军的防空反导指挥所（AMD-Cell）投入使用，成为本国的导弹防御系统（KAMD）的指挥控制中心。在2016年以前，相比日本，韩国同美国的导弹防御协作水平并不高，韩国的顾虑较多，一方面体现为韩国海军的3艘世宗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配备的标准-2IIIA/B不具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且在很长时期内拒绝采购标准-3拦截弹。另一方面，韩军指挥所一直拒绝同美军的战区导弹行动指挥所互联。这同韩国在部署THAAD前的顾虑类似，一方面认为新拦截弹价格过高、增益不明显，另一方面担心其射程引起同中国的争端，遭到反制，而且同美军共享信息主要对日本防卫有利。在这一时期，韩军舰队同美军实现CEC意愿也不强。而继部署THAAD之后，2016年8月，洛·马公司签下为韩国海军3艘世宗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进行升级改造的计划，3艘驱逐舰升级到基线9版本后，韩军也很可能会配置标准-3和标准-6导弹，大大增强其海上防御能力，而同美军的CEC能力，虽然还没有更多披露，但很有可能也部分实现。
除了美日、美韩的双边合作之外，美日韩也同样在强化三方的协同反导能力。2014年，美日韩三方签订有关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共享协定。2016年6月28日，美日韩三国海军在夏威夷近海举行代号“太平洋龙”（Pacific Dragon）的演习，演习旨在共同演练对朝鲜导弹进行探测、追踪，强化反导合作。三国宙斯盾驱逐舰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探测和追踪导弹靶标，并通过美国的C2BMC系统的地面中继站交换导弹轨迹等情报。2016年11月22日，深陷丑闻之中的朴槿惠政权批准了《日韩情报协定》，其主要目的是韩国和日本相互交换对朝核与导弹的情报，韩国掌握人工情报但缺乏空天侦测能力，而日本正好可以发挥其雷达和光学情报卫星优势，两方各取所需。2016年11月，美日韩三国又进行了一次导弹防御联合演习。
四、结论
随着NIFC-CA能力的增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防空体系进入到一体化火控和超视距拦截阶段，对来袭的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拥有了更强防御能力，而且也丰富了对中短程弹道导弹在大气层内的末端拦截层次手段（比如THAAD在韩国的前沿部署、标准-6导弹对原有标准-2导弹的替代），并通过现有的海军中段反导能力继续升级，用海基能力弥补本土陆基战略防御能力的不足。还通过大量部署（到21世纪30年代，美国可以拥有数百枚用于本土导弹防御的拦截弹），增强其防御力量。简言之，面对他国的航母舰载机和超音速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到洲际弹道导弹，美日的海上力量都寻求在IAMD网络中建立相应的应对手段。
2014年6月20日，美国海军项目办公室标准-6项目发言人科琳·欧·洛克（Colleen O’Rourke）表示，海军计划通过螺旋式发展的路径逐步提升导弹的能力，改进后的标准-6将为指挥官多提供一个打击海面或地面目标的选项，其他还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和正在研制中的远程反舰导弹。2014年末，在经过美军的军事演习推演和战术评估后，以亚太海上战略博弈下的制海权战争为基础，根据海军舰队传统火力不足以应对先进威胁环境的新情况，美国海军提出了分布式杀伤（Distributed Lethality）理念。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采用分散的结构部署船只来增强水面攻击性力量，为海上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更多的火力选择。分布式杀伤尽管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作战概念，但已经被列为美国国防部支持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点建设作战能力中。
作为NIFC-CA系统的核心，标准-6导弹具备防空、海基末段反导和反水面作战能力。而美军在分布式杀伤的战术思想指导下，正在加速列装一款LRASM（Long Rang Anti-Ship Missile）的超远程重型隐形反舰导弹。洛·马公司计划在美海军OASuW采办项目之下，在2017年年底开展两次LRASM试验，其中1次是空射试验，1次是从舰上倾斜发射装置进行发射。[8]
LRASM是一种亚音速、隐形且在末端掠海飞行，具有智能（AI）攻舰能力，旨在攻击航母和大型水面舰艇的重型反舰导弹，被视为是美军弥补海上打击能力不足的王牌武器。LRASM当前可以由宙斯盾驱逐舰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也可以空射。当美军宙斯盾舰和舰载机、空军的B-1B轰炸机大量配备LRASM时，美军为自身军力目标所假设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导弹威胁就会被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为宙斯盾舰可以用通用任务能力的标准-6来完成更多任务，即在不增加防空拦截弹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进攻能力，而LRASM的逐渐列装又弥补了美国海军舰艇反舰的短板，更可实现全维度的立体饱和攻击（比如当前美军演练非常成熟的4架B-1B编队可以一次向航母战斗群投射96枚LRASM，这对没有NIFC-CA能力的别国航母舰队的威胁极大）。依靠先进的C4ISR体系，美军意图在战时区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争夺中获得多样化且高效的军事选择。
从战术层面上看，美军推进防御上的NIFC-CA能力，进攻上的分布式杀伤理念建设，都是为了增强美国海军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能力，即为美军所谓全球公共水域的任意介入提供有力支撑。由此，NIFC-CA被美军认为是能改变攻防态势的能力，是被优先重视的技术手段。如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所言“NIFC-CA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同时LRASM也被美国海军视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当NIFC-CA系统在亚太地区不断强化其作战能力时，其势必会严重打破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特别当前美国正用THAAD、标准-6、基线9的宙斯盾系统等战略武器作为重要的地区介入支点，一方面以战术信息和情报交换诱饵，将其盟友捆绑到美军战车上，另一方面又发挥其实际的防御能力，为美军在区域存在提供更有利保护。某种角度来说，美军的此类高价值武器成为了一种政策工具，一方面能通过对战略性武器的军备垄断来控制盟友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又以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引诱盟友进入作战体系中，甘当美军的马前卒。比如以日本为例，当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具备防空与导弹防御的宙斯盾舰数量有限，如果关键舰艇承担日本本土的导弹防御任务，那么海上自卫队的如出云、加贺这样的大型直升机载舰就会面临防空作战力量不足的窘境，而把日本具备CEC能力的宙斯盾舰集成到美国的作战网络，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就可以成为美军作战任务的节点，分担防空反导防御任务，即真正的共同指挥一体联动。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美日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野心，即一方面能弥补海上自卫队在“周边事态”中能力不足、美军在亚太地区兵力分配压力较大的现状，美国又可借此限制日本的行动自由，将其牢牢置于美军的指挥控制下。
而从战略层面上看，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反导部署有着清晰连贯的技术路径，即不断提高战区层面传感器网络和火力资源的使用效能。或是部署更多的传感器平台、将雷达尽可能前置，或是形成协同交战能力、整合各类资源，这些是理解美军近期的一系列部署行为的关键。随着宙斯盾反导系统的持续升级（NIFC-CA）、更广泛部署，以及如AN/TPY-2这样的高性能目标识别雷达不断前置，日美联合研发的标准-3 BlockIIA的服役和部署，陆上宙斯盾的配备等，亚太版的反导适应性分阶段部署计划正在不断浮出水面。而针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防空反导（IAMD）能力，一定程度上正在弥补美国本土陆基中段反导在数量上和防御方向的缺陷，又因其陆基快速部署雷达+海基宙斯盾舰的灵活部署方式，TPY-2雷达的末端工作模式/前沿工作模式的自如转换，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掩饰其真正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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