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梁正
在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的今天，在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日趋抬头、“逆全球化”现象频繁显现的今天，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必须将科技创新活动置于全球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予以审视，同时旗帜鲜明地继续推动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发展，为我国创新型国家乃至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伴随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进程，创新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具体体现在创新要素的全球化、创新主体的全球化、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创新影响的全球化以及创新治理的全球化。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必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驱动发展，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必然面临随之而来的挑战
创新全球化之面面观
以创新要素的全球化为例，从创新资金的流动来看，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针对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以研发支出规模为标准）的调查显示，2015年，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研发支出高达6800亿美元，其中94%的企业在母国之外开展研发活动。从创新人才的流动来看，联合国发布的《2015全球移民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跨国移民总数达2.44亿人，约占全世界人口的3.3%，其中包含大量经济和技术类移民。从移民的流向来看，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人才净流入国”，国际移民占其各自人口总数的比例均超过10%，都在400万人以上。其中美国每年接纳移民总数超过100万，加拿大超过20万，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法国超过10万。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则显示，从2006年到2012年的7年间，1/4的美国科技型企业是由移民创立，在被抽样调查的硅谷335家工程类科技型企业中，43.9%的企业是由移民创建。
再以创新产出和影响的全球化为例，从科技论文的产出来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统计，2013年，地球科学、数学、生物科学、物理学等多个领域有超过20%的科研论文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而在天文学领域，这一比例更高达52.7%。而从专利产出来看，参与国际专利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跨国知识流动日趋频繁。据统计，在1981—1985年期间，共有92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拥有授权专利，其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加入任何跨国专利合作。而从1991—1995年这段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专利授权国家均参与了国际专利合作，并且平均专利合作伙伴数增长了近2倍。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合作次数则增长了6倍多，远快于授权专利数的增长。从国际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角度来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目前由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80%。另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统计，与研究、开发、测试相关的技术服务出口，85%为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除此之外，创新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创新（治理）规则的日趋全球化，也成为创新全球化的鲜明特征。根据OECD主要科技指标统计，2015年OECD国家研发总投入达到1.1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研发投入高达0.3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0.46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高于欧盟0.34万亿美元和日本0.16万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与此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则显示：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全球前5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中，4个是发展中国家。创新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最明显的标志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兴起，根据咨询公司Strategy &（其前身为Booz & Company）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球25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除传统的“金砖四国”企业外，仍有270余家来自墨西哥、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的企业上榜，比例首次超过1/10。与此相应，上榜的西欧和北美企业占比则由2004年的七成下降至2013年底的五成左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从创新全球化的“外围地带”，变为重要的参与者和活动者，而这又必将对创新全球化格局和各国自身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与创新要素、创新活动、创新主体的全球化相对应，全球性规则与议事制度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以专利制度为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专利制度的国际化进程。2001年对“专利合作协议”制度进行改革、相互利用和承认审查结果的协调；2004年对专利法条约（PLT）与实质性专利法（SPLT）进行协调，统一各国专利制度各项内容。在SPLT协调完成之后，专利制度国际化重点将集中在一体化授权的制度协调，最终可能会出现全球专利制度。2006年11月，日、美、欧专利局长会议在东京召开，正式开始研究在专利领域引入相互承认制度。在国际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领域，WTO相关规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的全球流动起着重要的规制作用。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如ISO、IEC、ITU在极力扩大自己的版图，新兴技术与标准联盟如W3C（万维网联盟）、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WiMax论坛等影响不断提升，标准对创新方向与产业竞争的作用日趋重要，在下一代互联网、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防治、反恐与安全、金融危机等方面，专门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在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
应当看到，过去近40年来，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全球化环境下的开放发展。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15科学发展报告》显示，当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总量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论文总引用次数世界第4，与排名第2、3位的德国和英国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美国《自然》杂志2015年发布针对全球顶尖67本科技与工程期刊论文合作情况的统计则显示，中国一半以上的高水平期刊论文发表源于国际合作，略低于美国的水平（60%）。在专利产出方面，中国不但本土专利申请增长迅猛，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一个在单年内收到专利申请超过百万件的国家，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的成绩也同样让人惊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16年中国PCT专利申请数量超过43000件，与排名第二的日本（约45000件）差距很小。在PCT专利申请前5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5席，其中中兴、华为两家公司更是分列冠亚军。在Strategy&公司统计的全球1000家创新公司 （The 2014 Global Innovation 1000）中，中国企业无论在数量、研发投入、还是营业收入所占份额的增长上，均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最新发布的 2017 年全球 50 家最聪明（Smart）公司中，共有9家中国企业上榜（含两家台湾地区公司）。众多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大踏步的“走出去”（如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吉利、万向等企业的海外并购）与“引进来”（如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也正因为如此，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较上一年跃升7位至第18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等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25位升至第22位，并且是前25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在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的今天，在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日趋抬头，“逆全球化”现象频繁显现的今天，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体现在：首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加强了在相关领域的部署和争夺，我们在开放合作的同时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甚至是新形式的“封锁”（如国际交流与人才流动，跨国专利诉讼等），需要认真研究应对；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管理领域形成了“内外有别”的管理体制，直至今天，在国际人才（包括学生）来华学习、就业、生活、发展等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在国际组织、大学、科研机构来华“落户”与开展业务等方面仍有着种种限制，在国内人员、企业和各类机构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乃至到境外、国外活动与发展等方面，仍然受制于一些僵化乃至过时的规定，不利于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亟须予以改变；最后，从民间到官方，从科技工作者、企业人士到政府官员，我们对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的规则与途径尚不熟悉、缺乏研究，特别是缺少相关议题下的利益协调与解决方案提供能力，专业化人才和机构（如智库）不足，对现有国际组织与渠道的利用不够，在国家层面上缺乏战略指导、资源投入与政策保障，亟须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完善体系。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但科学变革与技术进步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乃至风险，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封闭起来，自己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将科技创新活动置于全球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予以审视。对于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纷繁复杂的今天，更应保持定力、练好内功，同时旗帜鲜明地继续推动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发展，为我国创新型国家乃至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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