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论】科技革命视野中的军事战略创新
科技革命视野中的军事战略创新
朱启超 刘戟锋 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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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革命与军事战略创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科学技术是军事战略创新的重要前提，是军事战略实现的物质手段，基于科技的军事战略创新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杠杆。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当代军事战略创新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表现为现代战争的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反应时间大大压缩以及战场空间日益拓展；机遇则体现为拓展了军事战略创新的空间、丰富了军事战略创新的手段、改变了军事战略创新的模式。为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我军必须切实打牢军事战略创新的科技基础，坚持发展体系对抗能力与发展非对称制衡能力的辩证统一，注重基础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的培育，着力打造军事理论创新的人才工程。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及运用的总体方略，是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是军事行动的总指南。军事战略创新事关国家兴衰、军队存亡，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间博弈的理论制高点。习主席在2014年两会期间谈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时强调指出，“要坚持以军事战略创新为先导。”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要充分发挥军事战略创新的先导作用，必须深刻把握科技革命与军事战略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牢牢夯实军事战略创新的科技根基，科学认识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
一、科技革命与军事战略创新的互动关系
人类战争史，同时也是科学技术越来越密切地作用于战争领域的历史。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由于成本或风险的因素制约，往往首先用于不计工本与后果的军事领域，引发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的变革，不断推进战斗力生成方式的演化。
（一）科学技术是军事战略创新的重要前提。克劳塞维茨曾言，战争无非是扩大的搏斗，然而，自石器时代以来，战争就已经是扩大化的械斗。人类从事厮杀时所使用的器械，深受科学技术影响而不断发展演化，进而影响到战争的策略、战争的模式以及战争的制胜机理。在古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缓慢，作为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物化，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不大，孙子兵法历数战争五事：道、天、地、将、法，并没有把武器装备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但就在克劳塞维茨去世的那个世纪，伴随火器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普遍应用，科学技术和军事战略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发生的标志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出现的散兵战。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恩格斯是第一位指出作战方式对于军事技术的依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后来也肯定说：“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出通俗而详尽的解释。”自恩格斯那个时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武器装备急剧更新，推动着军事战略全面创新。蒸汽轮船的发明，催生了大炮巨舰主义和制海权理论；飞机的发明，催生了制空权理论和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坦克的发明，催生了闪击战理论；火箭、导弹和卫星的发明，催生了太空战和高边疆理论；网络的发明，催生了网络空间战略理论；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舰船的发明，又将催生无人作战理论。科技革命已成为军事战略创新的催化剂。可以预见，随着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纳米材料技术、激光技术、量子技术、大数据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必将进一步扩展战略博弈新的领域，催生新的军事战略理论。
（二）科学技术是军事战略实现的物质手段。恩格斯说：“人类以什么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方式作战。” 说明科技进步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也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同样指出，人类发动战争的方式，始终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方式。由此可见，科学技术为实现军事战略提供了物质手段；没有科技手段作支撑的军事战略只能是流于空想。科学技术水平和装备实力也决定了军事战略运用的范围与效果。“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毛泽东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思想，英国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关于“战略（大战略）是目标和手段之间深思熟虑的平衡”的论述，都说明战略实施受到己方科技水平的重大制约，脱离了具体实际的战略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鉴于科技发展与军事战略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战略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军事战略的牵引作用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强劲的需求和动力。从科技与军事相互影响的内在动力来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催生新的技术进展与应用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创造战略机遇。另一方面，立足现有条件追求战略实施的最优效果，也为创造性实施战略理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美国学者马克斯·布特研究了1500年以来的历次战争，着重分析了科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总结认为“由于创造力无法预测，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指望自己能够在所有、甚至大多数重要科技领域都取得突破性成果。因此，要获得军事优势，并不一定非要第一个做到第一个生产某种新工具或新武器，而是要比他人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工具或武器。”
（三）基于科技的军事战略创新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杠杆。习主席强调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赢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科技实力是军事实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大国间博弈的关键领域。冷战期间，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各种高技术武器，试图通过高技术手段给对手造成战略上的优势和心理上的震慑。美军军事战略的重点与方向都以高技术武器装备为先导，成为其战略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新的先进武器技术一经出现，即被投放到战争中进行检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美国高科技武器的试验场。经过实战检验的武器装备，又为实现军事战略意图提供新的手段，同时为决策者拓展战略思维空间，催生新的战略理论。美国空军为贯彻其全球到达、全球作战的军事战略，每隔10年都会出台一份名为“技术地平线”的军事科技发展规划，展望其未来20年所需要的军事技术能力。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出台，美军加紧推进军事转型，试图凭借其领先的科技优势，大力发展可望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从而对敌造成有力的战略威慑和巨大心理压力。主管美军事科技发展规划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是以防止对手的战略性技术突袭并努力给对手造成战略上的技术突袭为宗旨。
二、当代军事战略创新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众多高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更加明显，现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信息化战争开始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在科学技术发展与武器装备更新的背景下，当代军事战略创新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诸多的机遇。
一是现代战争的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信息时代的到来，极大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技术有机构成，战争涉及的政治、经济、技术、精神心理等因素大大增多，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复杂性。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使得预警侦察、指挥控制、精确打击、信息攻防、精确投送等能力要求越来越紧密地耦合在一起，体系作战或体系对抗成为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必然取向，战争的复杂性空前提高。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登在海湾战争前后提出的“五环打击理论”，将战略轰炸的目标和优先次序进行区分已达到最佳的打击效果，就是对战争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在复杂环境下，信息化战争更加注重整体作用，作战部队、武器装备形成体系参与作战，战场范围在全球扩展，体系作战要发挥作用，离不开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为支撑。美军将作战部队和支援保障部队成为“牙齿”和“尾巴”，实际战斗人员和保障人员之比，陆军和陆战队为1:12，海军为1:15，空军为1:32。日益复杂的战争对抗体系和网络化的军事力量，为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开展军事战略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是现代战争的反应时间大大压缩。互联网、物联网、卫星通信、全球信息栅格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共享成为可能，古代旷日持久的城池攻防和近代声势浩大的要塞对峙的场面，在信息化条件下已难以再现。计算机网络和卫星通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速度，也使得战争反应的时间被大大压缩。随着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激光武器、动能武器等颠覆性武器装备的出现，现代战争开始向“秒杀”时代迈进。纵观军事技术发展史，人类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的材料对抗发展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能量对抗，再发展到今天的信息对抗，战争博弈的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何尽可能更快地掌握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成为战争竞争的焦点。正因如此，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借助现代通信网络的快速流动，成为研究信息时代战争必须考虑的最大变量。美国军官约翰·博伊德在仔细研究孙子兵法、毛泽东游击战术、德国闪击战术、苏联大规模机动作战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其作为飞行员的空战经验，吸收借鉴现代系统科学、热力学、信息论、控制论、心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提出了指导现代战略与作战理论的“OODA”循环，特别强调战争制胜的关键是要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完成OODA循环，并努力切断或瘫痪对手的OODA循环过程。信息的快速流动及其带来的战争不确定性成倍增加，如何应对信息的快速流动产生的“时间压缩”挑战是军事战略创新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三是现代战争的战场空间日益拓展。在冷兵器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军事对抗主要在单一维度展开，陆海空军之间的协同相对较少。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战争从在陆、海、空、天、电磁等物理空间战场的搏杀开始向网络空间和人的精神空间延伸。原来的制陆权理论、制海权理论、制空权理论、制电磁权理论的局限性日益显现，网络时代催生制网权、制脑权等理论。陆、海、空、天、电磁等物理空间和人造网络空间各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手段不断出现，通过地基导弹攻击天基卫星以及通过网络作战的手段攻击空中的飞行器等跨领域安全问题开始日益凸显。为应对跨域安全挑战，军事战略创新就必须有更宽广的视野。美军近来在“空地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域协同作战”以及“全球公域联合作战介入”等新的构想，就是从作战领域的角度强调作战力量的无缝整合，是一种全维作战理念，其实质是强调通过陆、海、空、天、网络、电磁领域作战力量的空前协同，来确保介入充满对抗的陆地、海洋、空中、空间、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
上述挑战既为军事战略创新带来了新的课题，同时也为军事战略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比如，如何利用现代科技中的工程化理念、路线图方法、模拟仿真手段研究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如何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用于信息化战争管理？如何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的手段应对信息的快速流动？如何发展我军跨域安全与跨域威慑战略的理论框架？等等。机遇总是与挑战并生，概而言之，科技发展给军事战略创新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军事战略创新的维度。伴随海洋、太空和网络领域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从国土安全向海外利益安全延伸，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延伸，军事战略创新的空间进一步拓展。科学技术创新使我国活动空间的范围更加广阔，已可达全球各国家与地区。活动空间的空前扩展对军事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使我国的战略利益边疆逐渐扩大。军事战略既要把保卫领土、内水、领海、领空安全作为根本任务，又要拓展战略视野和防卫空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在太空、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战略创新的空间进一步扩展。对于我国而言，在临近空间、远海防卫、战略投送等方面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在维护高边疆安全以及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安全等海外利益方面的战略能力，为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战略主动。面对科学技术在多个维度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为进一步抓住军事战略创新空间拓展的大好机遇，必须科学合理地调整军事技术研发布局，继续加强关系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核心技术突破，推进海洋、太空，网络等维度战略创新的协调发展。
二是丰富了军事战略创新的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作战仿真技术、兵棋推演系统和作战实验室的发展，使得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提升，便于更加灵活高效地运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域和认知域的广泛应用，为军事战略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等多种手段的有机配合，确保行动自由权，力争和保持战略主动权，提供了更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面对当前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复杂和多变的现实情况，基础科学的突破和军事技术进步，进一步丰富了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战略手段。比如，作战实验室和平行作战体系的构建，为和平时期我国军事战略力量的筹划运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丰富的科技手段极大地增强军事手段运用的适用性、综合性和体系性，从而可以实现针对不同的安全威胁，灵活运用军事斗争样式，为提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增强威慑和实战手段。
三是改变了军事战略创新的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对抗的模式由技术对抗转向智能对抗，相应地，军事战略创新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化战争之所以对人的智能要求不断提高，是由于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空间探索等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展开。新技术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密集的高新技术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它在军事战略上引起的后果，就是引入了平行作战体系，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建模仿真技术、网络理论等构建的平行军事系统来推演和验证既有军事战略的效果，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创新的模式。信息化条件下基于平行军事体系的战略创新模式，从本质上说是对钱老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思想的技术实现，既能发挥人的创造性，又能发挥机器系统高速度、大容量等特性，是一种可充分发挥人和机器各自特长的综合人机智能战略推演和创新系统。运用这种系统，不但能进行作战指挥、武器控制、战斗保障、后勤勤务，而且能进行人员训练、军事科研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使未来战争的全过程在智能平行军事体系对抗中体现出来。
三、把握科技革命趋势推进军事战略创新的基本思路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命与军事战略创新互动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趋势。展望未来科技革命，我军应继续坚持科技强军战略，在把握世界科技革命趋势基础上大力推进军事战略创新。
一是注重瞄着科技发展前沿推进军事战略创新。人类发展史上，科学的前沿进展不仅是军事战略创新的关键支点，也是孕育军事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军事对抗的不同阶段，不乏有杰出科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当时基础科学进展的军事价值，进而极大地推动军事变革的进程。在思辨传统盛行的古希腊，阿基米德最先觉察到抛物线数学算法的最新进展，可以用来设计军用抛石机，以改变冷兵器时代接触性徒手格斗主导的作战样式。20 世纪30 年代，铀核裂变的实验进展一经公布，维格纳、费米、海森堡等物理学家，立即认识到核裂变链式反应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可以用来制造超级炸弹，从而开启了核战略演变的序幕。当然，科学前沿进展与军事战略创新的关系，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互动关系。一项纯粹基础科学成果刚刚面世，即使具有巨大的军事战略前景，作为政府或军队的决策机构，亦往往难以立刻领会其在战略创新层面的潜在价值。有鉴于此，必须摆脱依据过往的战争经验和现有的武器装备来勾绘未来军事战略的传统桎梏，构建基于科学前沿推进军事战略创新的长效机制，为军事战略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思想引擎”，立足科学前沿提出未来战略构想，依托高水平战略研究机构和智库组织，为军方决策层制定、实施、评估作战方案提供战略层面的咨询建议，藉此推动新的军事战略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因此，以科学前沿进展推进军事战略创新，一方面可以摆脱对外军作战方式亦步亦趋的依附，另一方面有助于新的作战理念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而确保在未来军事力量对抗中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是依据当代军事技术对抗格局推进军事战略创新。军事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源自进攻与防御需求的推动。原则上，有何种进攻手段，就会有对应的防御手段，因而攻击技术与防御技术的发展似乎应对称存在。然而，在军事技术发展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却经常发生。在冷兵器主导战争的时代，城池和要塞成为攻防作战的主要对象，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则力屈”，正是对材料对抗条件下攻守不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亦是冷兵器时代攻难防易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体现。在冷兵器主导的低技术条件下，中国古代汉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长期采取“以守代攻”的防御战略。在边防和海防区域设置要塞和卫所，既是由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也是顺应防易攻难的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上，以高度开放性为特征的信息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军事上，信息化武器装备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推动军事对抗格局进一步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展。在国家利益全球拓展的大背景下，直面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经济与军事变革，应警惕传统文化中“非攻”思想的桎梏，不断完善基于强大进攻能力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主动塑造可信的战略威慑态势。
三是依托军事人才工程推进军事战略创新。开展军事理论创新，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同时也需要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尤其是军事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报告，往往遵循军产学三位一体的模式，组织一线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官、智库战略专家、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政府部门人员、大企业研发人员等共同参与研讨，从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出发开展头脑风暴，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与军事能力需求。当代中国军事发展进入理论创新作用凸显的阶段，我军军事战略创新需要大批的专门人才、需要不同领域专家的共同参与。结合国家实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计划，建议将我军军事理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军队专项人才战略工程，给予专门的政策扶持，加紧培养高层次创新型的战略研究人才队伍，为我军军事战略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依托军队重点院校的人才优势与学科优势，营造我军军事理论创新的综合化学术环境，借助优势学科筹建若干军事和技术相结合的作战概念开发与演示实验室，引入兵棋推演、建模仿真、大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鼓励开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军事理论创新，引导军事战略相关要素的整体建构；鼓励军事理论人才和科技人才共同参与实战化演习演练活动，通过大项活动锻炼培养军事理论创新的人才队伍，为军事战略创新奠定扎实的实践基础。
（作者简介：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戟锋，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国防科技》主编；张煌，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转自安全观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军事科学》201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