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体制之病在于“有理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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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最核心的位置，创新成为领衔“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主线。创新发展，就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让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现今中国，科技投入、科研条件已位于世界前列，科技大发展的诸多要素已经具备。可为什么创新能力依然是国家发展的短板？为什么众多科技工作者仍然百般纠结：对于SCI论文，权要者赏、管理者数、灌水者抬、失意者骂，各有各理，但终究成为一滩浑水；对于科研项目，拿不到者被讥之既贫且迂，拿大项目者被质疑心浮气躁、不安心向学。拿与不拿，无比纠结；呼吁取消科技奖励制度，被过度消费的院士话题，被放大的学术圈负面效应……凡此种种，让人情何以堪。
这些失衡、极端的表现，无时不在提醒我们科技发展仍有痛点和病灶未被根除。中国科技发展之痛在乎失衡，中国科技体制之病在乎有理而无节。
应对中国科技之痛，应该强化顶层设计，建立法律与制度体系，以对管理模式和管理队伍的重新架构为基础，以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展权利和利益格局的调适为抓手，调动中国科技大军的积极力量，使之各安其位，协同作战，以满足国家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急迫需要。
首要的一条，就是建立健康的科技生态。要着力建立科技管理者、科研工作者职责体系与规范，以及与第三方的制衡体系。要想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管理者应该准确把握某一领域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前景、有能力提出布局设想与发展路线，并以此为唯一的依据，严格承担责任；科技工作者应从学术层面展现自身的优势与能力，促进学术兴趣与学术资源的最优结合，并以学术声誉为所承担的项目负责。要建立健康的科技生态，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第三方应该真正独立，不能挂靠政府部门，不能沦为利益共享的俱乐部。
其次，要确保科技政策与目标的统一性。科技管理者为满足国家对科技的重大需求，应集中于完善支持方向和方式，调整绩效与激励方法，尊重科技活动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现实做法却显得“一厢情愿”。长此以往，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只能建立在少数科学家的自我牺牲精神之上，所谓的科技繁荣势必走向表面化，“引领”和“可持续”自然只是一种奢望。科技管理是“大活”也是“细活”，是我国科技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必须大幅提升科技管理者的科学判断和管理能力。
第三，保障科技工作者职业发展与国家目标的有机衔接。创新、创业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科技转化从业者的非主流地位。这种“非主流”根源有二：一是中国文化中“尚文尚理、轻技轻物”的传统陋习；二是现实中被反复验证的成功捷径的示范效应，“高水平论文—杰青千人—国家奖励—院士”“专家组—重大项目—国家奖励—院士”，脱离这两条“颠扑不破”的发展主线，个人的科研生涯基本上就此停步不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实实在在的、全面协调的科技价值导向，避免单极化发展的趋势。
第四，把握好度，这是统筹协调全局的重要基础，也是目前科技管理实践的短板。应该说，科技管理部门的各种政策，其出台背景是清楚的，初始指向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很多政策的具体实施者都期望自己的政策走向极致，形成压制性的优势，以获取最大的效果和影响力。要把握好度，一是要适应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科技界的现状主动进行动态调整；二是要在科技发展的大局观上下功夫，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和科技发展目标，及时补充、修正、更新或废止；三是要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独立、客观、适时的评估和检讨。
第五，科技工作者自身应不断提高素质，实现科研能力与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科技工作者代表着一个民族先进文明的核心，必须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热忱。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良性互动，以构建我国科技创新的新境界。
构建健康的科技生态，健全以法制和科学精神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广大科技工作者就有机会回归科学本真。善于理论探索者，以高水平论文表达在科学认知上的进步；善于关键技术攻关者，以催生变革性技术为招牌；善于集成创新构建新产业者，以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证明自己。与此同时，科技管理者不再以几位名人掩盖科技队伍建设的困窘，不再以几个重大计划代替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独立思考，不再以几个重大进展的炒作粉饰科技体制的全局性冲突与落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式和质量才会显著提升。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轰轰烈烈”“红旗漫卷”的头条，而是静谧的天幕上深邃而璀璨的群星。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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