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离开我们已整整六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智慧品德，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这里将真实地讲述钱老和我这个普通科技人员之间发生的故事，作为在钱老104岁诞辰前夕，我对这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的深深怀念。
一个“草根”的大会报告
2001年12月10日，为庆祝钱学森先生90寿辰，中国科协、科学院，工程院和囯防科工委联合召开了《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大会的第一个报告是宋健院士的报告《科学技术的巨擘中国人民的骄傲》。第二个报告是钱老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马勃教授的报告《钱学森在加川理工学院一他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影响》。第三个报告是钱老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生郑哲敏院士的报告《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接下来是王永志、孙家栋、戴汝为、汪成为等院士和军事科学院糜振玉中将等的报告。出乎参会人员意料之外的，大会的最后一个报告居然是我的报告《从简单系统的定量分析到复杂巨系统的综合集成》。
为何我的报告会排在最后呢？可以理解是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人中，我的地位最低，当时，我已退休四年，退休前又无任何行政职务。在我的一生中，也只有担任研究室主任两年的履历，因此，我只是一个在科研第一线的普通科技人员（也可以说是科技界的“草根”）。但也可以有另一个理由，因为我的这份极告，对钱老从空气动力学到系统科学的全部科学贡献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用它来圧轴也比较合理。
我在报告的结束时，是这样说的：“钱学森先生从一个杰出的力学家，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系统科学家，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钱学森先生能够适应科学的不断发展，不断进取，不断开拓；另一方面是力学的土壤，为钱学森先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跨声速流动和高超声速流动的非线性和湍流的复杂性，在钱学森先生发展系统科学中都起到了作用。当然，系统科学的发展也将促进力学的进一步发展。”“钱学森先生从简单系统的定量分析到复杂系统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中，永远站在学术的风口浪尖，勇于开拓，勇于进取，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和骄傲。但他从不把这一切，看成是个人的成功，而是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的一位朋友送他一幅《咏竹》的条幅：“未出士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这就是对钱学森先生高尚品德的生动写照。在这里，谨祝钱学森先生健康长寿，生命之树常青！”
在报告中让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当我脱稿说到“钱老在发展空气动力学的杰出贡献，在钱老之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越他”时，全场，包括在会场前排就座的钱学森夫人蒋英在内，都以热烈掌声表示肯定。
在纪念钱学森先生的许多学术活动中，以一个草根科技人员的报告来收场，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但草根毕竟是草根，这份报告在投稿时用的是庄逢甘院士和我共同署名，在正式出版的会议文集中，仍然如此。会前几天，庄院士通知我报告要由我去讲。当然，我不知这样安排的内情，但我想若不能征得钱老的同意，估计是不可能这样安排的。这说明钱老从不以人的行政职务和学术地位来对待学术问题；另一方面，确实也说明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钱老和我这个草根之间，有着许多交集。
年青时跟随钱老的岁月
故事从1956年开始。当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上三年级。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的是女教授陆士嘉先生。在放暑假前，在校园里，我遇到了陆先生。她亲切地告诉我，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并热情地动员我到这个专业学习，于是，我就转到了新成立的专业。北航设立气动专业，就与钱老1955年回国有关，他回国后不久，就向陆先生建议北航要设立气动专业。实际上，陆先生和钱老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而且师出同门。陆先生是德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普朗特的唯一的一位女学生。钱老却是普朗特的大弟子冯•卡门的得意弟子。
1958年10月，学校开始分配毕业生。气动教研室的副主任凌云沛教授通知我，说我分在学校了，要我先去沈阳211厂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出差，等你回来再办报到手续。在沈阳完成了任务回到学校后，陆士嘉教授却亲自通知我，我改为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了。就这样，我的一生就和中国的航天和导弹事业结缘了。后来才知道，钱学森先生在筹建五院时，调来获得过加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庄逢甘教授，来主持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工作，并请他的好友陆士嘉教授担任兼职副主任。顺理成章，我就被陆士嘉教授推荐到这个研究室工作。后来，庄先生根据钱老指示，决定在后来成立的空气动力研究所成立理论研究室，我就调到了这个研究室工作，并担任气动力工程组的组长。
由于陆先生的推荐，我在理论研究室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并多次直接聆听钱老的指示。记得最清楚的，是钱老提出空气动力学要为型号服务，急型号之急，并做好型号的“先行官”。他谈到了他的导师冯•卡门，常常交给他一些公司在设计中遇到的难题，要求他在一周时间内给出答案。钱老说，他每次都能够准时完成任务，并受到冯•卡门的赞赏。他还说有的时候，在这些问题有了初步解答之后，又经过一番更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写成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钱老认为能够完成这种应急任务，是一个力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钱老对这个研究室花了很多心血，在他选定王寿云作他的秘书后，就要求王寿云到我们这个工程组工作了半年之久。
1960年，是五院大发展的一年，从全国各地调来许多大学生。由于新来的大学生大部分是非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庄先生决定给他们的讲授空气动力学，用的是他导师李普曼的《气体动力学原理》。庄先生讲了第一课后，就去苏联出差，其余的课程要我来全部讲完。这次讲课却引起了一场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风波。由于这本书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材，我在讲课时，必然会讲到冯•卡门和钱学森的许多故事，由此，在当时的反右倾运动中，就被某些人贴大字报批判我的讲课，宣扬了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并将我列为五院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要求我在室内全体大会上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面对如此激烈的批判，我真不知道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改变。
钱老与聂荣臻元帅在一起
故事在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62年2月，聂荣臻元帅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全体五院员工，召开了一个大会，详细解释中央的“科研十四条”的精神。在聂总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中，点名为我在1960年受到的批判进行平反（后来发下来的文件中，我的名字用XXX来代替）。后来五院政治部在所里又专门召开了平反会，所里又专门给我记了三等功。后来知道，是在聂总报告前召开的一次专家座谈会上，钱学森、庄逢甘等老专家为我受批判的问题，当面向聂总反映了情况。然而，这次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被重新提起，成为我“反攻倒算”和聂总和钱老推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铁证。
钱老让我替他却去作报告
1964年年初，聂荣臻元帅批准成立了由钱老任组长国防科委空气动力专业组。所里原定由理论室的副主任张文杰去专业组办公室工作，室里决定由我去顶替，这样，我就调到这个办公室担任秘书。这次调动对我的学术研究的确影响很大，但给了我学习钱老和郭永怀等一批我国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的机会。特别是和钱老的学识精深和眼光远大相结合，通过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在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老曾布置我去整理弹道式导弹研制工作中存在的气动问题，要求我写出一份报告来。1965年，中国航空学会将举行全国空气动力学学术讨论会，特邀钱老作这方面的报告，钱老却推荐了我去讲。在这次会议上，另一篇特邀报告却是后来成为航空界最著名的院士顾诵芬的飞机空气动力学的报告。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学术秘书，年仅28岁。由此可见，钱老对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充满着期待，并无私地给予帮助和提携。
上世纪60年代的钱学森与郭永怀
1967年7月20日，国防科委作出了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郭永怀等为副组长的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的决定。当时，钱老就决定在科学院力学所的他的办公室内，立即开始筹备工作。晚上，我就一个人住在这间办公室内。在办公室内住宿，生活当然不大方便，但室内却有钱老丰富的藏书，却引领我走进知识的海洋。后来，筹备组迁至友谊宾馆办公。在筹备组工作期间，钱老和郭永怀先生白天工作都很忙，讨论规划经常安排在晚上进行，有时甚至会讨论到深夜。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多半是两人讨论之后，钱老再给郭先生写信，提出最后的意见，然后由郭先生转达给我们。能够聆听和记录这两位力学大师的意见，真是我三生有幸。
文化大革命中钱老与工人在一起
筹备组搬到商学院办公之后，成立了中心的机关。因为离钱老日常办公地点很近，他来我们办公室指导工作的时间更多。这时候，不仅讨论过中心的建设，也讨论过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观点。钱老经常要我去街头为他去买回多种红卫兵的小报，供他参考，并和我多次讨论报上的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钱老最关心的，就是他一生都在关注的我国教育改革问题。
1970年，中心的机关向绵阳搬迁，领导决定我留守北京，与上级机关，特别是和钱老保持联系。这一年中，我亲历了与中心体制变化的许多大事，并亲身见证了钱老为了建成一个全国气动中心而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一年之后，为实现钱老建成气动中心的愿望，我主动离开了中心的机关，决心重回科研第一线。不久我就去了美丽而贫穷的川西北的山区，开始了一段艰难的人生旅程。在重重的险阻中，在我耳边，却总会响起钱老鼓励我一定坚持下去的声音。
黄志澄，空气动力学家、航天技术专家、技术评论家。193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航天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大型试验基地建设、载人航天方案论证、新型航天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来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宏观科学领域研究。著作有《高超声速飞行器空气动力学》、《航天科技与社会第四次浪潮》等。【重磅推荐】“战略前沿技术”2015年全部历史文章已整理完毕，请回复“2015”或点击自定义菜单中的历史文章“2015文章全收录”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