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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 评论赠书

2016-01-08 战略前沿技术

  • 本文摘自《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一书,由湛庐文化授权转载。

  • 该书为著名风险投资家、中国创新趋势的推动者王煜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创新理论的先行者薛兆丰强强联手、合力大作!该书由湛庐文化出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评论赠书】请移步文末对文章进行评论,评论点赞数前两位的读者将各获得由湛庐文化提供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一本。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以色列是另一个中国人特别爱讨论的地方。一说创新就是以色列多么多么的好,但是大家是否发现,以色列本土并没有大公司。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国家小,市场小,不可能有大公司,但至少它的科技可以为别人所用。

实际上,国家小对于公司的成长确实有致命伤害。举例来讲,中国台湾地区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体验的很多细节上都比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做得好,但是做不大,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用户需求。

说起来有些委屈,但细想想会发现,内地的企业恰恰从根本上解决了用户需求。阿里巴巴的胜出并不是网站的页面更优美,也不是交互设计做得更好,而是做了一套评价系统——用支付宝保证货到以后再决定是否付款。由此形成了一套信用保障系统,让每个商家都可以积累信用,让买家根据“信用”决定购买谁的商品。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比设计出优美的用户界面要关键得多。这样的成就只有在大市场里锤炼才能够实现,此时,国家小就是先天劣势。

也许你会争辩,这里讨论的是创新,不是大公司,以色列的创新不是很厉害吗?但另一个现象是,以色列大量的创新公司都被卖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创新?众所周知,犹太人的商业头脑非常发达,很会赚钱,所以结论很简单,因为创新能赚钱。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卖珠宝?因为卖珠宝比开餐馆更赚钱。就是这么简单。做创新企业要比做传统企业更赚钱,这就是以色列人爱创新的潜台词。

一旦是为了赚钱,很多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像Waze 这家通过收集每个人的交通情况来判断路况的企业,因为谷歌的收购价高就被卖掉了。但是美国有很多创新公司都没有被收购,比如Snapchat,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理想,价格再高也不卖。这就是区别。那么,我们能跟以色列的这类逐利企业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的是,中国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创新企业的技术产品化阶段完成后将其卖掉。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科技产品转换之后的交易市场?

坦白讲,中国现在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基础,其基础在于要有大量的科技能够被转换,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样才能形成交易。如果基础科研水平不高,转化效率也不高,还经常受困于山寨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易市场的。由此看来,目前中国想向以色列学也没得学。

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我们根本不该学以色列?以打麻将为例,三缺一还容易成局,一缺三就很难了。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从开始的科技实力到产品转化到量产再到全球化,在这几个环节里你会发现,像美国这样开放创新文化比较成熟的大国,往往也是三缺一的局面:先进的高科技在高校里,产品转化机制有《拜杜法案》作保证,还有很多企业家积极地与科学家合作。

特别要强调的是,产品转化的核心是企业家,不是科学家。所以在美国,企业家不一定对科学技术了解得多么透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往往年龄也很大了。这些人是创业者,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90 后。科学家可以很年轻,他们是高校里的人才,可以在企业做首席科学家。实际上,中国不应该鼓励高校教师创业,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兼职成为企业的首席科学家。企业家的工作是完成产品研发阶段,寻找真正的市场潜在需求,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对于全球市场这个要素,美国、欧洲的渠道很通畅,日本和韩国也不错。但是,它们最缺的就是大规模制造能力。

美国在30 年前把大规模制造业移出了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制造业是必需的。此时,全球范围内能提供开放性制造能力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高科技的“三缺一”局面缺的正是中国。以色列是“一缺三”,虽然科研水平很高,但是产品转化能力、全球市场开发能力和制造业都不强。以色列擅长做成单项冠军,但并不擅长真正的复杂协作。

如今的科技创新门槛越来越高,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高科技能直接产品化,而是需要复合的协同研发能力。但是以色列的协同研发能力并不出色,所以它更多的是直接将创新技术和产品卖掉,而不是自己做大。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研发能力吗?目前来看必要性不强,美国的高新技术水平很高,中国人的研发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说实话,技术研发与创新这个长板,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错,所以我们的选择余地也相对大一些。中国其实更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转化机制,然后用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市场与别人对接。这就是所谓的积木式创新。就像乐高积木,所有拼插件的口径和标准都是一致的,就可以拼成非常大的玩具。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以色列的创新能力,而是和国际标准接口的问题。我自己印象颇深的是,我们投资了很多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在将这些企业带到中国之后往往会发现,看似双方的需求很匹配,但彼此说不到一处。比如在商业合作层面,美国人谈如何才能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人说我很有钱;美国人问如何能放心在中国销售,不被抄袭和侵权,中国人说我们的渠道很强大。经常会有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形出现,强大和有钱不代表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现在的机会很好,毕竟经济发展起来后就有了足够的资本实力。但是我们不要有穷人暴富心态,要懂得钱不是万能的,协作才是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合,在整个创新生态环境里扮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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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趋势专家王煜全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投资模式的过程中,他发现积木式创新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基本模式,由此带来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业系统,不仅颠覆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封闭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海外实地考察和与王煜全的交流沟通中,也感受到积木式创新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他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了积木式创新的法律基础,分析了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这一波全球创新产业新浪潮中抓住机会,实现企业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台阶。

两位作者,一位是有着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人,跟读者分享他独特的投资经验;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从数据和学理出发,条分缕析地与读者一起研究积木式创新给中国带来的种种机会。


作者简介


王煜全


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
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他对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机制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投资模式。
他发现“积木式创新”已经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基本模式,由此带来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业系统,不仅颠覆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垄断与封闭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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