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论】供给侧改革，须重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
导读
去年11月，“供给侧改革”一词因被中央密集提及而进入公众视野时，显得颇为“高冷”。
现在，它早已成为一个高频热词，但人们还想了解得更多更透a。
因为供给侧改革反映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新思路，是“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将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巨大作用。
如何站在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廓清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源起、重点、抓手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本报邀约，蜚声中外的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为您一一解读。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质量和效率。
纵观现有推进供给侧改革路径，大多局限于给定的技术经济范式，而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鲜有关注。事实上，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制造业生产体系，为我国从根本上打破“产能扩张-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产能再扩张”的恶性循环带来了重要机遇。
1 结构性产能过剩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必然产物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电气化和化工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涌现出以原材料、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为主导部门的新兴产业，推动全球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形成以流水线为代表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
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产能过剩的必然性：首先，这一轮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质，具体表现为产能扩张冲动，这是产能过剩形成的微观基础；其次，规模经济要求企业必须进行专用性固定资产投资，使企业面临高昂退出成本，难以灵活调整生产；再次，流水线生产方式必须以配件和产品的标准化为前提，限制了企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化解产能过剩的能力；最后，大规模生产方式培育了大规模消费主义，消费者被动消费标准化产品，限制了市场的拓展深化，不利于产能有效利用。
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基本经验是，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工业化模式，并转移过剩产能。我国的工业化还处于重化工业阶段，仍服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基本规律。其中，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玻璃、造船等产业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产物；而风电设备、光伏等虽是新兴产业，但产能过剩多集中于铸造、装备制造等环节，仍具有明显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
因此，必须明确，解决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思路不是放缓工业化进程，也不能重蹈部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覆辙，而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在更高阶段工业化进程中加以解决。初现端倪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是全球工业化的新阶段，其智能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特质将从生产体系、生产组织方式和需求模式等方面扬弃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为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长效机制。
2 新型生产系统正在塑造灵活高效的供给体系
这种塑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生产系统，将大幅削减企业的调整成本，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重构生产系统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实现快速调试及制造，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灵活性及大规模生产能力，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例如，德国大众汽车正在制定的“模块化横向矩阵”，可实现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汽车，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灵活调整车型和产能。
第二，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降低企业对规模经济的依赖。可重构生产系统使大规模定制具备经济可行性，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将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主流竞争策略。这一方面极大提高了整个供给体系水平与质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在微观层面阻止产能过剩的形成。
第三，自动化转向智能化，赋予供给体系前所未有的快速响应与灵活调整能力，且有助于全生命周期化解产能过剩。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智能工厂-智能产品-智能数据”闭环将驱动生产系统智能化。例如，德国“工业4.0”计划在制造装备、原材料、零部件及生产设施上广泛植入智能终端，借助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实现终端间的实时信息交换、实时行动触发和实时智能控制，达到对制造设备、零部件和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个性化、人性化管理。智能制造体系有助于对产能形成、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优化和治理。
第四，工厂制造转向社会化制造，产能呈现分散化趋势。飞跃发展的信息技术将大量物质流数字化为信息流，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企业主导生产和创新的传统模式面临转型，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碎片化和社会化制造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已出现专门为网络设计者及其用户提供制造、产销服务的社区工厂；社交网络上出现了由个体组成的“虚拟工厂”，可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研发、设计、筛选和完善，“社会制造”这一新型产业组织正在逐渐形成。这有利于向全社会疏散产能，有效防范产能集中、过剩风险。
3 新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为积极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框架下加速新型制造技术的突破和示范性应用，德国全面推进“工业4.0”计划，日本回归产业政策传统并鼓励企业采用新型制造装备。我国也应主动把握机遇、加紧战略布局，一方面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调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战略。新型生产体系是对既有系统的“创造性毁灭”，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必须从在既定生产体系内以技术改造为手段、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导向，转向整个生产体系的重构。新型生产体系依赖于新型制造技术（智能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等）的突破和广泛应用，我们应加快部署在长期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推行新型生产制造系统。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市场需求巨大的战略优势，率先收获生产体系转变红利。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美国抓住制造业生产体系转换机遇、成功赶超英国的经验表明，新型生产体系的拓展与国内市场的启动升级必须同步进行。对赶超型国家而言，依托国内市场优势率先收获技术革命成果比前沿技术突破更为重要，我国推行新型生产体系同样须立足我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当前，德国“领先市场战略”和日本立足社会需求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突破口，尤其值得借鉴。此外，依托市场需求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助于防范产能过剩风险。
第三，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新型生产体系成长。历次工业革命均伴随基础设施升级，以更好服务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同于以往历次产业变革依托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新一轮产业变革将更为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工业信息的计算处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新型战略性资产。我国应通过建立国家高效能运算研发中心和高效能运算服务中心，加快高效能运算前沿技术突破，注重高效能运算的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对智能制造系统的支持。
第四，明确“以我为主，逐步推进”的新型生产系统发展方针。实施新工业革命、发展新型生产系统，过去“点对点”引进、消化、吸收的产业创新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在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上，须突出我国迎接新工业革命、发展新型生产系统必须立足于制造业和信息技术领域积累的能力和优势，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需求动态变化，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目标的新工业革命与发展新型生产系统的实现路径。
（来源：湖南日报，作者：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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