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家谱文化漫谈
回族家谱文化漫谈
作者：达伍德·马锦丹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又称谱书、宗谱、族谱，古书中称为“家牒”、“家乘”。
在我国古代，为了使统治稳定并得到延续，权力更替和财产继承能够顺利实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民间家庭都十分重视家族血统的纯净，为此，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就应运而生了。早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王室就有了记录自己世系的谱牒，这就是夏王的家谱。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谱，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等通代谱牒。汉代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创作其不朽名著《史记》时，就曾经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遗憾的是，那些原始的家谱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辑佚、整理的本子和《史记》中的记述。
魏晋南北朝时，爵高位显的名门望族创立谱书成为当时的一种习俗。晋代贾弼撰写的《姓氏薄状》，被称为“贾氏谱字”；梁代王僧儒又改写成《十八州谱》，称为“王氏谱学”；唐代有《氏族志》；宋代司马光有《臣僚家谱》；苏洵著有《族谱引》、《苏氏族谱》；《宋史·艺文志》中有“谱牒类”共110部，437卷，是专门记载臣僚血脉宗亲的系统史料。古人崇敬祖先，遵从祖训，严教子孙，把功勋卓著者入谱表彰，违犯族规者清除祖谱。
家族制度的兴起，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同一地域，同一姓氏的家族，经过世代繁衍，人口日众，必然会推举宗族中有威望的长老主持事务，制定族规，要求大家遵守。因此，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中，家谱在维系家族体系稳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以后，记载一姓、世系和宗族著名人物事迹的谱书，被官爵名流、大户望族逐渐重视起来，家谱文化遂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
一
唐宋时期，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向世界张开臂膀，长安和汴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回回先民接踵而至。元明两代，西域回回形成了进入中原的高潮，长达二百多年，超过数十万人，是我国回回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附以后的回回很快就淹入了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古老和强大的汉文化影响与渗透下，入附回回的原生文化在保持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同时，其外在层面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革与更新，其中回回家谱的出现就是这种变革和更新中极其明显的一种文化现象。
尊重知识，热爱文化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快的回族先民们，在本民族形成过程中，十分注意学习汉族文化。因此，回族（尤其是内地回族）逐渐接受了汉族封建宗法组织中存在的家谱文化形式，并且借鉴吸收为记录自己家族发展史的传统文化模式，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开来，为今日的回族研究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回族家谱文化遗产，在考证回族源流和著名人物事迹及从不同角度认知回族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贡献。同时，由于回回的部分先民是阿拉伯人，回族修家谱的举动可能还受到了以谱系发达著称于世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当然这一提法还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回族立修家谱的心理要素在许多家谱序言中都有涉及。比如辽宁回族《脱氏宗谱》序言中称：“切怀人之有生，咸赖真主造化，而恣人伦之传统，子孙践迹而至，故人伦乃传世之核心也。故举凡人子应有慎终追远之怀也。”广州回族《马氏族谱（马敏慎堂）》立谱序言也说：“知感真主赏赐，我族原来正道遵行贵圣穆罕默德之训教，意诚绵虔，滔滔相承，我族子子孙孙日炽日昌矣。若兹族谱不立，后代子孙欲考而无由。”回族贤达们深深感到本族因缺乏家谱而导致族人不明世系，不辨亲属，所以认识到修撰家谱的重要性。不修家谱，怎能尊祖敬宗、引水思源？因此认为宗谱记载最应详细，子子孙孙世世接续，代代相传。
二
中国的家谱修撰，到了明清两代，其结构已基本定型。内容大致包括谱序、题辞、恩荣、凡例、图、节孝、像赞、考、世系、派语、传记、宗规家训、祠堂、祠产、坊墓、先世考辨、志、杂记、文献、修谱姓氏、五服图、余庆录、领谱字号等等。这些内容并不是每部家谱都完全具备的，由于时代、地区、家族的差异，所修成家谱的详略程度不会完全一样。和汉族相比，回族自然是个较为年轻的民族。据回族史学界的权威观点，回回民族形成于元末明初。我们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回族家谱也是明代初期修撰的。其特点是大量回族家谱修撰得比较简略。像广西临桂县五通镇回族《王氏宗谱》，前后只有一页，只是简单写明宗族成员的世系，既无前言也无传记、族规族训之类。百色回族《蔡氏族谱》（手抄本），也只是说明蔡姓回族来源于广东，及简单排列世系，其余一概没有。沈阳回族《杨氏家谱（杨廷柱一支）》也不见有序，只记世次，是经第十四世祖杨廷柱及其长子绍长、绍贵、绍荣等，于民国二年从《杨氏宗谱》中单独摘出本支，修续而成此谱。
当然，也有一些回族族谱比较完整，如《怀宁马氏宗谱》、《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及流布全国的若干赛氏家族谱牒。但即使是这些比较完整的族谱，和汉族中豪门巨族的族谱也是无法相比的。回族族谱的这种简单是否反映了回族宗法制度具有某种幼稚性？这是需要专家们探讨的话题。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宗法制度（包括编撰族谱在内）并不像汉族那么重要，因为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宗族以外还有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回族而言，宗教比宗族更重要，因为许多宗族的功能，在宗教中都可以获得。这可能是回族宗法制度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原因之一。
大多数回族家谱的基本内容分为“序言”、“家规族训”、“世系表”等三个部分。
族谱的序言首先是论述族谱的性质及功能。湖南回族《苏氏三修族谱重刊惟夏祖创修序》指出：“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是人之有祖也。虽支分派别，莫不由一本而生。但源远流长，历世久远，迁移不定，一本或分为二三同条，遂判为秦越。存孝心者惧其繁，然而莫可纪也，不得已而纪录以叙次之，此谱牒之所由作也。”这些内容清楚地说明，族谱即家族的历史，而族谱的作用就是追本溯源，维护宗族的秩序。
序言中还叙述宗族的来源。安徽和县回族《撒氏宗谱》称：“撒氏始祖居西域，为回纥人，后为唐平叛，因其功被封懋王，以居关中……明建文元年，其后撒仲谦一家由陕迁往和县西门响水沟一带居住，有祖祠名‘懋亲堂’”。广州回族《傅氏族谱》序言则开宗明义地介绍了傅姓回族是如何来到广州的：“始祖云峰公，浙江金华府浦宁县人，因入粤经营，致遂购居于羊城大新街焉。”
全国各地大量回族家谱的序言基本都具有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述对于考察研究回族的迁徙流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较正规的回族家谱还包括族规、族训（或称家规、家训）。如广西回族《傅氏宗谱》和《翁氏宗谱》的族规、族训都在十条以上。最完整的是《翁氏宗谱》，内容涉及祭祀、守法、敦宗、睦族、正名、顾本、立业、处世、谨言、慎行、立志、存心、待人、处事、权量、教育等方面。《傅氏宗谱》的十条族规分别是：聚会、值年、储蓄、序派、添丁、教育、扫墓、拜主、敦宗、睦族。再如湖南回族《黄氏四修族谱》有家规十戒：“一戒不孝不悌，二戒不忠不信，三戒不祀祖先，四戒结交匪类，五戒弃正业，六戒淫行，七戒好讼，八戒赌博，九戒酗酒，十戒吸食洋烟”。这些族规、族训对族内一些重要的宗族活动例如“祭祀”“会族”等作出了规定，其中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比如强调尊老爱幼、亲戚和睦、从小立志、戒除恶习等等。
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成熟文化体系，而回族文化正是这两大文化体系碰撞之后迸射产生出的灿烂火花。它不仅吸纳了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保留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因此饱含着回族文化底蕴的回族家谱便具有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于是，与汉族家谱一样，回族家谱的族规、族训中有不少内容和儒家伦理有关。比如广西回族《傅氏宗谱》规定：“族中尊卑长幼各宜安分，尊长不可凌辱卑幼，卑幼不得违抗忤逆尊长。”回族《翁氏宗谱》也强调：“吾族自祖宗以来，皆以孝悌忠信、勤俭勤读、公平正直传家，夫孝以事亲，悌以敬长，忠以报国，信以交友。”这些都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同时，回族家谱中某些族规、族训和伊斯兰信仰密切相关。比如湖南邵阳回族《金陵马氏四修族谱》族训中规定家庭筵席之上不许喝酒，不能崇拜偶像，允许寡妇改嫁等。邵阳回族《苏氏三修家谱·续修家规》中规定走坟诵念《古兰经》时居家人等必须敬听，强调信仰是“为人第一要紧之事”，子女年幼时要将其送入清真寺学习等等。
我国汉族的族谱，在形式上有欧体、苏体。欧体横排，每图五栏；苏体上下直排，每图也是只列五世。回族家谱的世系多取苏式，即直排式、宝塔式，但也有欧式。还有一些族谱的排列很不规范，比如桂林回族《白氏族谱》就没有遵守“叠书五世”的规则，而是将十几世的族人和其居住地，用一图全部录下。
世系是回族族谱的主要内容，一般都详细地记述了宗族成员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婚姻、子嗣、入仕等方面的情况，在篇幅上占的比重也最大。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回族的人口发展、宗族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和汉族族谱不同，许多回族族谱都有比较突出的伊斯兰文化色彩，都强调伊斯兰信仰的重要性。如云南昭通回族《米氏家谱·序》中提到其先祖坚守拜功，乐善好施。广西回族《白氏支谱·族谱凡例》强调族人必须学习伊斯兰经典。辽宁杨氏回族甚至在重修家谱前还请阿訇开经，以显示虔诚庄重。
有的回族族谱封面或内页有阿拉伯文。如山东济宁一派金姓与一派马姓本为一祖，金马二氏合编一谱，《金马合谱》封面上首是阿文“清真言”及其译文。济南赛氏《咸阳族谱》中有阿文印章，其意为“真主使人满足”。该谱前半部分用波斯东支语文（即元代和明代初期所称的“回回文字”）写就，内容包含对真主的赞颂和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后裔十二位伊玛目的世系。《毘陵沙氏重辑族谱》在其序后附有御制至圣百字赞（相传为朱元璋称赞穆圣的文字）、清真论、五功词序、轮回辩、跋轮回辩、戒溺风水说等内容，其版心有“清真醒世”的字样。这些都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特色。
此外，回族家谱还有一些独特的内容。如福建惠安回族《百奇郭氏族谱》中收有《招郎自鹿港回家临别口述笔记》、《鹿港初探小记》、《鹿港堂亲第二次接洽经过情状》三篇短文，记述了郭氏族人经商活动的情况。湖北回族《定氏宗谱》也载有定氏历代先人从事商贸活动的资料。这些都是回族重视商业的思想在家谱中的反映。
三
我国汉族人民重视祖先和家世，所以在写家谱时往往拉上古代名人作为自己家族的祖先，以示荣耀，这种做法叫作“冒族”。“冒族”的风气到明清时尤为浓烈，有些人专门以伪造家谱为职业，号称“谱匠”。
历史上某些回族人在修家谱时也受到此风的影响。福建惠安百奇郭姓回族所保存的《温陵螺阳奇山郭氏族谱》、《奇山义房郭氏家谱》等几本谱牒，对其先民就假托为汉人。据《郭氏族谱·序》记载，早在明初四世祖时，郭姓族人就自称是唐代功臣郭子仪的后代。《华山郭氏四房家谱序言》也提到本支族人乃郭子仪之子郭暧的后裔。《百奇郭氏族谱·适回辩》则进一步“考证”这一观点的“真实性。”为什么百奇郭氏回族要把一个汉族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呢？原来，明代的百奇郭氏回族在经济上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家谱记载族人频繁进行的经商活动中就可以看出来），但在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郭姓回族，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竭忠王室，终始哀荣”的唐代功臣郭子仪，这就满足了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优越感，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也是回族郭氏祖先作为外来少数民族客户，在中国南方封建宗族意识浓厚、宗族势力强大的汉人社会为谋求立足自存的不得已之举。事实证明，我国南方的一些回族人既在其处于劣势地位时利用族谱来证明其“汉族”身份，又在族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变更后，集体要求“回本归源”时利用族谱来证明其回族身份（同一本《郭氏族谱》就收有郭氏十世孙郭梦祥撰写的《复遵回回教序》）。由此可见回回民族在封建社会的数百年间，处于汉民族群体之中为求生存、求发展并保持自身民族文化所走过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四
我国回族史学的主要奠基者白寿彝先生指出：“历史上我国人民有修撰家谱的优良传统，家谱中保存了重要的社会史料。通过对各种家谱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家族制度的形态、性质及其在社会史上的作用等等。具体到回族人的各家族谱，因为回族史的资料缺乏，可以作较多的利用，有时可以提供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线索。”
在对历史人物家世的研究中，家谱起着独特的作用。这类历史资料，由家族俊彦纂辑，记载着有关人物的活动和家族的递嬗，史料依据更为直接，常常可以补充史传的缺漏，釐正错误。回族族谱中有大量关于历史人物的宝贵资料，收集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开展对我国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回族历史上著名人物郑和为例，像郑和这样一位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洋洋三百三十卷巨著《明史》中只有七百多字的一篇传文，关于他的家世和身世，只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寥寥三十个字。他的籍贯、出身、民族、原来姓氏、具体官职等等，都无记述。直到1912年人们发现昆阳马哈只墓碑和1936年发现《马公墓志铭》、《郑氏世系家谱》，才知道郑和本姓马，名三保，今云南省晋宁县人，回族，明成祖朱棣赐姓郑，选为内官监太监，使我们对郑和有了进一步了解。明代的少数民族和寓居中国的外国人，赐姓授职的很多，但在郑和之前，唯独没有赐姓郑的，为什么朱棣赐郑和姓郑呢？《郑氏家谱首序》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它说因郑和“数（有）功于郑州，因赐姓郑”。郑和是“从起兵有功”，即在朱棣靖难中建立战功的，而靖难中并没有在河南郑州打过仗，这里的“郑州”当别有所指。从史籍中知道，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建文帝大将李景隆趁燕王朱棣进攻大宁之机，包围北平，结九营于郑村坝（今北京东坝）。燕王还师交战，连破其七营，斩首数万，降者数万，取得了靖难之后对建文帝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役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于建文四年（1402年）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大封功臣的时候，想到了在郑村坝建立战功的马三保，赐其姓郑，自此，马三保改名郑和。
根据郑和十二世孙妇墓碑，得知郑和为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六世孙。但世系不明，而历史学家李士厚先生收集到的《赛氏总族牒》、沙儒诚先生保存的《赛典赤家谱》等都有关于赛典赤·赡思丁裔孙的谱系。经过史学界将上述谱牒与《郑氏世系家谱》的对照研究，证明郑和确是赛典赤·赡思丁的第六世裔孙，其曾祖父拜颜即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孙子伯颜，伯颜之子米的纳于元时受封为“滇阳侯”，封地即在云南昆明滇池南岸（滇之阳）的晋宁县昆阳，米的纳曾经到过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他是郑和的祖父，到郑和的父亲时已改用汉姓“马”，他也到过麦加朝觐，人称“哈只”（伊斯兰教对到过麦加朝觐的穆斯林的称呼）。由于赛典赤家族在元代对朝廷做出的巨大贡献，米的纳所授的滇阳侯是一个世袭爵位，一直从他传到了郑和的父亲马哈只。此时已在元末明初，明军入滇，灭了蒙古人镇守云南的梁王残元势力，郑和父亲可能因追随梁王抵抗明军而殉职，年仅39岁。郑和以少年之身，被明军俘虏后随军进入北京，最后伺奉燕王朱棣。朱棣登基后，因郑和屡建奇功，才干超群，深为器重。后来郑和受命为钦差，统领两万八千多名中国海军将士，七下西洋，历时28年，开创中国走向世界的崭新局面，成为名垂青史的世界第一航海巨人。上述有关郑和的家谱资料，是世人揭开郑和这位世界大航海家家世之谜的必读文献，在中国回族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外，关于回族历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赛典赤·赡思丁家族的谱牒资料（部分内容与郑和家谱资料一致），是我们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后裔东亚分支中国赛典赤家族历史源流的第一手重要文献。赛典赤·赡思丁家族进入中国的历史，在《元史》本传中语焉欠详，一直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该家族的一桩悬案。赛典赤家族族谱资料的发现，有效地弥补了正史中缺载的赛氏家族源流的不足，为史学界开展赛氏家族后裔在云南及中国分布的详细情形的调查，提供了完备的世系线索。例如，山东青州回族赵姓近年来根据云南发现的赛氏谱牒资料，结合其先祖留下的族谱，已经明确追溯出他们的赛氏后裔身份。而在云南回族史的研究中，赛氏家族后裔繁衍出来的赛、沙、纳、马、速、撒、丁、合、哈、闪、金等十余个望族大姓，经过与赛典赤家谱资料的比照，其分布源流已经相当清晰，而这十余个大姓望族在今天云南60余万回族穆斯林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的回族之乡纳家户，其居民大多以纳为姓氏，据传是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的后裔。纳家户与云南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村是中国境内仅有的两个以纳姓命名的赛氏后裔村庄。因此，研究追溯赛氏族谱资料，上可考知穆圣后裔于蒙元时代东传进入中国的历史脉络，下可考知该家族在云南和中国各地流布之详细情形，实为研究东亚伊斯兰教史，特别是云南回族史及中国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结语
回族学者周传斌教授认为，回族文化体系是以伊斯兰价值观为统摄的——它以伊斯兰文化为“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用”。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回族家谱文化可以说是回族文化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回族家谱的文化渊源、基本内容、鲜明特色及史料价值等，我们可以深入探究回族文化特质，进一步了解二元一体文化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着的中国回回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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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马老师在马来西亚的马中友好会上漫谈回族家谱~明天平台继续报道详细信息
作者：达伍德·马锦丹，男，河南洛阳人，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伊斯兰思想与文明国际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伊斯兰文明与回族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