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胜：明初中国与亚洲中西部地区交往的外交语言问题
提要: 郑和及其船队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30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郑和等率船队第二次出洋路过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曾对当地佛寺布施，并立有碑记。除锡兰山碑外，郑和在远航途中亦曾于海外他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本文据海德拉巴德的尼咱木领地的和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先生对波斯文碑文的解读，依照汉文铭文逐行对比。
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乃明成祖御制之碑。锡兰山碑是罕见之物不仅仅因为它来自遥远的中国，还因为此碑铭文中除了汉文以外，还使用波斯文与泰米尔文。它显示波斯语是郑和船队在海外时所使用的主要的外交语言。
AbstractZheng He's navigation is not only great voyages done by ancient Chinese, but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the Ming government on the scale as well.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e diplomatic language used by Zheng He's fleet. Th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is the only preserved stone inscription outside of China set by Zheng He and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for this point.which shows that Persi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iplomatic language of the Ming government in this period.
This inscription was made in Nanjing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order of Ming Chengzu. The stone might be taken from Tangshan of the eastern outskirt of the city.
Th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is important not only because it came from China, but because it's text in three languages of Chinese, Tamil and Persian.It is shows that Persian was the main diplomatic language used by Zheng He's fleet.
明初是中世纪亚非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代。明成祖派遣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不断派使团沿陆路向中亚、西亚出使，并接待外番的来访。外交活动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又是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民族间的人们的交流。不管是官方的外交活动还是民间交往都离不开语言的交流。本文所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明朝出使外番时所使用的外交语言问题。
一 锡 兰 山 碑
郑和等率船队第二次出洋路过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曾对当地佛寺布施，并立有碑记。郑和立碑石之事，虽不见《明实录》提及，但明人严从简记载，“永乐七年（1409），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殊域周咨录》卷9，“锡兰山”条，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第312页。，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见明人知郑和布施之事。
郑和及其船队在15世纪上半叶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30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据文献记载，郑和在远航途中曾于海外他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故此碑成为研究郑和海外活动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按国外学术界的说法，锡兰山碑乃由工程师托马林(H.F.Tomalin)先生于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南部港口伽勒(Galle)的一个靠近克里帕路(Cripps Road)的一条管路(culvert)之中。在今日伽勒尚有一个市政行政区(Municipal ward)和一全次级邮政所(subpost office)，在僧伽罗语(Sinhal)中被称为Cheena Koratuwa，其意为“中国码头”。
但实际上，在工程师托马林之前，此碑似已有中国人提及。据清王韬《漫游随录》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借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曾赍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迹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轶；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齐鲁书社，1989，第88～89页。。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他在描述自己参观当地一所卧佛寺时突然提到郑和布施之事，证明他曾亲见此碑。他还提到，在郑和以后，曾不断有华人来此地参观，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数百年，一直未为人遗忘，当地人不但知道，且不断引领来访华人参观。清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中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亦在诗中提及郑和。见上引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89页。足见直至他出洋至锡兰时，尚知郑和当时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20世纪上半叶向达先生在伦敦搜求资料时，见此碑拓片。冯承钧先生在校注《星槎胜览》时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达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国志》时，“第一次根据拓本著录”锡兰山碑汉文铭文。因未能有机会获其拓片，暂录向达先生刊布的碑文如下：大明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丝宝幡、香炉、花瓶、织金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斤、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82，第50页。向达先生刊布上述铭文后，国内学者首次了解郑和此次在锡兰出使时的活动细节。但向先生未严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汉、波斯与泰米尔（Tamil）三种文字刻成，是为憾事。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笔者参加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于1990冬造访该博物馆，并亲见此碑。当时虽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无法直接使用。此后国内多人曾访问该馆，国内各种出版社中亦数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是故国内学界至今未能见碑文全貌。
按帕拉纳维塔纳(S.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描述，此石碑长144.78cm(4呎9吋)，宽76.2cm(2呎6吋)，厚12.7cm(5吋)。其顶部雕有两龙，互相对视。汉文铭文所占幅面长106.68cm(3呎8吋)，宽25.4cm(10吋)；泰米尔文幅面为长53.34cm(1呎9吋)，宽39.37cm(1呎3吋半)；波斯文所占幅面为长48.26cm(1呎7吋)，宽38.4cm(1呎4吋)。铭文四周饰有花纹。
按此铭文，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春在中国刻成，两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纳维塔纳(Paranavitana)认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其波斯文与泰米尔文铭文，笔者在斯兰里卡时未能对原文作拓片，拉丁字转写字文本亦未见。泰米尔文部分，据英文知其与汉文部分逐行对应。唯因笔者不识泰米尔文，又限于篇幅，兹略去。其波斯文碑文之研究，留待将来有机会得见拓片时再论。波斯文部分(铭文共22行)可识部分由海德拉巴德的尼咱木领地的和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先生解读，其逐行内容如下：
1.……
2.伟大的国君……通过皇命……明（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大明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等”语郑和所立碑的汉文铭文据上引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附录二，中华书局，1982，第50页；以下同。）
3.……已被派出以表示敬意……（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昭告于佛世尊曰”语）
4.……寻求帮助及……（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语）
5.……
6.……已知……
7.……为了……
8.且这些奇迹……
9.……已被派出……
10.……已知……致敬（按，以上诸行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等语）
11.……绣花布、香炉、花篮……及灯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谨以金银、织金丝宝幡、香炉、花瓶、织金表里、灯烛等物”语）
12.……为了仁慈的恩意已经送出了这些礼品，以至于（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布施佛寺，以充供养”语）
13.……伊斯兰之光(按，应对应于汉文碑文中之“惟世尊鉴之”语)
14.……礼品详见以下（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语）
15.壹千misqal黄金、伍千misqal白银……为数50件装饰的物品（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丝伍拾疋”语）
16.……为数50件……装饰的物品4……共计2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各色绢伍拾疋、织金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语）
17.1对黄色的……1对……黄铜香炉为数5件（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语）
18.黄铜烛台(Stand)为数5件……5对……饰金红色的（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语）
19.古灯座为数5件，饰金红烛台为数5件……饰金木制为数5件（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硃红漆戗金香盒伍个”语）
20.……灯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斤”语）
21.……日期……（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时永乐”语）
22.……七……月初一（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语）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并非在当地制成。据上引严从简记载，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决定之事。而据上引向达教授所录锡兰山碑汉文碑文可知，锡兰山碑是明成祖御制之碑。由于择石，镌刻铭文与纹饰（包括碑顶之双龙相对雕像）需较长时间，不可能在郑和停泊锡兰山期间完成，而只能是郑和出航前已经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种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并在出航前装船，然后运至锡兰山立石。制碑与装船的地点应当就在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东郊汤山附近遗有朱棣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见那里是一处官办采石场。如能有机会检测锡兰山碑的材质，将之与汤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进行对比，或许能使本案获得满意的结论。
有些学者根据汉文碑文所提到的永乐七年（1409）二月，认为此时郑和尚在锡兰山，并依此为据来推算郑和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见确认锡兰山碑乃出航前已经备好一事，有重要意义，亦即此碑之日期并非郑和立碑之时，而是明成祖颁旨的日期。在自然动力航海时代，中国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风起的深秋至冬季。据《星槎胜览》郑和于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启程，十月抵福建长乐，十二月才从五虎门洋出航。按通常从华南至锡兰山或南印度须航行三个月计，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已为永乐八年（1410）春末。
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所统海军的锡兰山之役。锡兰山之役《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综合锡兰山碑之汉文碑文、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可拟构锡兰山之役的先后过程为：
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航，次年初抵锡兰山。当地国王欲加害中国船队，中国船队避去。
永乐七年（1409），郑和准备第三次远航。预计船队在锡兰山会遭遇困难，时成祖打算以向该国佛寺布施的办法留下“买路钱”。在出航前事先备好御制碑与财物，并装运上船。
次年初，船队抵锡兰山，郑和船队打算布施立碑，但双方对明政府布施财物谈判破裂。锡兰方面谋袭船队，为郑和识破。明军遂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出奇兵制胜。布施之事也许就此中止。
永乐九年（1411），被俘锡兰国王携至北京。
二 作为明外交语言的波斯语
回到锡兰山碑本身。根据上引索玛斯里·戴文德拉论文现存于斯里兰卡的阿拉伯字碑铭有10余处，绝大多数的铭文为阿拉伯文，而波斯文的仅有锡兰山碑一块。据此推测，中古时代斯里兰卡与穆斯林世界交往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斯里兰卡并非穆斯林国家，亦非波斯语区，锡兰山碑是罕见之物不仅仅因为它来自遥远的中国，还因为此碑铭文中除了汉文以外，还使用波斯文与泰米尔文。它显示波斯语与泰米尔语是郑和船队在海外时所使用的主要的外交语言。
除了上节中提到的锡兰山碑之外，尚有其他史料证明郑和在海外活动时，波斯语是其主要外交语言。同样，当查询与郑和远航有关资料时，特别是有关郑和在阿拉伯地区的记载时，也可见到明使臣即使在阿拉伯地区，乃然使用波斯语的有关记载。例如，当明使团描述“蓦底纳城”，即（Medina，今之麦地纳）时，说城东穆罕默德墓之后“有泉，其名‘阿必糁糁”。此名当为波斯文(Abi Zimzim)之音译。在明四夷馆所编《回回馆译语》中，收有“水”这个词，如“地理门”总序已故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教授为四夷馆本与会同馆本的《回回馆杂字》的每一个词都编了号。为查检方便，本文在提及《杂字》所收字汇时，均标明本田氏编号。本田实信文见后。以下同。第47词“（āb）,阿卜,水”《回回馆译语》卷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520页；《回回馆杂字》，同上书，第468页。；“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地理门”总序第1056词“水，阿卜”即此；此字作为复合词组成部分见于“四夷馆本”“地理门”总序第84词“（pāyāb），浅,（立巴）呀卜”《回回馆译语》，第522页；《回回馆杂字》，第470页。；“身体门”序号第346词“（ābi dīda）,泪,阿卜·底得”《回回馆译语》，第540页；《回回馆杂字》，第487页。；“花木门”总序第466词“（gulāb），蔷薇,古剌卜”《回回馆译语》，第549页；《回回馆杂字》，第495页。；“会同馆本”“珍宝门”总序第1563词“水晶，阿卜几捏”，即（ābgīna）；总序第1566词“水银，洗妈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6，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11页。，即（sīmāb）等。
《海国广记》在记天方物产时提到当地的一种动物“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形如大犬，浑身玳瑁斑，两耳尖黑，如猫，性复驯善，若狮象等猛兽见之，即伏不动，乃兽之王也”。这里提到这种“草上飞”的番名“昔雅锅失”，当为波斯语（SiyāhGūsh）“大山猫”的汉字音译。“昔雅锅失”，在波斯语中为复合词，由（siyāh）“黑色的”，加上（gūsh）“耳”构成，直译为“黑耳”，实际指“大山猫”。（siyāh）“黑色的”见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声色门”：中之“，黑，洗牙黑”《回回馆译语》，第559页；《回回馆杂字》，第504页。；并见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声色门”之“黑，洗丫”。《回回馆译语》，第611页。而（gūsh）“耳”见之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身体门”中之“（gūsh），耳，锅石”；《回回馆译语》卷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538页；《回回馆杂字》，同上书，第485页。并见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声色门”之“耳，锅失”。《回回馆译语》，第610页。这些资料足以说明，郑和派往天方访问的七位回回通事所操的是波斯语，而非阿拉伯语。即便在阿拉伯之地，他们也使用波斯语交流。
其实，以波斯语为外交语言并非始于郑和时代，明初已有之。《永乐大典》中保留了这样两条记载，其一为“园水门关，密斯儿之地，有清水江一道，名卢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园水关一座，上有亮光。四边有门悬于虚空，每立春时，其门自开，水从东门中来，往四十日方闭关门，既闭，水常从门坎下细流而出”《永乐大典》卷3526，九真·门。。又曰“密斯儿麦，国朝遣使至密斯儿之地，云：其国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永乐大典》卷22182，八陌·麦。
这里提到的“密斯儿”为阿拉伯语（Misr）的汉字音译，乃指埃及，又写为“米昔而”等，即《诸蕃志》中之“蜜徐篱”，赵汝适著，杨传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第89页。及《岭外代答》中之“勿斯离”。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101页；并见上引《〈诸蕃志〉校释》，第120页。文中“国朝遣使致密斯儿之地”一句中，“国朝”二字抬格写，当指明朝。永乐年所谓之“国初”显然指洪武年。由此可见明初曾遣使赴埃及。笔者试查其他史料，包括《明实录》，未见这两段史料者提到明洪武年出使埃及之事。此次出使事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上述两段史料中提到“密斯儿”国之“清水江”，一望可知是今尼罗河（Nile）。“清水江”的概念在中国流传已久，《诸蕃志》就已经提到，勿斯里国“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江水皆消，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藉以耕种，岁率如此”《〈诸蕃志〉校释》，第120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永乐大典》的史文中给出了这条大河的名称，即“卢的泥勒”。这个“卢的泥勒”显然是尼罗河（Nile）的波斯文名称（Rūd Nīl）的汉字音译。“卢的”乃波斯语（rūd）的音译，意为河。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有“（rūd），江，鲁得”；《回回馆译语》卷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520页；《回回馆杂字》，同上书，第468页。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地理门”有“湖，鲁的”，收于《回回馆译语》，见第607页。即此。“你勒”为尼罗河的阿拉伯/波斯语名称(Nīl)的音译。从以波斯语名称“卢的泥勒”（Rūd Nīl）来称呼尼罗河这一点看，直至明初，中国使臣访问埃及时，所依靠的乃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
尽管上述两条资料证明早在明洪武年间，明朝使臣出使埃及时，所依赖的是波斯语翻译，而非阿拉伯语。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使臣以波斯语作为外交语言始于明初，其实元代已有之。这一点可从今存于梵蒂冈教廷中保存的元定宗贵由的国书的波斯文本得到证实。
以波斯语作为使臣的外交语言并非元、明两朝中国人的创造，而是由于波斯语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使然。换言之，波斯语言在亚洲的地位是客观形成的。故而朱元璋取得天下后，波斯语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并未随着元朝的灭亡、回回人社会地位的失落而衰败。
郑和出使之前，在招募人员时，已注意有意征召波斯语人才，以为通事。据马敬《瀛涯胜览·序》称，随“奉命”随郑和“而往者，吾不知几千万人，而尽厥事称旨者，舍吾山阴宗道马公其谁乎？公以才干优裕，首膺斯选，三入海洋，遍历番国”。“山阴宗道马公”即马欢。他“首膺斯选”是因为“才干优裕”。什么才干呢，按马欢自己在《瀛涯胜览·序》的说法明成祖遣“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国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与马欢一起入选的另一位通事的是郭崇礼。明人古朴在其《瀛涯胜览·后序》中提到，“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按，马欢）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而二君善通番语，遂膺是选。”可见，他们入选下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回回人，会译语，即波斯语。
据另一位随郑和远航的巩珍记载，他所著《西洋番国志》中“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言番语，番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中有往古流俗，希诧变态，诡怪异端而或疑，或传译舛而未的者，莫能详究。”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82，《〈西洋番国志〉自序》，第6～7页。船队中其他不会番语的人，在海外一切沟通皆仰赖通事。马欢在其书“天方国”条中还提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分至古里时，内官洪姓太监见古里派使臣赴天方，遂先派通事等七人，“赉带麝香、瓷器等物”，附古里船前往天方，“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舵鸟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可见马欢等译人在郑和航海中所起作用之大。回回人居华日久，马欢辈虽然乃通波斯文，但毕竟离西域数代，对异域风俗物语必定间有不达之处，以致翻译困难，使巩珍一类的听者也不明其意。
马欢为会稽人，郭崇礼为杭州人，其家乡与郑和组织远航之南京与太仓均不远。但郑和船队规模庞大，通事译员需求很大。现存西安之《重修西安羊市大清净寺记》提到，“永乐十一年（1413）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笔者2003年在西安时，曾亲见此碑。兹据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第173页。可见郑和征求通波斯语人才时，是面向全国的。
至于郑和本人被选为远航船队的最高首长，除了他忠于明成祖之外，他的回回人背景也是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按郑和父亲墓志的记载，郑和父祖两代在元代均带有“哈只”称号，即他们都曾去天方朝过圣。郑和自幼所受教育中的波斯文化因素必定为明成祖所了解，这应当是郑和被选为出使船队最高负责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