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高培勇：聚焦高质量发展语境下的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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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高培勇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应是我们今天讨论减税降费话题的语境。

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这意味着，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减税降费，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之一，其主要目标应锁定于降成本，瞄准结构调整，着力点落在供给侧。它的基本行动逻辑是，减税降费可减少作为企业产品和服务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的税费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或有利于企业优化供给结构，或有利于企业提升供给质量。无论是供给结构的优化，还是供给质量的提升，最终都会收获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效果。

今年的减税降费操作就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的具体体现。全年实施的减税降费规模高达近2万亿元，其中主要体现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减收。就规模和力度而言，无疑是空前的。然而，跳出规模和力度的局限而伸展至具体的操作层面，还可以发现，今年的减税降费有着鲜明的特点：

其一，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所涉及的重头是增值税而非企业所得税。这说明，今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非扩需求。再注意到增值税的减少主要是通过税率的降低实现的，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又主要体现在适用于制造业的标准税率上（从16%降至13%），也可以进一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部门而非其他部门降成本。

其二，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规模与财政赤字增量之间是存有较大差距的。这说明，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不是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办法来支撑的。再注意到减税降费的同时，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闲置资金一律收回、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以及地方政府主动挖潜、优化支出结构等方面的行动相继推出，也可以进一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其主要的财源支撑在于“节用裕民”——与削减政府支出相挂钩，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企业的“好日子”。

其三，与以往的实践有所不同，减税降费是通过税费制度改革而非政策调整的途径加以实施的。这说明，今年的减税降费并非临时性的操作，而是立足于长久之计的减和降，系持续有效的行动。再注意到举凡改革行动往往要与既定改革规划相挂钩，循着既定改革方向而展开，也可以进一步说，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不是着眼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安排，而系立足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期战略。

综上所述，今年的减税降费以给实体经济降成本为主要目标，以节用裕民为支撑财源，以制度变革为实施途径，在归宿点、支撑财源以及实施途径上都有特别讲究，而并非“一锅煮”“一勺烩”。换言之，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在原有“扩需求”的基础上，添加了“降成本”，且以后者为主。如此的安排，实系聚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将以减税减费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纳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局之上，并真正付诸实践，以切实可行又管用见效的行动方案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原载于《中国财政》201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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