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卡 || 很多人都在用错误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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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友常常诉苦，自己作为普通持卡人，没有能力审核辨别交易对象的资金是否合法。又常常疑惑，为什么无论自己怎么交涉，对方都无法理解自己是“善意取得”？
很多人不自知的是，自己一直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证明善意取得。
究竟，在刑事案件中，善意取得管不管用？又该如何证明？
“善意取得”在刑事程序中管不管用？
一些人说，善意取得是民法上的概念，在刑事程序中不管用。究竟是不是？
先看一个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例——高某等诈骗案，案号是（2022）京02刑初60号。
基本案情是拍卖诈骗，谎称能帮被害人将藏品高价拍卖，以佣金、服务费等名义骗取1400余万元。和“善意取得”相关的内容是，被告人高某让自己母亲办了一张银行卡、申请注册成立A拍卖公司，并用母亲名下的银行卡收取诈骗款。案发后，高某母亲挂失了账户，把卡里剩余27万余元取走了。高某母亲声称，这些钱是儿子之前问自己借的，后来还给自己的，属于“善意取得”，不能追缴。
注：图片截取自人民法院案例库官网
最终，法院认为，这27万余元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应当依法追缴。理由是，第一，高某母亲明知卡内钱款是诈骗所得；第二，高某母亲无法证明自己和高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看到这里，虽然钱被追缴了，但可以明确的是，即使在刑事程序中，善意取得制度也同样适用。
为什么我的“善意取得”举证没用？
既然能适用，为什么不少人的“善意取得”的说法没被采纳？
很多人不明白的一点是，善意取得的证明责任，在自己，不在公家，且100%在自己。这个时候，公家处于一种“随时挑刺”的状态，好比平时我们挑他们的刺儿。如果不能100%的证明，有那么点模棱两可说不清的，基本就是举证失败，保不住钱。
举几个常见的反面教材。
类似案例中的偿债的说法，是实践中非常常见的一类说辞。一句“这是他还我的钱”，就够了吗？显然不够。得拿出当初借钱时的借条、打款记录。拿得出，完成了基础的举证。可惜，不少人拿不出。是不是没机会了？也不是，看怎么说了。通常会怎么说？多半是说，念在亲友面子上，写借条伤感情；现金给的，不是转账的。十个有九个是这么说的。估计听的人耳朵都起茧了。典型的无效说法。以为这样能蒙混过关，不可能的。即使是真实情况，口说无凭，必须得复核。每个知情人、包括借款人都把当时借钱的来龙去脉回忆下，看看笔录对不对得上。对不上，钱还是没了。
再举一个例子，虚拟货币交易。收到过很多人发来的自证清白的材料，说不管用，要找律师。材料里一般都是平台聊天记录+交易记录，再加上一份自写说明，叙述下交易过程，表达下自己是良好市民之类的。坦白说，基本没用，因为没有证明自己是“善意”的证据。问了下对方买币干嘛，就算审核了么？肯定回答行情好着急进场或者扛单的啊，总不可能答复洗米的咯。对方是实名付款的，和平台一致，就没问题了么？骗子也可以实名的啊。让对方提供水单，就算查过了？显然不是，但也承认总比那些连水单都不要的强。
说一千道一万，核心是“举证不利”。这个不利，一方面在于一些人没有“善意是要自证”的意识，另一方面在于一些人不知道该如何自证。
该如何证明“善意取得”？
关于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审查，实践中主要从主观明知、合理对价、取财方式等方面综合判断。具体而言，如果明知是犯罪所得财产的，依法追缴；如果以明显低于市价、甚至是无偿取得涉案财物的，依法追缴；如果通过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依法追缴。
不少人是卡在了“主观明知”这一难题上。坦白说，我相信很多人确实是“不明知”的，但这只是道德意义上或者世俗意义上的“不明知”，不是法律上的概念。要学会如何转化成法律上的“善意”。
法律上的“善意”，是要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很多人诉苦，自己作为普通持卡人，没有能力审核辨别交易对象的资金是否合法。这是一种很消极的防御辩解，既然法律规则定下了举证责任在自己一方，那么与其抱怨，不如适应，试着找出路。
注：图片来自网络
从正面理解，审查义务，就意味着要有“动作”，该问的要问，该索要的要索要。什么都不做，肯定不行。但，只是象征性的“动一动”，也是不够的。从反面理解，意味着要证明自己“非恶意取得”，在提供必要的合同、转账凭证等能够反映出自己取得涉案财物的缘由、对价、方式等基本事实证据外，还应对交易过程中的异常点能够作出符合常情常理的解释。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交易场景，场外换汇、虚拟货币交易，和普通外贸收赃、借贷收赃不一样，注定是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材料、做更多解释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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