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民谣》：一首流传民间的长诗「思南读书会NO.367简讯」
从左至右为走走、孙甘露、王尧、程永新
5月8日下午，评论家王尧携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做客思南读书会367期，与作家孙甘露、《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论家走走分享这本打破文体界限的新小说。
一首流传民间的长诗
《民谣》是学者王尧的长篇处女作，2020年发表于《收获》，今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小说开头，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在记忆不断闪回，回忆不断重构的叙述里，故事就此展开。走走提出，为何将“民谣”作为书名？
“‘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它是保留在大历史中的一些小插曲，一些嘈杂的声音，一点历史的回想。”王尧如此解释。
《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民谣》是一首流传民间的长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小说的主题是什么，但我发现无法用几句简短的话来概括。”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民谣》是一种方法论——用它的结构和文体方式建构了虚拟的小说世界，涉及时间、记忆、成长，包括复杂的乡村伦理、亲情等等，“这让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马原《冈底斯的诱惑》，问世时一度让评论界失语。《民谣》的诗意和对文体的突破，或许也要拉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它的价值。”
在孙甘露看来，这部作品有点“反小说”，更接近诗体，这跟讲述方式有关，比如开篇细节调动了嗅觉、视觉、感觉、触觉、味觉，相当感官式。“民谣”的书名暗含了一种民间的立场，“谣”还有传说的含义，书中提到了大量的民俗，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独特的态度与观察。
走走也对小说命名为《民谣》给出阐释：“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时代……同时民谣又因为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
被折叠的视角
程永新谈到，《民谣》在写法上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分为主体四卷和杂篇、外篇，借鉴《庄子》内篇、杂篇、外篇的篇目，构成了奇妙又意味深长的结构，赋予文本延展特性与阐释空间。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视角切割，学生到知识分子的多种身份转换，建构文本到解构文本的多维叙述尝试，体现了小说以小搏大的野心。
他以“被折叠的视角”评价这部小说，“书中既有‘我’成长时的视角，又有“我”长大后的视角，还有社会的视角、人性的视角……不同视角构成了小说的世界观，并在转换中擦出奇妙火花。”
孙甘露谈到，王尧在创作中有一种巴尔扎克的雄心。他提到自己在阅读时脑海里常常出现很多人的声音，“小说在关于事件的描述中，有社会生活中的通俗看法，也有特别的个人观察，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件的讲述复杂而微妙，不是简单的单向描述，这些赋予了作品一种历史感。”
批评家的小说
对于程永新而言，这部“批评家的小说”是一部令他惊喜的作品。他评价王尧是一位具备三套语言系统的作家，“他搞批评，思想深刻，思维逻辑清晰，写散文，风趣幽默，语言俏皮，写小说，站在制高点，又充满诗意。”
王尧坦言，自己为这部长篇准备了二十余年，“我在这个年纪写小说，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实，在‘房子’不新不旧时，我便动笔写了。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与其说我在千锤百炼，毋宁说我一直处于写作小说的困境中。”
孙甘露谈到，在去年一次文学奖评审会上，作为批评家的王尧曾提出“小说革命”概念，“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探索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规矩，好像写得越像小说才是好小说。突破常规的努力要被接受，变得非常费劲，不少人习惯更光滑舒适的写作。然而，任何时代应该有另一种小说是充满冒险性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冒险。”对此，走走向王尧提出，作为提倡小说“革命”的批评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如何进行冒险？
王尧回应，自己的创作和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民谣》并不是“小说革命”的成果，但是它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自己的冒险精神，“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勇于去做。”
在《民谣》创作谈中，他提出，“我是一个毫无小说写作经验的人，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小说的概念。这与我所谓批评家的身份有关，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说我的作品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
现场：陈 思
撰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江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