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为黄德海、阙海、梁捷撰稿：鲁法浩5月20日下午，历史学研究者阙海和经济学家梁捷做客思南读书会415期，分享《翦商》中的历史转折时刻。评论家黄德海担任主持。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叙事《翦商》是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通过对整个历史进行长时段的鸟瞰式梳理，讲述了从原始社会后期一直延续到殷商时期的人殉传统，直到西周进军中原后才将其废除。作者李硕将废除人殉制度作为殷商和西周的分水岭以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最大的变革。阙海阙海谈到，李硕通过片段式叙事和众多的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来论证自身观点，文本读起来顺畅，没有枯燥感，不像考古报告那样诘屈謷牙。他说：“历史类非虚构写作与历史研究有差距，创作时如何规范运用材料非常重要。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都需要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节制这种想象力，在某个时刻适可而止，才是历史研究中更珍贵的品质。”黄德海令黄德海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方式类似丹·布朗《达芬奇密码》，用一幅画贯穿情节。对任何一个历史叙述，都应该保持疑惑，因为历史记载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同一材料会有不同解说，如何选择材料去支持观点，同时不忽略相反的解释，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这本书，黄德海也保持着谨慎的欣赏态度，虽然充满疑惑，但欣赏作者某些想象的现实还原感。他认为，这本书引起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叙事流畅；二是作者隐含的才华；三是书中富含一些能够引起认真讨论的争议。考古与文献的有机拼合阙海谈到，从现代角度来看，人殉是残忍的，但是站在古代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会这么认为吗？他认为商周之际人殉消失的原因可能是两个朝代的制度完全不同，而非基于人道或者走向文明。商代崇信鬼神，通过杀人去祭祀鬼神。而周朝的制度核心是宗法制，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宗法制来设计，所以，周朝不再需要人殉。

从左至右为吴俊、徐晨亮、张莉、徐坤、潘凯雄、王春林撰稿：王瑞琳5月14日下午，作家徐坤携长篇小说《神圣婚姻》与评论家张莉、潘凯雄、王春林、徐晨亮做客思南读书会第414期，共同探讨当代生活中的情感与婚姻。评论家吴俊担任主持。婚姻背后的世相《神圣婚姻》是一部直面新时代现场的长篇小说，海归青年、来京的“外乡人”、城市高知、挂职干部……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物角色还原了当下现实的多种婚姻形态，展现了时代价值观念中的变革人生和婚姻依然神圣的不变真谛。

从左至右为来颖燕、糖匪、张定浩、崔欣撰稿：蔡圣辉5月13日下午，糖匪携其新书《后来的人类》与青年评论家张定浩、来颖燕、崔欣做客思南读书会413期，分享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捕捉生命可能的走向。崔欣担任主持。贴地飞行的科幻小说《后来的人类》收录了糖匪从2020年以来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看云宝地》、《快活天》、《半篇半调×2》。三篇小说运用科幻推演的方式想象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这些与时代“脱节”的人物从被摧毁的废墟中找回残存的人类之心，在被围困的绝境中突破缺口，再造生机。糖匪在张定浩看来，糖匪是用类型小说的方式创作不是类型小说的小说，她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来代替用新奇情节刺激读者的功能，“小说中设定了一个未来的环境，事情还是普通的衣食住行、男女感情，但是放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普通的物品都变得非常珍贵时，读者会意识到一些新的东西。”张定浩来颖燕谈到，尽管糖匪小说中有科幻元素，但逻辑和肌理都是现实的，“将科幻小说放到人类身上，在恐怖的气息之中反而能吐纳出平凡感人的气息。”此外，糖匪在文本中安排一个特意的空间，让人重新看到以前习而不察的事物，“小说把很多惯常的人放到奇异的环境中，在不可能的奇特情景中，反而使一些东西更加明确，比如小说里会质疑到很多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等。”来颖燕糖匪认为，小说要用具体织物唤起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再思考，作者轻轻晃动现实，让人们重新审视曾经坚信不疑的现实。她形容自己的创作是“贴地飞行”，“这本书要努力做到的状态是低空飞行，没有超人，没有邪恶的集团与势力，没有枪战片，没有国家与国家、星球与星球之间的战争，没有科幻小说里一定要出现的这些元素，里面出现的是平时生活中看到的那些人，很多都是按照现实生活来想象未来城市。”她特别关注在未来世界的“边缘人”，正如小说集书名《后来的人类》，用上海话“后来的人”，就是落后的人。先到者会成为更成功的、更有资源的人。后来的人显然会更被动，也会慢慢不知不觉滑入到边缘的位置。她说：“科技是绿色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幻觉，它仍然需要人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到被技术边缘化的人。为什么要唤起对这些人的关怀？这些人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如果对边缘的人抱以关照，为他们发声，也是为我们的明天做出一点事情。”崔欣作为糖匪两篇小说的编辑，“贴地飞行”也是崔欣的第一感觉，“我在最初读《看云宝地》也有这种感觉，它完全从现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而不是我想象的科幻从天上扔下来的概念。还有《半篇半调×2》中讲述人的塑料人，人的物化，我看了之后感觉世界就会变成这样，而不是幻想。”“技术时代的张爱玲”张定浩谈到，糖匪被称为“技术时代的张爱玲”，她们都试图在通俗中展现更普遍的人性。比如《快活天》中，女主人每天都和机器聊天，和机器产生了情感，“她并不觉得机器是冰冷的，她认为如果你觉得机器冰冷，是因为你是冰冷的，如果你是温暖的，你也会把温暖带给机器。人理解了机器，这是积极对待机器、对待未来的态度。”小说中，人对待机器不再是一种对抗或者盲目崇拜，而是两者一起对抗人性当中非人的层面。机器的愿望是恢复秩序，它看到了男女主人的出轨，但是不向对方透露，就像家长一样，为了让家庭良好运行而选择掩盖。和机器一样，女主人的愿望也是恢复秩序，不同的是，她希望创造的是自我的秩序，最终把男人杀死。现场读者来颖燕谈到，提到科幻和推理小说，很容易归纳为所谓的类型文学。但是优秀的科幻和推理小说中，所谓的情节推理只是一种浮在表面的、对于阅读的向往。在层层情节中，重要的是设置很多误导。糖匪小说的可贵之处是不断误导、不断循环往复，而在重重误导之下是人性。现场读者从女性视角来看，她在小说中读出一种悲凉之感，“好的小说不是彰显技巧，而是隐匿技巧。阅读糖匪小说，会忽略里面的科幻成分，把注意力放在对人性、对情感的关注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整个的人类已经存在这个境地当中，不是一个人单独被抛在奇特的世界上。但主人公又始终是人间清醒，想要挣脱这个世界，却没有办法冲破，因此凸显一种人性的无力感、悲凉感。”雌雄同体的写作崔欣谈到，《快活天》中的女性联盟既没有完全美化女性，也没有塑造成争夺与嫉妒的关系，她向糖匪提问在创作时关于塑造女性形象的想法。读者提问糖匪回应，不同的身份对社会的体验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场景的变化，情感也有波动，女性之间也是如此。比如《快活天》中的欣敏参观一个富有家庭，突然了解到现代化公寓只是一个卑微的功能化居所，她的朋友生活得更好，情感难免会更复杂。她说：“这就是人，会被万事万物所影响，会被对方的语言、对方的身份处境所影响，这种杂质是我不回避、是我喜爱的。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意和付出都是在有杂质的前提下做出的。当克服了内心的恐慌、不安、自卑和嫉妒，同时又能给予出爱，这个爱才是有分量的。”来颖燕提到，很多人觉得糖匪的小说中有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动，因此将她归到女权主义，但好的写作“雌雄同体”，“糖匪作为女性，作品中会有一种女性的主观感觉，但她确实在探究更大范围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命运问题。”嘉宾为读者签名糖匪谈到，她写的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立，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比如《快活天》中的女主人杀夫并不是因为他不做家务，而是必须杀死丈夫，她的主体性才存在。因为在主人公生活的世界里，因为技术的发展，女性的个人价值无法通过智力劳动实现，同时情感劳动也被剥削。她没有办法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是“被消失的”、不存在的人。“当你在这个社会看似自由，但是却被透明化，没有人在乎你怎么想，没有人在乎你喜欢什么，偶尔跟你的对话也都是围绕着他和他所需要的东西。你的劳作是微小的，因为被技术覆盖了。这个人的价值被抹除之后所做的，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作为活人存在的方法。”糖匪说。现场：王若虚撰稿：蔡圣辉改稿：陈

从左至右为方岩、吴海云、金方廷撰稿：周欣怡4月15日下午，文化研究博士吴海云、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金方廷、评论家方岩做客思南读书会409期,三位嘉宾围绕新书《她之所以为她》，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议题。进入女性主义的桥梁《她之所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侬·加西亚的处女作。追随波伏瓦《第二性》的脚步，作者致力于研究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如何深刻影响女性的生存体验，抽丝剥茧地分析女性顺从在经验层面上的复杂性，并由此走向女性的自我解放。金方廷谈到，《她之所以为她》是对波伏瓦《第二性》的再阐释。与后者相比，《她之所以为她》没有那么艰深，扣住女性顺从的概念进而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更能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很多对女性的问题很有兴趣，希望阅读更多女性理论和思想的‘大书’，但是这种书本身的门槛又很高，如何进入它们？这本书是非常好的桥梁。”金方廷说。金方廷在方岩看来，《她之所以为她》可以被视为《第二性》的长篇导读，“所谓导读，它在某种层面上讲会把密集的理论思考进行一定的稀释，用一种更简单明白的语言和结构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就有了走入女性主义经典书籍便捷的道路。看完这本书，再重返波伏瓦《第二性》，可以获得很多以前没有的认知。”他认为从整体上看，这本书在理论描述和日常实践之间取得了平衡，努力地把女性主义理论从艰涩难懂的层面上拉入日常实践中。作为男性，他一直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进入女性主义话题的讨论中。他说：“不管是波伏瓦还是玛侬·加西亚，她们对女性主义的讨论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她们希望有不同的人、更多元的人——这个多元也包括男性，来共同讨论这样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主义话题是不同的人群、阶层、肤色的人进入共同领域非常好的途径。”方岩吴海云坦言，自己阅读中曾对这本书的写作主旨感到困惑，“它有点散，有些东西明明觉得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在书里只有一个章节，有一些东西写得特别深，比如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分析，普通读者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写。”她猜想，作者的写作目的一方面可能是证明波伏瓦哲学素养，另一方面是援引波伏瓦的思想，对当今现象进行探讨。正如导语中提到的矛盾，“即使是那些最有独立意识最具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也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她们享受男性对她们投来的具有征服意义目光，她们渴望成为伴侣怀中一只温驯的宠物，相比那些看上去更能让她们绽放自我的工作，她们更愿意干干家务活，叠的整整齐齐的衣服，为家人精心准备的早餐中获得小小的乐趣，这些欲望和乐趣同女性的独立是否矛盾。”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兴起一百多年，但仍有很多暧昧与奇怪之处，这本书中针对这些矛盾的讨论很有意义。不同“处境”下的“顺从”令吴海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处境”概念的反复强调。她说：“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规范之内，什么叫规范？如果你顺着它会得到好处，如果你逆着它会付出代价。”

从左至右为方岩、吴晨、梁捷撰稿：王瑞琳4月1日下午，评论家方岩携长篇小说评论集《文学青年编年史》与《经济学人》总编辑吴晨、经济学家梁捷做客思南读书会407期，以多元的身份、背景和表达，探寻关于文学、文学青年、文学批评的更多可能。“在碗打破之后”《文学青年编年史》是方岩近年的文学评论结集。书名取自其中同名的一篇对路内《雾行者》的评论。长篇小说《雾行者》书写一代文学青年十年离散的过程，而这本评论集也收录了方岩过去十年对长篇小说评论的写作，真诚地向读者呈现一个文学青年十年的精神漫游图景。方岩谈到方岩的写作，梁捷最大的感触是变化和转型，这使他联想到城市史研究者芒福德的比喻——“我们生活的环境像我们每天吃饭的饭碗。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但突然有一天碗有了一个缺口，即使可以重新修复它，它也不是以前那只碗了。”他说：“这本书记录了方岩过去的阅读思想，读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只‘碗’破口之前的结构和脉络。”梁捷方岩坦言，这期活动没有请文学圈的同行进行对谈就是一次破圈的尝试，他希望借不同的眼光来观察文学批评，邀请其他专业背景的人来谈论文学，重建文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为热爱文学的经济学家，梁捷始终把文学视为诸多表达方式中的一种，“我既不觉得文学批评特别神圣，也不觉得它很无聊，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它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应该鼓励更多人介入文学批评，“用不同的视角探索文学批评，可以给它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而文学批评本身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批判甚至挑衅的态度。”吴晨吴晨谈到，处在“破圈”的时代，只要大家有一定的阅读量，站在各自不同的视角，都会对文学文本有不同的认识。他说：“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文学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不是简单地记录当下，不是从现实跳脱，而是去发挥想象力。我们需要不断的思考来推动写作，不断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世界的变化，正如经济学里，我们思考经济运行的逻辑、思考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等等。”

从左至右为周思、王宏图、艾伟、吴俊、周立民撰稿：蔡圣辉3月25日下午，作家艾伟携长篇小说《镜中》与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评论家吴俊、巴金研究会副会长周立民、编辑周思做客思南读书会406期，共同探索中国人内心的密码。编辑周思担任主持。超越人间烟火《镜中》由一场车祸拉开帷幕，国际知名建筑师庄润生的妻子毁容，儿女双亡，他由此揭开了一些家庭秘密，也重新开始思索生命意义并寻求救赎。小说细腻描绘了普通人情感生活中的执迷与释怀，书写了生命的坚韧和爱的恒久力量。在多年的写作中，艾伟一直关注探索中国人的精神语言。他谈到，中国传统小说中特别擅长描写人间烟火，但他并不想要单纯去描摹世俗生活，“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有一种超越人间烟火的精神性，我想探寻他们是如何在精神上和这个世界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或者和这个世界构成深邃的关系。如何在中国这样的世俗社会构筑中国式的精神语言，去探寻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心密码，这是极其考验作家的领域。”艾伟吴俊认为，《镜中》的核心是中国人的伦理关怀。他说：“艾伟的作品是导向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重归于中国人的伦理观、伦理立场或者伦理精神。让我们在面对自身和面对社会、面对我与他人的关系中，端正自己的内心，特别是一个‘诚’字。小说中所有负罪之人，最终寻求的都是现世的解决方案。”吴俊在周立民看来，《镜中》是中国当代的《罪与罚》，每个人物的灵魂都在不断地自我拷问。他说：“一个小说要立得起来，要有‘表象’，这种‘表象’是世俗生活的细节呈现与描摹。另一方面，小说要有一个精神结构，艾伟从始至终的创作都是对人的命运、人在世界上的姿态，非常有力的一种叩问。这个叩问有时是煎熬式的，甚至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们没法摆脱命运，但是又不停在跟命运抗争，不肯低头。这种焦灼和煎熬始终纠缠在作品中。”周立民折叠的镜面关于书名，王宏图谈到，《镜中》这部小说构筑了一部人性的迷宫。小说情节的反转就像一个镜面不断折叠，到最后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镜子能够照射出世界的万事万物，但是它再栩栩如生也是影子，不是本体，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水中月镜中花的窥探。这个镜子跟世界上纷繁的万物交织起来，再跟人物内心幽暗的世界交错出来，就构成了一个迷宫。”王宏图说。王宏图在周立民看来，小说中多次出现了镜子的意象，我们往往无法从镜子里看清自己的面目。他说：“女主人公易蓉到底哪一面是她？和谁的关系中呈现的是她最真实的形象？这已经不是一个人有两面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多棱镜的问题。这也是现代人最大的困惑，既希望有一种永恒，但是又身处碎片的生活里，各种各样的镜子呈现着我们不同的面目。”吴俊认为镜中变形的自己就是生活的变化本身，如果镜中能够看到准确的自己，生活便也静止了。他评价小说可以作为人生镜像甚至是人生教科书来看，“这本书是在情欲、人性、美好与罪恶交织的极致关系和高峰体验中来认识日常生活。某些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历史空间里在重叠、重复，故事一环扣一环，生活场景移步换形，但是像镜像一样组成了历史和现实，并且这种镜像会走向未来。”周思艾伟表示，镜子作为小说的方法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小说中，庄润生之妻易蓉与他的助手甘世平保持着长期的隐秘恋情，庄润生又有自己的情人子珊，“易蓉、子珊，庄润生、甘世平，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彼此的镜像，人物之间进行重建与补充，从他人处获得了另一种生命体验甚至另一个生命。”小说结尾，世平救了润生后死去，润生放下了仇恨，他开始肩负着两个人的生命而继续生活。“在这一刻，润生是重建了，但他又见证了另一个生命冯臻臻的破碎，冯臻臻如何去重建？又是一个疑难重重的问题。个人破碎生活的重建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庄润生在那一刻得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以后的生活他永远得救，就像冯臻臻能不能得救。这是个悬念。”艾伟说。沉重下的轻盈王宏图谈到，小说内容的沉重感与《罪与罚》相似，但风格却完全不同，有一种轻盈感，“这是一个悲剧故事，读下去有一种对亲近的人毫不留情的撕裂，但是作者表达的时候非常清晰，像水晶般玲珑剔透，没有那种芜杂。”他认为这与艾伟写作中的南方气息有关，“就像艾伟所说，他生长于江南，写的都是南方的故事，所以这里面渗透了一种南方的美学风格，就像欧洲文学中的地中海文学。这种风格像地中海的阳光照在海岸，尽管有血腥的成分，但并不感到特别压抑。尽管人生有悲哀，有各种生老病死的悲痛，但是蕴藏在万物之中和人生命当中那种不朽的生命力蓬勃发展，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起来。”现场读者在吴俊看来，王宏图提到的南方美学风格与小说中的故事构架直接相关。他谈到，小说主要描述了都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其中提到了出轨的情节，尽管读者可以从道德上判断好坏，但却很难回答这是不是爱，“爱也会吵架，甚至爱也会背叛”。当追问什么是爱或者是不是爱时，实际上追寻的是一个形而上问题，是将爱的概念从内容到形式固化了。现场读者对此，周立民表示赞同，“小说呈现了人的复杂与情感的复杂，作者不给答案，也不给判断。”小说中，女主人公易蓉尽管与世平保持不伦关系，却始终不想伤害丈夫，她多次表示，丈夫是她的亲人。在小说结尾，易蓉自杀前考虑的还是如何帮助丈夫走出家庭灾难和阴影。尽管最初对丈夫的出轨无法接受和容忍，但最终她将遗书留给了丈夫的情人子珊。“她最后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而是从一个更大的人的角度来看待她丈夫。”周立民说。

从左至右为方岩、弋舟、哲贵、董夏青青、李宏伟、刘汀撰稿：王瑞琳3月18日下午，五位作家弋舟、哲贵、董夏青青、李宏伟、刘汀做客思南读书会405期，分享他们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体会和对未来写作的展望。青年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担任主持。重建是短篇小说的本质哲贵认为，主题中的“重建”准确地表达了短篇小说写作的本质。相比阅读，写作更像是一场与外部世界的搏斗，每次写作都是超越自己的一次努力，“每个短篇小说都在重建一个新世界，对自己进行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来说，短篇小说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生。”哲贵在他看来，重建赋予了作者对小说永恒的期待，去发掘自己在写作中“稍微溢出去的一点东西”。他可以理解写作中追求完美性、完整性与艺术性，但他更希望在小说里看到缺憾，只有在不完整中，才能看到新的可能性。他说：“我可以给短篇小说很多比喻，比如说它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是一次短暂的旅行，这些都可以说得通，但从个人写作来说，我希望短篇小说是一次灯下独坐——我一个人在那里喝个小酒，它在小酌中能够飘起来，自己能够进入微醺状态，甚至醉酒状态。我希望看到我的小说飞翔起来。”刘汀认为，短篇小说对写作者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你有无限多的可能来重新构造眼前的世界，“不像长篇需要处理宏大结构或众多人物，短篇有时只需一个人物、一处场景甚至一个瞬间就可以重塑世界，“写短篇时，很少说人物控制作者，而是作者必须具有极强的掌控力，无论是语言节奏段落，还是角色的动作细节，都要斟酌考量，最终让成品抵达目的地。”刘汀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重建”也意味着弥补缺憾。董夏青青谈到，日常生活中，有时话语不仅没有帮助人们迅速抵达真相，反而制造了阻隔，成为人与人之间分裂的帮凶。她希望语言赋予人的是展示真相的力量，“我一直认为语言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帮助人，能够努力接近某些真相。如果在一万字的小说里我能做出与此相关的努力，哪怕我的力量有限，真相只是部分，但能够帮助人最起码努力接近获得它的路径。这是我对自己的期盼。”董夏青青

从左至右为项静、李凤群、吴越撰稿：周欣怡3月11日下午，作家李凤群携长篇小说《月下》与评论家项静、编辑吴越做客思南读书会404期，从女主人公余文真的经历出发，探讨女性心灵世界的觉醒与革新。吴越担任主持。女性的自我观照《月下》记述了小城普通女性的成长史，以一段渴望被看见的故事深入当代女性内心，书写她们在时代推动之下的尝试、觉醒和抗争，表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之中的困境。小说书名从最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到最后的《月下》，李凤群谈到，题目的变化表达了态度的变化，书名的改变像命运的改变，是整个作品文学品质的改变，这是个很奇妙的过程。吴越补充，古今中外都喜欢用“月”来指代女性，“月下”仿佛体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她说：“你（李凤群）好像经历很多又回到一个原点，体现了女性一种全方位的自我反省和知觉的苏醒。”李凤群小说《月下》让项静联想到《包法利夫人》。她说：“同样写一个小城市女孩的故事，已经有那么多文学经典给我们铺就了一条公共马路，我们在上面走了那么久，如果再来一个新的故事，没有在这条马路上开辟出一条新的小道，读者看的时候就不够挑战自己的智商或者新鲜感。《月下》实现了新意，在《包法利夫人》停止的地方，它又往前走了很远。”除了包法利夫人，她还提及电影《立春》。她谈到，主人公之间相似的精神气质不能简单地用“女性”的概念去命名，“这可能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想要过一种更健康、更合理、更能实现自我的生活。但是这个愿望总是受到阻碍，阻碍的力量是很多方面的。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地方，恰恰在于对这种阻碍做了很详细的展示。”项静关于故事发生地，项静向李凤群提出，为什么使用月城这个便称？是否因为虚构代表一些障碍，或者一些不愿意这么写实地去面对的地方？李凤群回应，“规避不是因为里面怀着不可告人的东西，而是因为里面怀着无法言喻、比我们经历的更广阔的东西。如果我定位它了，其实我等于把自己给定住了，我让它虚构，让它生发，让不同的人看到，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我没有缩小它，而是扩大了它。”吴越提出，主人公余文真25岁的年龄非常微妙。她以为25岁是一个各方面有所成长的状态，而余文真却是一片空白、未经世事。李凤群回应，设定这个年龄是希望她犯的错是最后一次错，让她在这个错误里面能确定此后的方向。项静谈到，25岁左右是与真实社会发生碰撞的时刻，此前，我们或许都生活在一个比较抽象、安全的空间里。从个人角度讲，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原来舒适的地方往外走的时刻，比如结婚、远游、陷入一场爱情等等。从原来熟悉的经验里走出去开始探索，靠肉身和社会碰撞，产生一些自己的智慧。吴越而从社会角度来说，主人公余文真身上明显有着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印记。25岁的设置，是社会的年龄投射在这个女孩甚至整整这一代人身上。她们是被动的，无论生活在乡村还是小城镇，都没有办法逃开时代的浪潮。那个从天而降的男人，似乎就是时代大潮打在她身上的浪头一样。走不出去的女人与不断出走的男人吴越提出，余文真出走的介质是一个远方的男人，他曾带来过美丽的幻想，却最终破灭。李凤群揭示了这种残酷性：“这是命运的诡异之处，作者要做的不是满足自己的内心，是替我们童年看到、经历过、思考过、迷惑过的行为，给它找一个出口。”项静同样认为，于余文真而言，章东南是对外在世界的构造，代表着外界的一种向心力，他的不断出走与余文真的走不出来形成了鲜明对照。李凤群谈到余文真走不出去的原因，“人为了不去经历自己将要承受的失败，就把自己的可悲包裹起来。章东南恰恰成了唯一一束向世界的光，那束光照过来特别安全，没有危险。实际上，最后灼伤她的，或者说使她10年在炼狱般生活中度过的，恰恰是她赖以生存的这束光。”现场读者在她看来，这种矛盾是一种内心的恐惧。“其实我们在向外看的时候，包含着我们勇气的缺失。真正的隐居饱含着一个人最大的被看见的欲望。我想被这个世界看见，我担心这个世界看不见我，所以我宁愿不被这个世界看见，不走进那个世界里面去。”吴越认为，走不出去并不代表余文真是懦弱的，相反，她充满勇气，她在市区租了一间屋子，叫“小留”，相当于一个她自己的外太空。在此，她实现了自我疗伤与觉醒。她认为“小留”是小说中一道美妙的门。李凤群肯定了这个空间存在的必要性，虽然主人公并不是以成长为目的租下了这个房子，而是以留住爱情的方式留住了这个房子，所以称为“小留”，但她最终在这里实现了精神的成长——“有一天她突然明白，她所谓一方净土外面全部是违建的房子，当然是为了隐喻她无路可逃。但最可贵的是，看到生活的不堪，她还是愿意硬着头皮面对它。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英雄呢？”现场读者在项静看来，对于女性来说，拥有这样一个空间是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余文真艰难完成的自我成长。她在普通的枷锁中寻求支援，在自我心理生长过程中挣扎，最终实现自我拯救。她说：“这种拯救并不是她真的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或者与原来没有色彩的人生相比光芒四射，只是心灵上更轻松了。对于她来讲，前面的物质也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成长是她实现了对自己的解剖。”始于一团雾的创作吴越提出，李凤群借小说的形式替读者把一些自己都没有感受出来的东西写了出来，那么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觉得自己在为什么而代言或者替谁发声？李凤群回应，“这很难说。很多朋友创作前总是先有提纲和主题。我不是。我写小说时心里有一团雾，我慢慢接近这团雾。一旦要开始创作一个作品时，就是把这个雾团解开的时候。当这个雾变得清晰以后，这个小说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读者提问项静谈到，余文真的人生也是一团雾。她初二去郊外踏青，突然大车走了，没有人发现她。以至于回来了也没有人发现，父母没有发现，同学第二天都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心理创伤，这个创伤对她来讲就是一团雾。她认为小说很有意思的部分是，用大量语言来解剖主人公心灵，好像作家不断跳出来，讲述主人公心灵的挣扎。在李凤群看来，大量的议论也许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偏执，“我做了很多年农民，农村的特点是春播秋收。如果长江发大水了，这个冬天肯定很难熬。以至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困难，都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个影响了我半生的写作。所以，我甚至不敢替我的主人公从外面找原因，当我们受到很大挫败或者伤害的时候，本能会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从左至右为布莱恩·林登、辛露撰稿：鲁法浩3月4日下午，布莱恩·林登携《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与译者辛露做客思南读书会403期，与读者分享他与中国结缘的故事。以新的声音讲述中国《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是布莱恩·林登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以外国人的视角详细讲述中国如何改变他的人生，生动展示了他个人对中国的探索、认知、融入的过程以及期间的情感变化，还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时代发展变迁的精彩瞬间。谈到创作缘起，林登表示，他希望通过此书以一种新的声音来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外国人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感受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布莱恩·林登一提到中国，林登总喜欢加上“咱们”两个字，在他心里，自己早已融入中国，成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说起他与中国的情缘，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出生于美国芝加哥贫困家庭的林登，爸爸不识字，妈妈高中未毕业。为了补贴家用，15岁的他在美国每星期打工四十个小时。高中毕业后，他一边读社区大学一边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位老教授家里清洗地毯。他走进教授的房子，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标记红色旗子的世界地图。那天教授刚从中国回来，正在做一面旗子，请他帮忙在地图上标记中国。林登一脸茫然地告诉教授，自己不知道中国在哪里。起初教授以为是在开玩笑，了解到林登的情况后，教授把他的手放上去，一起把旗子放在“中国”上。随后，教授与他讲起在中国旅行的故事，并鼓励他去国外探索，“你应放眼海外，尤其是中国。”从那一刻起，林登对中国产生了好奇。两个星期后，他在夜校教室门口看到中国教育部留学生奖学金的海报。他忐忑地提交申请：“中国肯定不要我，美国不要我，中国怎么会要我？”三个月后他在奶奶家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他被录取了。林登不可思议地问：“你是不是打错了？我是洗地毯的林登，不知道中国在哪儿的林登……是不是我是唯一申请的？”再三确定后，他悬着的心落地。正如他所说，“中国给了美国孩子一个机会”。来到中国后，林登参与过电影拍摄，实现了自己的表演梦想。随后回到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奖学金，正如林登调侃的，“斯坦福为什么给我这个奖学金，不是因为我地毯洗得干净，是因为我在中国的一些经验。”辛露林登曾在八十个国家做教育方面的慈善项目，帮助像他一样的孩子。2004年，他与夫人商量回到中国。林登的夫人瑾妮是第三代华裔，来自广东著名侨乡开平，是今年热播剧《狂飙》的取景地。两人于是做出一个看似“疯狂”的决定:卖掉房子，辞掉工作，回到心心念念的中国定居。林登表示，之所以最终选择中国，一是因为中国有2500年的历史文化，自己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吸引；二是与美国、欧洲相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登决心用自己的方式——文化教育，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如林登所说，“我与中国三十八年的情缘，受益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中国让我重拾信心，有勇气去追寻年轻时无法企及的生活，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包容让我过上了年轻时从未想到的另一种生活。”用喜林苑讲述中国故事喜林苑位于大理古城以北的喜洲镇。林登在白族典型建筑——杨品相宅的基础上，花18个月与喜洲100位工匠一起将这座老宅“修旧如旧”。短短三年时间，喜林苑从乡村小客栈迅速提升到了全球知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艺术家、商人等。现场读者林登谈到，创造喜林苑的初心是对外交流，因为那个年代软实力的差异，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太窄。他希望通过喜林苑的平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故事。“软实力往往来自民间，比如美国的迈克尔·乔丹、科比、米老鼠、变形金刚等，我在想怎么通过我的方式来补充中国的故事，所以创建了喜林苑。”林登说。喜林苑最终选择在大理喜洲扎根，林登谈到其中原因，“第一去过云南会体会到当地人的热情，而且非常包容，当地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认为我也是个‘少数民族’。第二是喜林苑，它是国家级文物，当地政府认同我们‘修旧如旧’的初心和价值观。”现场读者关于喜林苑的服务对象，林登谈到，起初是让外国人更了解不一样的中国，接待的客人大部分是成人；后来尝试接待更多的小孩，从年轻的时候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想法。为此，喜林苑将第二个院子作为教育基地，与奥巴马女儿的学校合作，让他们的孩子都来到这里，来感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同时，喜林苑还会服务留守儿童，建立学习中心与公益图书馆。此外，辛露提到，林登夫人在生态村落山西古镇国家公园也建立了一个公益图书馆。通过教育基地项目，更多人了解到不仅可以在大学课堂的课本里学知识，离开教室也可以了解不一样的文化。林登说：“让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有这样亲身的体验，通过真实的文化碰撞来了解中国，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了解，甚至可能持续一辈子。”读者提问林登赋予喜林苑新的内涵，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载体，将中国故事带向世界，为更多的人提供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平台。在他心里喜林苑不仅是一个中心，还是一个梦，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这个梦想一直在延续与传递，并且通过喜林苑这颗种子不断散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真正的、充满独特魅力的中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林登常常提起这句中国名言。它不仅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是冲击和激励林登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动力。他见证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这是一个奇迹。他也想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这个奇迹。嘉宾为读者签名当被问到“如何让更多人喜欢上中国，像您一样？”，林登认为，他能做的就是推广更多民间文化项目，像奥巴马女儿的学校项目，普利斯顿的实习生项目等等。谈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时，林登说：“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那些没有来过中国、不了解中国的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这是我的使命。”撰稿：鲁法浩现场：王若虚改稿：王若虚、陈思摄影：隋

从左至右为丁烨、匪迦、张永禄2月25日下午，青年网络作家匪迦携现实题材小说《北斗星辰》和《关键路径》，与上海网络作协副会长张永禄、丁烨做客思南读书会402期，与读者分享聊聊网络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等话题。丁烨担任主持。匪迦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在陌生领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两本书也是自己二十多年青春的纪念。如果《三体》是仰望星空，那么《北斗星辰》和《关键路径》是脚踏实地。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往往更有难度，因为读者对于现实太过熟悉，而现实题材小说又是网络小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要解决的瓶颈。张永禄丁烨《北斗星辰》讲述了初入行业的大学生如何奉献自己的青春，理想的火苗更加热烈，而《关键路径》中描述了一对夫妻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发生的冲突，其中既有理想主义的火种，又有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脚踏实地的创作《北斗星辰》和《关键路径》分别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制造为题材，以内在视野展示了一群有崇高理想又脚踏实地的中国新时代青年。谈及创作初衷，匪迦谈到，一方面，作为一名航天航空行业的从业者，自己有义务用更通俗的方式去展示这个陌生而神秘的行业，“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在陌生领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毕业后，前十年他从事航天工作，后十年他在民用航空领域耕耘，参加过国家级、国际级项目的开发，他说：“这两本书是对自己二十多年青春的纪念。”匪迦在张永禄看来，如果《三体》是仰望星空，那么《北斗星辰》和《关键路径》是脚踏实地。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往往更有难度，因为读者对于现实太过熟悉，而现实题材小说又是网络小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要解决的瓶颈。作为一名创意写作专业的教师，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匪迦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没有受过文学训练，也可以写小说。因为他坚信自己可以写出来，可以把自己熟悉的行业写出来。如果每个人都有匪迦的精神与勇气，人人都来写的话，现实主义创作自然有提升的过程。”张永禄此外，张永禄认为这两本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北斗卫星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提升的生活品质背后有许多航空航天人的共享，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向这些科技英雄致敬。丁烨谈到，《北斗星辰》讲述了初入行业的大学生如何奉献自己的青春，理想的火苗更加热烈，而《关键路径》中描述了一对夫妻在生活和理想的矛盾中发生的冲突，其中既有理想主义的火种，又有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的真实与仰望星空的理想的交杂令她动容。丁烨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她曾向学生推荐匪迦的小说，学生的第一个感触是“陌生”，他们很久没看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另一个感触是“惊艳”，“原来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已经如此深入而新鲜。”最后一个感触是“醍醐灌顶”，“开始能够真正沉下心来关心国家战略层面的专业和成就。”“爽感”与“代入感”匪迦谈到，“爽感”体现在，故事的主人公从一个刚毕业的、只有一腔热情的大学生，到学会更多的经验与技能，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而“代入感”体现在，虽然航空航天行业对读者比较陌生，但是每个人都有对薪资、个人发展等方面的想法，这一点是共通的。关于小说中的矛盾和冲突，他谈到，从故事背景来说，冲突天生就存在。比如国家安全，或者实际推动中大大小小的困难，包括采购部件、关键技术的攻克、实际应用和市场推广等等。而在《关键路径》中，他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设置了夫妻双方职业的矛盾，“男方是航空工程师，女方是金融行业从业者，他们会围绕实业和金融的关系做一些争论和探讨，最后双方达成一定的和解。”现场读者张永禄认为书中体现的矛盾包括国际主义冲突、军用与民用的关系以及个人公与私的斗争。小说不仅写到了这些矛盾，而且处理得很好。人物的经历和关系体现了整个行业前仆后继的精神，具有优秀理想主义的导向。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平衡丁烨谈到，因为两部小说都是普通读者陌生的科技行业，必然会涉及一些专业术语。对于读者来说，可能造成阅读困难，她向匪迦提出：在创作中是否考虑到这些问题？匪迦回应，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平衡的确很难把握。他谈到，第一，自己尽量减少这样的专业词汇，若非必要，一般不提及。第二，尽量采用类比方式，比如北斗系统重要的特性之一是短报文功能，它和手机短信本质是一样的。现场读者而在处理保密和专业的关系上，他说：“如果描述一件事情，不确定它是不是适合在小说中提及，我的准则就是在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如果公开报道过，便是安全的。“除了普通读者，匪迦的同事也读过这两部小说，反馈不同——“有人觉得写得非常逼真，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有些文艺作品或多或少是披着航空航天的外衣谈恋爱。有的朋友询问书中人物的原型，其实书中人物是很多人物的影子糅合成形，而非某个具体的人。此外，还有些朋友认为‘厚此薄彼’，因为情节处理的需要，省略了一些事件。“嘉宾为读者签名匪迦透露，最近他在创作一部关于新能源行业的小说，聚焦新能源电池领域。未来，他可能会尝试科幻题材的相关创作。现场：王若虚撰稿：陈

从左至右为李伟长、郜元宝、傅小平2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做客思南读书会401期，围绕文学报创刊40周年文集《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文学课》，从评论、出版、新闻的不同角度讲述各自对当代文学场域的认识。傅小平担任主持。拨开迷雾的追光灯《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文学课》回望了文学报创刊四十多来的温暖旅程，遴选出王蒙、迟子建、阿来、莫言等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创作谈、演讲、随笔札记、谈艺录等，对当代文学多元辽阔又生动深刻的图景进行了个性化展现。关于书名，郜元宝认为用海鸥与波涛来比喻作家与评论家非常恰当，他说：“作家和评论家相遇的可能性太多了，相遇的方式也太多了。就如波涛和海鸥一样，不仅海鸥善于飞行，波涛也千变万化，而在海鸥和波涛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像文学世界的写照。”郜元宝在李伟长看来，《文学报》一直像一盏追光灯，是中国文学乃至一些世界文学重要的观察者。在这种观察中，虽然难免带入编辑个人的眼光，但是无论是个体眼光还是综合性打量，都能描述一个全貌。作为出版人、评论家与文学活动的策划人，他认为这种观察是一座“富矿”，借助这样专业甚至职业的观察者，才有可能走进迷雾一般的文学现场。

本周六读书会改为全线上直播，读者在读书会视频号观看直播即可。思南文学之家现场不对读者开放。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思南读书会视频号！可观看活动现场直播和直播回放时间：12月24日（周六）14:00-16:00地点：思南文学之家（复兴中路505号）主题：纸载千秋——《纸的文化史》阅读分享会嘉宾：陈佳勇

从左至右依次为罗昕、宋阿曼、王占黑、张定浩2月19日下午，青年作家宋阿曼、王占黑与青年评论家张定浩作客思南读书会384期，围绕宋阿曼新书《啊朋友再见》，与读者分享各自关于时间、写作与想象力的想法。澎湃记者罗昕担任主持。“一个作家需要诗人的精确与科学的想象力”《啊朋友再见》是宋阿曼第二部小说集，收录了《西皮流水》《堤岸之间》《白噪音》《李垂青，2001》《啊朋友再见》五篇小说。宋阿曼提及，书名《啊朋友再见》与一首意大利游击队歌有关。虽然这是属于父辈的流行音乐，但那种战友同行的悲壮感曾深深打动了她。她说：“当代人的友情或爱情，多少都有同行的感觉。”宋阿曼作为宋阿曼的同龄人，王占黑用“氛围美人”来形容她的阅读感受——“氛围美人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正脸，但是放在一定氛围，会带来一种无可替代的美感，我觉得阿曼的写作某种程度也和‘氛围美人’有一定契合。它非常空灵，有一种能够让人沉浸的魔力。可能因为诗人的身份，她在写作中不断用词语来达到一种丰满，在这个基础上人物、故事会渐渐流露出来。”王占黑对此，张定浩表示赞同。他提及诗人写小说好像容易陷入抒情的误区，其实诗人写小说更重要的是词语的准确，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一个作家需要一个诗人的精确和科学家的想象力。”宋阿曼的诗歌干净利落，带有一种英姿勃发的感觉，她的小说同样受到诗歌的滋养。张定浩在他看来，同为90后作家，王占黑与宋阿曼小说风格正好互补。他说：“占黑的小说描写的是周围的世界，自己是往后退的；阿曼的小说更多是内在的，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两者的阅读感受也不同，“阅读前者，不用想着自己是谁，跟着故事往前走即可，因为它会不断激发人的好奇心。阅读后者，始终会想着自己，它不停地让你停下反思。读者可能不会好奇结局，却一直停留在字句中思考。”文学中的“回望”罗昕谈及，与王占黑《小花旦》中强烈的空间感不同，宋阿曼《啊朋友再见》的时间感特别强，书里有一种“回望”的状态，回望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过去的时光。罗昕完成整部作品后，宋阿曼才发现多篇小说都在处理过去。她说：“可能我怀念的并不是过去那个时间段，而是那段时间人所拥有的某种品格。比如写九十年代的诗人或者高校学生，我最怀念的是他们的松弛感。”宋阿曼现场朗读作品以小说《李垂青，2001》为例，王占黑谈到，小说的感觉仿佛是从遥远的岸上回望曾经在河流中的一些人和事，模模糊糊，但又有很强烈的感情。她提到小说中千禧年前后的文艺氛围——有诗歌、独立杂志、文艺女神、摇滚乐，还有大街小巷充满希望的松驰感。她说：“像阿曼说的，她在回望一种品格，也许是因为滤镜，也许是因为留恋而被神话的东西。”关于千禧年前后的“文艺复兴”，她提出疑问：那种“美好时代”到底是真的存在还是一种滤镜下的叠加印象？对此，罗昕将这个问题抛给了2001年已经考上研究生的张定浩。张定浩笑言：“2001年，我到复旦读研究生，才开始写诗。对于一个校园诗人来说，25岁已经毕业了，我才刚刚动笔。那时，民间诗刊已经衰落，复旦诗社也很凋敝。”他回忆起主要的写诗阵地BBS——“那是BBS的时代。你把诗放在上面，会不断收到反馈。虽是文字之交，回复却非常认真，甚至会互相批评哪句写得不好，这是现在不太有的场景。我通过BBS认识了一些很有名的诗人，但因为大家都用网名，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人。”张定浩感叹，这样只知网名、不识真名的交往更加纯粹，反而能够回归更加朴素的写作和交流。现场读者谈及回忆中的“滤镜”，张定浩说：“一些光辉人物回忆过去也自带滤镜。我的经验是，叱咤风云的校园诗人进入社会后，常常会很快迷失方向。作为诗人而言，一直沉浸在光辉岁月中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曾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还在创作，是一个写诗的人。”他从不觉得过去的某个时代是黄金时代——“就像小说中提到的‘汭河’，从河水回望上游，站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风景不同，所有的回望取决于你此刻的位置。现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回望过去，就会更加完整和透彻。”思考一条河流的干涸与涨潮“汭河”曾多次出现在宋阿曼的小说中。在《堤岸之间》中，法图面对水枯的河床断层会去想象它在他年轻时有水的样子。而在小说结尾，这条河涨水了，迎来了潮汛。到了第五篇《啊朋友再见》里，好久没回家乡的刘玄问司机师傅那是汭河吗，司机说是，刘玄说了句不是枯了吗，司机说早都涨潮了，汛期的时候水大着呢。也就是说，汭河经历了从有水到干涸，到又有水了，这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对此，罗昕提出：汭河在小说中起到什么作用？读者提问宋阿曼回应道：“我试图用自然的时序和变化来表现时间的秘密。”正如腰封所写“我由他们思考时间的形态，思考爱，思考一条河的干涸与涨潮。”，她谈到，“人在时间之中生活，人的一生也在一条河的变动之中。”《啊朋友再见》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主人公“我”的外公在“我”上中学时去世了。参加葬礼时，“我”特别平静。多年后，“我”上了大学去了外地。有一天，经过一个小区，看到好多老头在那边下棋。突然，“我”感到了一种特别强大的、莫名的、迟来的丧失感。罗昕曾被这个瞬间深深打动，她说：“宋阿曼如此形容这种迟来的“丧失感”——静思怅惘，而非悲伤，这是诗人的准确。”

从左至右为李伟长、梁捷、金理、btr、黄德海、方岩2月12日下午，“静心读书”——思南读书会八周年特别活动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复旦大学教授金理、经济学家梁捷、译者btr、《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与方岩等五位嘉宾围绕思南读书会的发展创新、思南书单的内容、思南公馆街区的变化，与读者分享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如何静心读书。评论家、出版人李伟长担任主持。“我们度过每个周末，都在变成艺术”“久违了！”评论家、出版人、思南读书会策划李伟长的第一句话让现场读者在寒冬中感到暖意。从2014年2月15日至今的八年时间里，思南读书会共举办383期，将近1500位嘉宾登场、将近7万读者参与。李伟长感慨，“八年前第一场思南读书会开启，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周复一周的阅读之约，会积累至如此数字，思南读书会已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读者心目中的一座精神地标。我们度过每一个周末，都在变成艺术，而且都在写下记录。因此，我特别想感谢读者。”李伟长2014年2月，作为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常态化活动，思南读书会在思南文学之家创立。2017年2月，以寻找、甄别、分享当代优质文本作为宗旨的《思南文学选刊》创刊，为上海文学期刊矩阵填补空白。2021年10月，《思南文学选刊》联合《小说界》杂志共同设立并颁发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推动短篇小说创作。今年1月，首届思南年度书单发布。思南读书会和《思南文学选刊》的策划者们希望，用这份关于阅读的指南，重建文学阅读与更广阔人文社科视野的联系。同步记录思南读书会发展历程的《在思南阅读世界》已经出版5辑，正在编辑的第6辑将留存疫情期间思南读书会的阅读记忆。回顾思南读书会的发展脉络，从上海书展到国际文学周，从读书会到文学选刊，从小说奖到年度书单，李伟长说：“思南读书会一直在创新。种种尝试都是为了把“思南”这盘棋下得更精彩——丰富、专业是思南读书会的本色，开放、包容则是创办思南读书会的初心。”思南读书会所获荣誉凭借丰富专业与开放包容，八年间思南读书会获得了种种荣誉，2019全民阅读优秀项目、第二届上海十大文化品牌的提名、全民阅读十佳推广机构、伯鸿书香奖·组织奖等等。2019年，思南读书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专场，让生发于上海的阅读故事走上国际舞台。“这是一次我们认为很光辉的一次旅程。在遥远的东方，在上海这座城市，在思南公馆这个街区，有一群热爱阅读的人，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做一件阅读的事情。”李伟长说。兼容并包的思南书单八岁的思南读书会带来的第一个创新，就是不久前公布的“思南书单·2021”。书单邀请了19位评委对2021年首次出版的图书进行推荐，分正榜与副榜。正榜分“年度长篇小说”“年度小说集”“年度非虚构”“年度诗集”“年度人文社科”五个大类，每个大类仅包含2部中文原创作品与1部翻译作品；副榜又称“评委特别推荐榜”，邀请评委从落选作品中选出自己最为激赏的“遗珠”作品一二。《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方岩阐释了正副榜单的关系：“通过投票讨论出来的正榜是一个共识，但在共识的过程中，会压制许多带有个人性的洞见。我们认为必须尊重每个评委个人的偏好和特别看重的东西，所以又做了一个评委个人的特别推荐榜，并和正榜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谈及书单构思时，方岩说：“从策划时我们就有底气，做一份最好的书单。”他的信心来自书单秉持的兼容并包理念与评委多样性，有作家、评论家、翻译家，也有社科背景的学者，不少人还有跨界身份。“我们不要局限于本专业，也不要局限于个人视野。比如谈到文学，假设文学是从整个复杂的文化结构中截取的一个形态，我们要把这个心态重新放回浮躁的社会结构中。所以，用复合的视野构筑这份复合书单的结构，同时尊重每位评委的偏好，即个人的洞见。”

鉴于目前疫情形势严峻，近期思南读书会相关活动暂停。感谢读者、嘉宾、媒体等各界朋友的支持与厚爱！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思南读书会策划团队2021年12月8日

从左至右为项静、王鸿生、张柠、张生、于文舲

时间：7月17日（周六）14:00-16:00地点：思南文学之家（复兴中路505号）主题：家乡依然泥土香——艳丽《入境天鹅城》新书交流嘉宾：刘艳丽、黄昌勇、张鲜明朗诵嘉宾：蒋孝良、张峰、王雅莉

从左至右为孙晓忠、罗岗、张屏瑾6月27日下午，为迎接建党百年，思南读书会举办迎七一特别活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孙晓忠，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围绕“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从自己的阅读与教学经历出发，聊聊《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书写中国人奋斗史的红色经典。

从左至右为黄德海、黄咏梅、郭爽、方岩、王苏辛6月26日下午，小说家黄咏梅携其最新小说精选集《小姐妹》来到思南读书会第374期现场，与《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方岩、青年作家郭爽一同探讨那些日常生活的盛开时刻。

从左至右为张怡微、王宏图、周立民、黄昱宁曹元勇2021年6月17日上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获得者、翻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逝世，享年100岁。6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黄昱宁，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与青年作家张怡微做客第373期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许先生独具魅力的翻译艺术和文学经典中的永恒力量。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担任主持。“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现代小说之父”司汤达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不仅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亦开创了“心理小说”的先河。在许渊冲先生翻译之前，该书已拥有至少四种中译本。1992年翻译本书时，先生坦言想要“把文学翻译提高到文学创作同等的地位”。通过近一年的精耕细作，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便是这部突出体现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翻译诗学的《红与黑》译本。张怡微谈到，翻译家对汉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用白话文演绎西方的文学经典。在《红与黑》的译序里，许渊冲写道，“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这个赛道在译者的学养和知识经验上。”“如今，很多读者的外语程度非常好，但在语言的启迪上或者在汉语的历练上，好的翻译仍然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新世界。许渊冲先生是对语言有要求的人，他毕生对于汉语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怡微说。张怡微黄昱宁谈到，读者可能对许渊冲的翻译风格有一些比较标签式的想法，比如说“狂”、“竞赛感”等，但许渊冲在《红与黑》译本序中完整阐述了他的翻译观，比如翻译无外乎是意译和直译两种，不可能存在100%的直译和意译，关键是那个度如何掌握等等。黄昱宁说：“可以不用理会那些‘狂’的标签，他讲的内容是很有实践性、操作性的，并不是仅仅用一个‘狂’字可以解释的。”黄昱宁作为出版人的曹元勇谈到，有些名著的复译本是改换几个词语的蒙混过关之作，读者要学会甄别哪些译本是好的，“许渊冲先生的译作都是值得去深度阅读的，我们读他的书本身就是对他最好的致敬与怀念。”

5月29日下午,复旦大学姜林静与浙江大学曾劭恺做客思南读书会370期，围绕上海文艺出版社读城系列之一的《罗马：永恒之城》，与读者分享永恒之城罗马的思想、艺术与文明起源。

用新作擦亮旧作的价值方岩指出，在“刘晓东系列”里，每个故事都有一首歌曲。《等深》里是威猛乐队（Wham）的《无声低语》(Careless

从左至右为黄平、金理、傅逸尘、张定浩、黄德海5月15日上午，评论家傅逸尘携新作《文学场：反诘与叩问》做客第368期思南读书会，与《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一起，探讨各自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新笔记体批评”的想象与可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担任主持。“文学批评并不附属于文学作品”《文学场：反诘与叩问》作为傅逸尘近年来的文学批评结集，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批注形式，同时参考西方现代理论批评，尝试提出“新笔记体批评”的概念。在傅逸尘看来，当代文学创作与日常生活、文学批评之间是脱节的，而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状态，因此“文学批评越来越圈层化、机制化，成为了学术生产的工具和附庸。”他说：“批评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不是在做学问或进行知识生产，对我而言，批评是生命的一部分，通过它来流露出个人的情感与思想的轨迹。”傅逸尘黄德海谈到，“文学批评并不附庸于作品，我们看到无数好作品的烂批评，也看到无数普通作品的好批评。”他指出这本书包含了作者写作的两种方式，一种与作者的军人身份相关，用词诗性、浪漫、铁血，包含对于文本的总体叙述；一种则是借鉴传统笔记体的批评，尝试直接叙述感受。黄德海张定浩用“平正”一词来评价这部批评集，“不管面对的是著名作家抑或年轻作者，作者都采取一种平等对待的态度。书中的叙述语言也在追求一种平易亲切的态度，即使没有读过小说，评论本身也具备可读性。”金理认为，新笔记体批评着力想要对话的对象是学院派，与学院派的论文不同，这一形式更多呈现出批评家的直觉判断与思考，“文章大多比较随性，有时像全副武装上战场，充满紧张感；有时像解甲归田，移步换景。”金理对此，傅逸尘回应：“我们都是从学院化的教育走过来的，现在论文生产的流程与批评写作的摩擦，愈发脱离个体生命情感以及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现场。我在试图打破个人比较舒适的写作方式及语言风格。对于年轻一代的批评家而言，批评应该以什么姿态面向文本是急需探讨的话题。”“文学背后的社会与生活”黄平表示，文学批评很多地方和文学创作相似，其中批评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作品的阐释和理解，傅逸尘的“新笔记体批评”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黄平傅逸尘谈到，新笔记体批评来源于古代文论中的笔记体，“‘笔记’两个字本身不是文学批评的词汇，更像古典文学中对于随笔、随感的概括，是一种庞杂的文学形式。之所以从中借鉴，是想要强调写作时即兴的思想迸发与现象感。”他谈到，这种流露是有风险的，会把浅薄或不成熟的理念毛茸茸地表现出来。但是，他依然想要在作家本身的文字和既有文学理论以外，强调批评家个性化的部分，“真诚把当时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是我的乐趣以及激情想象的空间所在。”张定浩张定浩认为，笔记体看似非常琐碎，背后其实有更完整的追求。比如书中提及的别林斯基的文章与顾炎武的《日知录》，“他们带着自己的灵魂在作品中探险，在谈论自己的同时，谈论对社会、文学、文明的见解。这首先要求你是一个强悍的批评家，其次作品是杰作。”在傅逸尘看来，如何理解当代文学意味着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新笔记体批评应该跳出自己的极限，研究背后社会、生活和历史的问题，“文学批评缺少从文学里跳出来，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看待世界，别林斯基这样的批评家怀着极高的热情和道德感，试图用自己的文章引领时代的发展。”

对于程永新而言，这部“批评家的小说”是一部令他惊喜的作品。他评价王尧是一位具备三套语言系统的作家，“他搞批评，思想深刻，思维逻辑清晰，写散文，风趣幽默，语言俏皮，写小说，站在制高点，又充满诗意。”

5月1日下午，工人作家管新生携其作品集《管新生小说自选集》做客第366期思南读书会，与作家简平、管燕草一起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文字中发掘创作背后上海的社会变迁。

4月17日下午，作家东君携作品集《面孔》做客第364期思南读书会，与评论家程德培、张定浩一起探讨小说、诗歌和散文的跨界写作，寻找小说创作的可能性。

从左至右为陈楸帆、小白、张怡微、黄昱宁4月10日下午，作家小白、张怡微、陈楸帆做客第363期读书会，围绕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展开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黄昱宁担任主持。

从左至右为邰莉莉、丁骏、盛韵、btr4月3日下午，译者丁骏、盛韵与书评人btr做客第362期思南读书会，围绕《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一书讲述各自对于作家访谈形式、作家性别的理解，探讨女性写作的特点。责任编辑邰莉莉担任主持。“如果访谈能够成为阅读的‘引诱器’”编辑邰莉莉介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目前在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五辑，每本收录15-16篇访谈，其中女性作家的收录情况如下：第一辑，空缺；第二辑：弗朗索瓦丝萨冈、苏珊桑塔格；第三辑：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第四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丽丝门罗，第五辑：纳丁戈迪默。与前五辑不同，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合集，书中收录的16位女性作家访谈也可看做是“对话中的散文”。她提出，访谈的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出作家写作及生活的最大真实性呢？盛韵谈到自己翻译的伊丽莎白·毕肖普访谈。在她看来，毕肖普的诗歌写得很好，访谈却很琐碎，没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或许是她有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内伤，就像她写一首诗要七八年的时间，不断地锤炼、回避强烈的情感一样，阅读毕肖普的诗不仅要看她写什么，回避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她的访谈，就能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跟一个不太熟的人掏心掏肺。”盛韵Btr认为，“访谈”这个词不同于“采访”，采访让人想到采花、采蜜的单方面掠夺行为，而访谈则有相互观察的意思。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作家往往可以拿到稿件去修改，并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呈现，“《巴黎评论》让作家把控控制权很重要。”btr同时，他也谈到毕肖普的访谈，“我一点不觉得毕肖普的访谈无趣。当作家讲述了一个八卦，往往具有揭示性，可以泄露出很多自觉，有些八卦第一眼看起来跟文学没关系，但细细想来或许是有的，这是读这本书很大的乐趣。”在阅读中，btr常常陷入一种矛盾心理，“我既希望他讲得好玩，又不希望他讲得太好，讲得太好就不想再看作品。如果访谈能够成为阅读的“引诱器”，像超市阿姨让你‘尝尝’，一吃就很想买下来。”邰莉莉谈到，书中的女性作家仍然在写作中遭遇了很多阻碍，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社会问题。面对带有偏见、有预设角度的问题，每位作家都有不同的应对，读者也许不会读作家的全部作品，但访谈能在很短的篇幅之内揭露作者为何选择写作、怎么过这种人生。邰莉莉丁骏谈到，访谈这种形式更适合现代读者，“这种形式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读者或许不大会读全部作品，但访谈能很短的篇幅之内揭露作者为何选择写作、怎么过这种人生。”此外，她认为“真诚”不同于“真相”，她相信这些作家在接受访谈时具备一种真诚，愿意诉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从左至右为马青、石力月、李勤余3月27日下午，澎湃《夜读》专栏撰稿人马青、石力月、李勤余携《夜读》文章集《人间指南》来到第361期思南读书会，从小切口见大情怀。

从左至右为罗岗、倪文尖、毛尖

从左至右为黄平、汤拥华、金雯、小白3月20日下午，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汤拥华携新书《文学批评入门》做客第360期思南读书会，与华东师大教授金雯、黄平以及作家小白一起从文学批评的大门进入文学，探讨怎样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走向彼此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文学。文学教授懂文学吗？与法学教授必然熟稔法律，物理学教授一定掌握物理学原理不同，文学教授如今面临着被质疑是否懂得文学的处境。文学教授懂文学么？文学教授是否代表文学标准？黄平指出，这些问题隐含的挑战性意义在于，从文学理论出发对文学的解读与阐释是否能垄断对文学的最终解释？“当然不能，任何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一本书、一种观点都不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解。”黄平说。黄平金雯提到，文学始终给人一种“没什么标准”的感觉，似乎好坏全凭批评家一杆笔，但文学其实是有标准的，就是杜甫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所谓‘得失寸心知’，指的不是一颗心灵，而是说一类有洞见的心灵。你能从作品中读出一般读者没有读出的意义，并通过解释让人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从你的想法中看到他们自己想法的影子。但在你没有说出来之前，这些影子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想法的。最具有美感的观念是说出了所有人想说但是说不出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文学批评最大的责任。”金雯而对作家而言，金雯认为批评家在延续作家的阐释游戏，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出作家在文本中埋伏的种种细节，并由此指出各种可能性，带来有创造性的理解，又永远留有一扇窗户，让自己的理解有被其他理解松动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最经典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枯竭，即使过了几百年，永远不会枯竭。”

左为沙青青、右为郑诗亮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法国大革命前夕底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状态如何？3月6日下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和《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来到思南读书会第357期活动现场，围绕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市场、文化史的写作与研究，以及对当今文化史研究的观察展开了一次对谈。图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

从左至右为张定浩、木叶、张新颖、方岩、肖海鸥、黄德海

左为蒯乐昊，右为周嘉宁12月19日下午，资深媒体人蒯乐昊携其首部短篇小说集《时间的仆人》来到思南读书会第350期现场，与作家周嘉宁一同谈谈小说世界中时间的秘密。

傅踢踢提到，小说开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利亚的柬埔寨女性移民视力丧失，但是医生检查后却发现没有任何生理性问题。作者以“内心的一盏灯熄灭了”的文学性表述表现这些柬埔寨女性内心选择不去看见。

在袁莉看来，郑克鲁先生怀有宽阔的文学史观，对法国文学的流派及发展脉络一清二楚，在作品的选择上注重历史定位，再进行文本细读，“先生所有的译作都会附上介绍和评论，这样的翻译是非常有底气，经得起推敲的。”

从左至右为王苏辛、哥舒意、走走

郜元宝指出，做梦是一个隐喻，一方面是指生活是各种各样的梦境构成的；另一方面，作家创作的生活更是人类内心深处各种各样的梦，“做梦是自由的，说梦是不自由的”。

“勒南说得可能激烈了一点，但我想好的批评家一定是能做出超越事实基础、超越单纯学问的判断，而且是充满激情、在某些时刻能表现为‘大不敬’的。”刘铮说。

10月31日下午，译者于是携其译作《证言》来到第343期思南读书会现场，与青年评论家来颖燕、作家赵松一同解读阿特伍德这部全球瞩目的作品。该书责编杨懿晶担任活动主持。

与在小镇和上海之间纠葛的路明不同，苏更生表示自己童年、青春期的回忆与北京的生活是完全割裂的。她在湖南的小镇长大，后来去了北京上大学、工作。她觉得自己像是活了两辈子，“一辈子在小镇，一辈子在北京。”

“我希望这是真实的上海生活”

10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携其新作《上海表情》做客第340期思南读书会，与《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共同聊一聊新冠疫情时期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作家马娜担任主持。

sinandushuhui

阿尔玛难题盛韵|文刊于《上海文化》2020年3月号用来形容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魏菲尔的恶毒词汇实在太多，最常见的有：蛇蝎美人、集邮女、谎话精、没心没肺、爱慕虚荣等等，稍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说她是危险的缪斯、被埋没的才女……总之她的名字很少单独出现，永远与那些跟她沾亲带故或有床笫之欢的才子的生平纠缠在一起，克里姆特、策姆林斯基、马勒、格罗皮乌斯、柯克西卡、弗朗茨·魏菲尔——一眼望去皆是德奥绘画、音乐、文学、建筑巨子，可以说阿尔玛的词典里，没有无名小卒。马勒研究者以阿尔玛命名了一种严重的作伪行为——“阿尔玛难题”指她在作曲家去世后写了一本回忆录，篡改歪曲事实以使叙述对自己有利。她选择性地出版了马勒写给她的信，但毁掉了所有她写给马勒的信，仅留下一封，使得研究者无从判断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勒的创作。在现当代中国，也许只有“杨绛难题”能与之匹敌。爱撒谎且会撒谎导致阿尔玛本人也成了传记作家的难题，她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她的两本自传（一本英语，一本德语）从未被严肃的学者和传记作家当成信源。作为一个在奥匈帝国余晖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女子，她沾染了反犹的毒素，然而她又嫁过两个犹太人，马勒（虽然改信天主教）和魏菲尔，并在魏菲尔的小说被纳粹禁毁后跟随他流亡美国。不过她在美国时常大放厥词，说纳粹“干了不少值得赞扬的事”，还说集中营都是犹太难民编出来的故事。凯特·海斯特（Cate

从左至右为陈嫣婧、朱枫、张屏瑾、毛尖

文字内容转自“西北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杨扬，文学博士，教授，现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现代学术的重铸：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月光下的追忆》、《文学的年轮》等。

时间：11月2日（周六）16:00-18:00

对作家来说，短篇小说的“短”，既是限制，又是解脱。作家有着充分的自由，或如同卡佛，瞄准意味最深长的一瞬；或学习博尔赫斯，用世界观囊括寰宇……借着这种形式，文学家们玩出了花样万千，难以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