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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思南读书会特别活动简讯」

从左至右为孙晓忠、罗岗、张屏瑾

6月27日下午,为迎接建党百年,思南读书会举办迎七一特别活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孙晓忠,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围绕“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从自己的阅读与教学经历出发,聊聊《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书写中国人奋斗史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如何回归当下?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八部作品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也被改编为影视等多种艺术方式,照耀了几代人健朗的精神生活。这些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上被简称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也是当下高校中国文学史的必修内容。

作为研究延安文艺的专家,孙晓忠对于红色经典的情感是从童年的阅读记忆建立起来的。他回忆小学五年级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的炼成的》,谈到深爱这部小说的原因,他笑言因为喜欢看保尔和冬妮娅如何谈恋爱。“那个年代的阅读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有同学互相借阅的习惯。这样的借书文化形成了一种生产机制,促进了经典的形成。”孙晓忠说。

孙晓忠

对于年纪稍小的张屏瑾而言,红色经典没有在童年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成为老师之后,她在教学中始终在寻找合适的当下话语激活学生重新阅读与讨论的热情。她提及《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她说:“林道静曾经面临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位重要男性的选择,余永泽是一位五四新青年,卢嘉川是浓眉大眼的经典革命者,江华是一个既会做饭又懂革命的老大哥。她的每次选择不是光从个体情感出发,而是与所处时代、环境、历史息息相关。我经常向学生提问,你们怎么看待林的选择,这样的讨论让学生的阅读带有更直接的体验。”

张屏瑾

罗岗谈到这些红色经典在当下回归的原因,“一种是从年轻人出发,当今时代的问题有延续性,另一种是当代问题也会召唤读者关于红色经典的记忆。”他以热播电视剧《山海情》为例,“《山海情》中的会议为什么不乏味?因为它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这种会议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唠嗑会、领导干部以打牌形式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的工作方法一脉相承。”

他还提到剧中方言土语的使用,“运用不同的方言交流需要创造出一个超越方言的话题。这个话题在《山海情》中是扶贫,在《暴风骤雨》中是土改。所以方言不仅是一种风格,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这种政治产生一种艺术性。”在他看来,红色经典的当下阅读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语境化阅读,读得越来越薄,读者可以毫无负担地和今天对话;一个是读厚,去语境的阅读,用一些考证材料来复原文本后的背景、意义等等,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将重新呈现。”

 

红色经典的艺术性


关于罗岗提到的方言土语,张屏瑾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她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提出文艺创作要真正地跟不同地区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此后,方言土语在20世纪白话文学的传统里开始变得突出,比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湖南方言,柳青《创业史》中的陕北方言等等。“方言在表现世界与描写生活的中介作用上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在艺术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岗

孙晓忠谈到,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运用方言时非常谨慎,既要选用湖南特色体现地方文化,又要看其他地域的人能否大体读得懂。在处理开会等问题时,这些小说留下的经验是怎样将工作和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唠嗑或者私人情感的方式把公众问题解决了,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这些红色经典也类似于民族史诗一样,不仅是对于宏大事件的历史叙述,也是对一个时代民族生存状况的记录。

现场读者

罗岗谈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书各自具有其写作风格,在学术界研究最多的是柳青与赵树理的不同。这些不同风格的红色经典不仅是作家个人才能,实际上依赖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体制,这个体制保证了这些作品最终以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态呈现出来。

在孙晓忠看来,这种“风格”是处理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怎样能够通过日常生活将革命肉身化,把它落地,通过这种形式把不革命的人物召唤到革命内部去,这就是风格的力量。”


 

红色经典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除了重读经典,那么当代作家的写作与红色经典构成什么关系?

在罗岗看来,《山海情》其实和中国革命传统有关。电视剧海报中干部走在前面,带领群众走上一条幸福道路,“它不是直接的致敬,也不是模仿,而是无意识地把红色经典或者革命文艺的成分进行再传承。也可以说,红色经典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电影《柳青》在学校放映后,张屏瑾的学生曾提问:“既然合作化运动这么重要,为什么当代表现合作化的电影或者文学作品这么少?”

读者提问

“我回答他,其实是有的,比如说莫言也写过合作化运动。”张屏瑾说,“虽然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有改变,但是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书写仍然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写作的重要前提,无论这个前提实在隐处还是显处发挥作用。”

她以当代东北作家双雪涛等人的作品为例,“他们的写作中呈现出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关系。父一代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和记忆当中,这些历史对子一代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现场:李伟长

撰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江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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