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春山谣》：50后的“青春小史诗”「思南读书会NO.375简讯」
从左至右为项静、王鸿生、张柠、张生、于文舲
7月4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携其最新长篇小说《春山谣》来到思南读书会第375期现场，与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王鸿生，青年评论家项静一起探讨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文舲主持。
50后的“青春小史诗”
《春山谣》是张柠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计划的第二部，今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三城记》于2019年出版。谈及两者的关系，张柠谈到，两部作品讲述了两代人的青春故事。《三城记》是“80后”的都市青春，《春山谣》是“50后”的乡野青春，“在《三城记》中，主人公顾明笛吃穿不愁，却执意辞职离开上海寻找生活的意义。他最不愿意听的就是父亲的苦苦相劝和青春过往，而《春山谣》就是顾明笛不想听的父辈故事。”
作为80后的项静在小说中同样感受到了青春气息。她提及，在当代文学的讨论中，常常将代际作为重要概念，但是代际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放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同代人，面临的都是相似的问题。“从《三城记》到《春山谣》是不同的青春，却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包括爱情、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等等。不同的时空给予这些问题更加具体的呈现方式，比如放在《春山谣》中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下乡知青有遥远的理想，可能远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又要解决眼前温饱，没法吃到肉，没有衣服穿。”
责任编辑于文舲透露《三城记》是80后的青春，《春山谣》是80后父辈的青春，而最后一部是80后祖辈的青春，正在创作中。三代人有三种不同的青春，为何三部作品专门聚焦于青春？在她看来，青春是对外界世界最敏感也是最渴望树立自我的时间段，生活与命运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此时如何行动可能奠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这三部曲既是个人历史，也是社会历史。”
于文舲
知青文学的清凉剂
1953年到1980年，中国经历了一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青年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之名送到农村，或者组织兵团到东北、西南、内蒙、西北开荒。在这期间，有大批出身知青的作家以写知青生活步入文坛，这些作品之后被统称为“知青文学”。
张生谈到，每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都会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阐释空间，但亲历者往往不能非常客观地还原或者表述历史。他认为传统的知青文学有其局限性，它们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但是张柠的《春山谣》却与这段生活拉开了距离，他是依靠童年经验来叙述与重塑。
“在小说中，无论是本地农民，还是知青，甚至于管理知青的干部，每个人物的背后都充满了温情。他们都哀而不怨，怒而不伤，让读者更能看清那段历史给每个普通人带来的影响。他（张柠）没有丑化任何一个人，没有以偏概全，这部小说是知青文学的清凉剂。”
王鸿生认为这部小说既可以放在知青文学的谱系之外讨论，也可以放入其中。“如果放到知青文学的谱系里考虑，可以带来新的话题——叙述的双面性。过去的知青小说主要以知青为主人公，写知青的生活、情感与命运，但却忽略了当地人。在《春山谣》中，知青生活和当地生活几乎对半，包括人物比重、书写分量等等，双重书写展现了知青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碰撞。”王鸿生说。
语言交锋背后的城乡碰撞
在张生看来，小说中充满了珍贵的细节。他提到语言交锋以及背后的文化冲突，“知青管理干部的女朋友会讲普通话，普通话代表了现代文明，而普通话和方言的交锋代表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这两者碰撞在张柠笔下非常精彩。”小说中的语言同样引起了王鸿生的关注，“他（张柠）让城乡直接碰撞，而普通话与方言是城乡对峙重要的结合点。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动在不断冲破城乡边界，这种流动是双向的，所以文学作品也需要去双向表达。”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城乡关系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表征，是文学的主题，更是一代代青年成长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此，张柠讲述创作初衷时说：“《春山谣》既可以说是青年的成长故事，也可以说是乡镇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故事，更是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里的农民遭遇陌生人和接受陌生文化的故事。”
他谈到，自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记录这段历史，“我在用心地处理每一个人物的变化，哲学家关心不变的东西，文学需要处理“变”，细微的变化，人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社会历史的变化。我尽量写出理应如此而不是确实如此的人物形象。”
项静谈到，在阅读过程中曾一直盼望看到矛盾与冲突，但是后来发现《春山谣》中的情节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一定是提供对生活更多的理解，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部作品唤醒我对小说另一种想法，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像一部纪录片。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脉络，具有延展性，它的确抵法了那些有明确戏剧冲突的作品未至的地方。”
嘉宾为读者签名
现场：陈 思
撰稿：陈 思
摄影：隋 文
编辑：江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