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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出将,蜀出相”看重庆和成都的文化异同…

开江发布 2022-08-04



巴蜀文化同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有序推进。我是在重庆生活的成都人,从成都的两所名校川西实验小学和成都七中就读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所以双城经济圈对于我来说特别亲切。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其实,在文化和文学上,巴蜀从古及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概念。上个世纪90年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长江流域(尤其是巴蜀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

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同源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洋”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巴出将 蜀出相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

四川和重庆文化同源,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讲义气,耿直“干躁”。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自古如此。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四川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巴靠山,蜀靠水,蜀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古蜀不仅有以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衣食无忧,则文风兴盛,“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蜀地多出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青史留名。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成都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成渝共建一体化的经济圈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巴蜀是中国新诗圣地

对于重庆的印象,从来见仁见智。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成都诗人王尔碑就在文章里写道,重庆有三宝:火锅、长江大桥、中国新诗研究所。这是属于诗人的视角。不过,在繁荣新诗上,川渝的确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



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勤、王火、阿来。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团结了众多朋友。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

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



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下里巴人”,应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的《峡中行者歌》。

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到了现代,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浙江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旧诗交叉点上拥有全国影响的重庆诗人。他的《婉容词》当年赢得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张永枚、梁上泉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娜夜、李元胜等都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

在诗歌上川渝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家,不能分家,无法分家,川渝新诗坚持的守常求变的道路就是几千年巴蜀文化传承的“稳健的先锋”之路。这里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荣耀之地,领军之地,川渝理应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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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头条


责编:朱兴和

编审:郭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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