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取缔妓院后，3千妓女都去了哪里?
《何以为蒸黎 》：观点人物故事电影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并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等出面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这意味着八大胡同自“庚子之乱”后将再次面临异国军队的统治。
此前八大胡同曾经经历了它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据载民国前期，北京私娼达七千余人，其中多数在八大胡同从业，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许多妓女也随之南下，但八大胡同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妓院，时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曾回忆，当时北京一桌高级鱼翅席十二元，而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一个良家女孩入娼，嫖娼费则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可谓一本万利。
日军占领北平后不仅带来了“新秩序”，还带来了“白面房子”，所谓白面房子就是大烟馆，张金起在《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中记述。
日本统治之前北京就有吸毒的，当时的政府设有缉毒所，地点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西边万寿寺内，进去三次后仍然还吸毒的被缉毒所抓到不审问，直接拉到天坛跟前就地枪毙，那时候只有吸鸦片烟的，日本鬼子进北京之后将白面带到北京，白面房子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
白面就是海洛因，那时八大胡同一带除原有的鸦片馆外，还冒出了许多白面房子，这些大烟馆与妓院、赌场乃至饭庄等可谓相互依存、共同繁荣。
北平沦陷期间，日军对烟土贩卖也实行限制和查禁，但明查挡不住暗运，一些日本军人还在暗中趟这股混水，那时北平仅烟膏烟土店就达三百二十多家，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
其实那时大多数大烟馆背后都有日本人的影子，尤其白面房子多由日本人出资，高丽浪人负责经营。
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只要哪个院子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此时的八大胡同除妓院大烟馆及赌场外还聚集了各类饭庄、酒馆、照相馆、戏园子、诊所、当铺、饽饽铺，乃至澡堂子和棺材铺等，呈现出三教九流人生百态。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纷而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据载当年相声演员侯宝林也在这一带谋生，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然而这一切将因一场划时代的大事件而改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爆发，四年后的1949年春傅作义签署和平起义协定，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
1949年初春，驻防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林彪、聂荣臻等率领的东北及华北野战军签订了和平协议，解放军接防傅作义部进入北平，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当时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从永定门进入这座千年古都，经过前门大街的时候是人群欢迎的高潮，而其中呢也不乏从附近八大胡同跑出来看热闹妓女，以及妓院的老鸨，当时她们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她们的命运将被改变。
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一些观摩的市民没有想到，新政权入城后烧的三把火之一就是取缔妓院。
为了尽快争取民心，稳定秩序，取缔妓院成了北平新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绩之一。
老百姓有很多要求要废除这个娼妓业，因为娼妓业本身吧它确实有很多血腥的东西，残忍的东西，和一个新的时代所不相符的，你比如说它总是和买卖人口，尽管每个朝代都说禁止逼良为娼，但是很多良啊不见得是逼，是滑落到这个行业里的。
其实中国的娼妓制度由来已久，从北宋时的宋仁宗到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乃至清顺治康熙皇帝都把禁娼作为登基后的首要大事。
罗瑞卿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他用打仗的方式来指挥这场行动，他调动了两千四百多名军警，三十七辆卡车，并配备了消毒药水及药品，还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规定，行动中要态度严肃，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勾引，不得接受贿赂或款待，不得私拿妓院物品等，其实大规模行动前北平各分局已开始对嫖娼进行限制，当年民警曾在八大胡同抓住一名衣冠楚楚的带枪嫖客，自称是傅作义的副官，作家李恒昌记述。
抓住傅作义将军身边的人可是件大事，怎么办?电话打到市局治安科，科长朱寄云接到电话后答复说，你们连人带提枪送傅作义那里去，请傅作义将军打个收条。
没想到傅公馆不认此人，民警只好将枪支没收，人送散兵收容所，此外还有派出所想出一种给嫖客盖章的惩罚方式，他们刻了一个“嫖客查讫”的戳子，凡查到嫖客就将戳子盖在其身份证或货单上。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展开“禁娼风暴”
真正的行动是在1949年11月21日，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北平更名为北京，这天晚饭刚过，八大胡同等地出现了一些穿干部制服的人，要各妓院老鸨及领班去公安局开会，就在这些人被骗走之际，晚八时，数十辆卡车突然封锁了交通要道，车上跳下带枪的军警，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禁娼风暴”就这样展开了。
先是由行动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两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警察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警察把守，胡同里有警察巡逻，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随后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房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哇哇叫声一片。
行动中查获的妓院跟妈、茶房及嫖客等后经登记一律释放，妓女们则被留了下来，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呢?
1949年北京取缔妓院解放妓女时，曾遭到这些被解放者们激烈地抗拒，作家李恒昌这样记载妓女们对查封行动的抵制。
现在实行民主了，封闭妓院应当事先告诉一声，就这样随便把我们弄走了，政府这也管，那也管，今天来封妓院，给我们找个对象管不管?请问长官我不去集中成不成，我回家结婚。
那么这些妓女当年又是如何从良的呢?
1949年北京禁娼行动时，也成立了由多家机构牵头的“处理妓女委员会”，所谓“处理”就是集中改造，当时所有妓女都被集中到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中的几个大院，除看管哨兵外还调来八十多名管教女干部，但她们初来乍到，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副景象。
为安抚妓女归还妓女个人财务
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嚎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思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据载当初查封妓院时里面的财物一律不许带出，有妓女通过茶房把值钱的东西送出去都被拦下，教养院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归还个人财物，管教女干部裴棣回忆。
现在回想起来对她们最有效的安抚是归还了她们的个人财物，她们都有些私房钱、首饰，一律贴上封条原封不动，过了几天情绪安抚下来就有人问东西还有没有?我们就组织她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看得出她们很高兴。
新政府的改造取得了效果，至1950年6月底，改造结束时有近六百名妓女结婚，三百七十多人被亲属领回家，六十二人被剧团及医院接纳。
数年后的1959年管教干部裴棣曾在电车上偶遇一名当年的妓女学员，杨敏在《1949年妓女的解放》中记述。
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但另一名叫张金香的妓女学员却没这么幸运，她因年轻貌美又有一副好嗓子曾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管教女干部张洁珣回忆。
据说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
禁娼落幕八大胡同归于平静
新中国的禁娼运动落下了大幕，八大胡同也人去楼空，从繁闹走向平静，如今的八大胡同已成为老北京原生态居民区，从这些杂乱的斜街和破败的院落里人民已很难想像这里经历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