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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啃老]辛酸买房记 知识真能改变命运？
女博士陈盈一直想要有一间书房。寒窗苦读数十载，她对书房的渴望，超过女人对摆满漂亮衣服和鞋子的衣帽间的憧憬。但在均价五六万元的北京，拥有一间哪怕只有10平方米的书房，对陈盈来说都极尽奢侈。她掰着手指头算，这笔钱足以在老家广西小城买下三室一厅的宽敞房子。
去年夏天，陈盈拿到博士学位，在高校谋得教职，老公在北京工作。结婚后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在北京买房安居。像很多年轻人的“6＋1”买房模式一样，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倾尽所有积蓄，凑出首付。
“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终究没有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陈盈一直笃信“知识改变命运”。从小靠着勤奋和在学习上的天分一次次打败对手，跻身名校。
但当发际线和理想一起衰退时，在埋首还房贷、找工作、相亲生子的繁冗日常里，她和她的一些同学意识到，名校的录取书不再是跨越阶层的通关卡，年少时抱有过闪亮生活的愿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
看房
陈盈相信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那句名言：女性要从事写作，需要每年500英磅的收入和属于自己的房间。
她从初中开始住校，直至今天。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还是要住在宿舍里？
自从进了天津一所985高校教书，单人宿舍的环境好了许多，有一米高的书桌、小衣柜，以及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上面摆着床上书桌，这是住宿生涯的标配。女生喜欢架着它看书、用电脑。她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用上了最贵的那种电脑。
她迫切地需要一间书房，做研究、写论文，以及装下她的300多本书——一个4米宽，2米高的书柜足够了。
步入职场后，买房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同事有的早早买了别墅，升值了几百万；有的在朋友圈晒出买房的协议证明，让陈盈有种紧迫感。当初从四川大学读完本硕，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她看着疯狂的房价曾一脸不屑：“这么贵，谁会买呀。”后来，她一次次被现实打脸。
周围年龄相仿的80后同学要么已经在北京买了房，要么和陈盈一样准备买房。尽管，大家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和体面的工作，但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都必须依靠父母甚至是全家亲戚的大力支持。
这些自幼在家里备受称赞，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到了而立之年却要啃老，陈盈觉得愧疚。“不说我给家里带去多少钱，但至少不能压榨，现在这个底线都没有了。”
老家曾是广西海边的小城，世代安宁，这些年随着港口的建设逐渐崛起，父母房子旁的公路上，多了许多运输车辆。陈盈的妈妈有些神经衰弱，不堪其扰，本来打算换套房子，但最终决定把钱给女儿凑首付，旧家只是装了套双层玻璃。
北京是一个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大都市，短短几年时间里，陈盈不再觉得住在一个每天花两三个小时上班的地方很远；也不再认为那些20多年房龄的房子老得没法住人，在北京四五十年房龄的房子依旧价格不菲。她正在被这座城市的现实改造、重塑，以至于要去买那些比自己原先的认知，每平方米的价格多了一个零的房子。
一开始，陈盈的老公并不同意买房，他用一系列数据和理性分析告诉妻子，房价太贵了，首付的钱用来买理财产品能赚更多的钱。
“他去年说我想买房的心态很病态，今年他就被现实狠狠打了脸。”可能是出于女性“筑巢”的天性，经过不断的争吵、妥协，陈盈说服了丈夫。因为房价一轮一轮地疯涨，“现在所有的老公都对当初哭着喊着买房的老婆感激涕零。”
他们看来看去，在北京只有南边的房子还能交得起首付。但不管是当年砍人的菜市口，还是埋人的陶然亭，附近都是豪宅了；本地人印象较好的房山、亦庄也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里的南边指的是各种批发市场、建材市场、城中村聚集的地方。环境差，价格相对便宜。
从夏末看到秋初，天越来越冷。每个周末，陈盈和丈夫坐在中介的电动车上，迎着北京隆冬凛冽的寒风穿行于小街陋巷中，寻找合适的房源。
她至今记得看到大片的荒原，形色各异的垃圾山，以及长到腰高的杂草，“我觉得那是发生刑事案件的地方，千万不能住在这里”。
还有文化用品批发市场中，早晨六点卸货的车轰鸣，方圆几公里内都能听到撕透明胶带“刺啦刺啦”的声音；城中村旁的街道，周围搭了很多棚户，井盖上泼满了污水，鸡和野狗疯跑，他们一度怀疑自己穿越到小县城，眼前不再是人们心心念念的北京。
“我有点魔怔了，熬夜在手机上看挂出来的房源，一看就到凌晨两三点，周末拉着老公看房，发脾气，很焦虑，在被拒绝后坐在自行车车座后面号啕大哭。”之前没看上的房子，两个月后每平方米涨了四五千元，又变得买不起了，他们心急如焚，既想赶紧买，又不想放下在小城市住久了的心理要求。
远在老家的父母也没闲着，陈盈每看一个房源，他爸爸就在全景电子地图上放大、放大，仔仔细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然后告诉女儿，“这个环境这么差，你怎么能买呢？”在父母眼里，四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那得什么样呀？
她有个同学，算是村里的首富，卖掉老家的房子也才凑出30万元，“你说，这个钱放在北京能干什么呢？”
经过不断的寻觅、纠结、妥协，陈盈终于在年关将至之前买了一套旧公房，88.9平方米，首付100多万元。房子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楼道里还保存着可以从楼上倒垃圾的老式管道。
他们买了没有电梯的六层，陈盈的妈妈很心疼，担心女儿以后怀孕了还要每天爬上爬下，但当得知同样户型的房子低楼层要贵200万元时，妈妈说，“还是爬楼梯吧。”
最初看到铁管楼梯栏杆、牛皮癣广告和破破烂烂的小区环境，陈盈心想：“这么差的房子，总该让我们讲讲价吧？”
戴着眼镜，一脸学生气的陈盈小两口毫无讲价经验，“傻乎乎地告诉人家，我们只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卖给我们？”原房主是一对退休职工，京城“土著”，儿子、儿媳妇也都在北京工作，没有谈价的余地。
最终双方还是签下了购房协议，约定半年后交房。至此，陈盈人生中最大的一笔交易完成，她却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深深的疲惫和厌倦——这么大笔钱花得如此艰辛、如此令人不悦。
一个师姐告诉她，在北京买房，没有谁的经历是愉悦的。这句话在此后被反复证明。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真正碰到要解决的问题，却那么无力。”
买完房之后，陈盈希望房价赶紧涨，“跌几万元我心里都受不了，因为我们在付利息。”没买房之前，每平方米涨1000元，她都心痛得不得了；现在，涨了四五千元，还嫌怎么才涨这么点儿。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打开手机看看上涨的房价，人会开心很多。
她说，这种快乐像在一场没有认真准备的考试中拿了高分，完全是意外之喜。但从小，她被灌输的教育理念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识改变命运。
小升初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陈盈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件是她变成了近视眼。
当年她在床上支个小桌，在最艰苦的时候告诉自己：你现在努力奋斗将来就会有书房。后来发现，奋斗了这么多年，读了几箩筐的书，却离书房越来越远了。
陈盈的博士同门师兄在犹豫了一年之后，终于决定离开北京。他原本在北京一家国内顶级刊物工作，平台很好，但月薪只有五六千元，其中一半要用来付房租。师兄决定南下，去一所普通的高校，虽然平台小了，但新单位给他20多万元的安家费，外加每平方米3000元的购房优惠。
还有不少同学毕业后拿着博士学位去北京的中学工作，原因是中学有希望解决住房。
师兄离开的时候，导师很生气，但仍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的难处我知道。”导师在2005年来到北京，一直觉得房价贵没买房，蜗居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他和老婆都喜欢看《梦想改造家》这类节目。直到去年，导师才在六环外买了一套房，但因为不会开车，一直没人住，“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混到了博导，还是没法把父母接来住。”
“有时候失落的不只是我们这群外地人。”陈盈有个闺蜜，打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院子里种着梧桐，有她无限的儿时回忆。后来因为全家人都想住楼房，就把院子贱卖了。现在，闺蜜两口子经常夜骑自行车，来看一眼院子。闺蜜的丈夫学建筑设计，一直想开个民宿，他跟老婆说，“我们努力奋斗，有一天再把这个院子买回来！”
“永远不可能了，吹牛吧。”陈盈也觉得伤感，但还是又加了一句，“永远不可能了。”
陈盈的师兄决定走了，作为一名文学博士，他研究了多年鲁迅。他最后能做的，就是选择在鲁迅离开北京的日子，离开北京。
教书
买房只是社会给陈盈上的第一课，走出校园后，她发现，很多课只有“社会大学”能给予。
她迷恋校园，认为教书是一件“自由而有尊严”的工作。她在课上给学生放郭川读的诗《海，海和海》，她跟学生讲，“我们有农耕文明的诗歌，曹操那样的枭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站在岸上欣赏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风浪搏杀。”
她很希望讲台下二十来岁的学生，那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能像郭川一样，有勇气追求下去。
但现实总是抢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有女生在课后找陈盈咨询，说自己爱好文学，也想像陈盈一样读博士，要做什么准备。说完学习上的准备后，她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我告诉她，读博士很长时间会没有收入。”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同学想读博吗，先买个房吧！”
陈盈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怕传染给学生。学生们评价陈盈的课，有趣不无聊。在跟手机抢注意力的争斗中，陈盈总能赢。
但有一次一位学生的话把她说哭了，“陈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前和下课铃声响起后，是忧郁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诸多不如意，我特别怕影响学生，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陈盈说，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一说是博士，应该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说学文学，应该是风趣的、幽默的。“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并不是。”
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艰难重重。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
“我的成绩很好，本硕博985，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怎么就没人要呢？”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拿着她的简历说，“除了是个女的，没什么可挑剔的。”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不好意思，我们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
女博士毕业后，通常已经30岁，婚姻问题咄咄逼人，买房生子紧随其后。陈盈的同学，“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她35岁，看起来却像45岁，头发白了，脸上很多皱纹。一直未婚，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一开学术会议，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痛诉“血泪史”。但在科研压力下，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孩子是个宝贝；如果生活都没理顺，那就是个累赘。”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有个师兄，从山沟沟里考出来，他当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最终上了大学，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
等到师兄有了孩子，才发现，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那个世界跟你隔着，怎么赶都赶不上。”作为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
“以前，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
如今，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给北京，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人们注重回报，关心现实利益。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他们看起来聪明、自信、见多识广，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读康德，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说自己要出国读书，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
“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他想要奖学金，其他成绩都很好，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间
本科的时候，“未来”对陈盈来说还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字眼，她幻想着自己以后将在外企上班，住在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公寓，节奏快，压力大，报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厉风行。
现在，有时下课晚了，陈盈在7-11便利店买个便当，走在无人的小路上，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总要咬牙顶住呢？就像一个被拉得疲惫不堪的松紧带。从小地方到大学，需要绷，硕士时，继续绷，绷到博士毕业，进了高校，还要绷。
“我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买房，而是我这根弦要断了，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个歇脚的地方？”沮丧至极的时候，她也会想“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不是不该买房。”
“我有时觉得，中学时候老师、家长灌输给我们的三观有问题，把人的成功具体化成很多标准，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车，但其实成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吧？”
她身边，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欢喜事”的例子不少。陈盈的闺蜜两口子，住在一个大开间，局促狭窄，每天晚上老婆开灯加班都让老公睡不好觉。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叶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去年，北京统计局首次发布北京环路的人口数据，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住在北京五环外。（文中陈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