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 | 石楠：以史为鉴，揭示城市发展规律，应对城市发展挑战

导读

一位老先生公开批评某些规划的编制太不严肃，规划里充斥着历史知识的低级错误。就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在《城市规划》2018年第11期的“编者絮语”中指出有些规划中存在轻视城市历史、轻视对象城市、轻视调查研究的现象，进而提出“读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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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搞历史的老先生，著过书、编过志，在当地属于社会贤达，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类规划项目的评审。一次会议上，他公开批评有些规划的编制过程太不严肃，不做深入调查研究，不读地方志，不了解当地发展的历史。一个教授带几个研究生，现场去一个礼拜，回去就动手做规划。结果规划里谬误百出，甚至充斥着历史知识的低级错误。

他所批评的还只局限于历史知识方面，批评的是哪家单位也无从考证，但类似的现象肯定存在。

一是对于城市历史的轻视。觉得现代技术这么发达，历史上那点事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完全不足挂齿。君不见各类正史无人问津，各种“戏说”大行其道，现如今谁还去看志书，最多听当地主管部门做个介绍足矣。殊不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以史为鉴才能少走弯路，不少城市发展决策中的失误，恰恰源于对历史的无知。敬畏历史、尊重历史，向历史学习，是规划师应有的基本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无视历史规律的狂妄自大、或奉行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忽视悠久的中华民族城市文化，否认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二是对于对象城市的轻视。根本没有意识到，规划编制对一座城市的未来具有多重要的作用，对那些充满憧憬的居民而言，能提供多么诱人的美好生活愿景。有的规划编制单位简单地把规划编制作为一份商品合同，缺少对这份职业的敬畏之心，签合同进现场浩浩荡荡、阵势壮大，一旦铺开摊子满不是那么回事，真正全身心投入的人手与精力其实有限，充斥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逻辑，技术服务变成了纯商品买卖，失去了对当地居民的责任心。这种氛围下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更遑论出精品、入史册。

三是对调查研究的轻视。有的规划师大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豪气，大数据三个字替代了所有的现场调查，以网络数据代替实地踏勘，恨不能靠百度解决所有预测、分析；拿城市类比代替分析研究，汇报文件中没有多少接地气的分析数据，充值着各种世界名城的贴图，规划构思基本上就是一堆同类城市、类似地块的图标堆积。他们把预测、分析、协调等高级思维，简化成剪切加粘贴的抄袭作业，难怪有人戏称，随着AI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完全可能抢了规划师的饭碗。

更有甚者，有的规划根本不是编制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拉个班子，集中到一起，大家头脑风暴、绞尽脑汁，定目标、编原则、分指标、画图纸。不排除写手们个个满腹经纶，诸葛孔明再世，但这类闭门造车的产品难免空洞乏味，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难怪他们自己也感慨：真正定项目时，谁也不会去看规划。这种写出来的文本充其量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景，也就是应付上级差事的本本，其价值几何实在堪忧，他们所轻视的其实不是规划编制，而是自身的价值。

以史为鉴，重要的不仅在于认清历史规律，也在于揭示当今城市发展的规律，应对城市发展的现实挑战。古为今用，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原则之一，可以这么说，预测未来起始于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更何况5000年文明史中，蕴含着无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智慧，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历史是文化的沉淀、传承和发展，一个职业或个人对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成功的可能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城镇化进程举世无双，40年城市建设的成就无比辉煌，这背后离不开城市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驾护航，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战略指引与刚性管控，这些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成就，规划师应该为过去40年的贡献自豪，因为能入史的都是文化事。

本文来源：城市规划。原文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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