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季·科普学堂 | 听许宏溯源中国——从城邑到都邑的考古大扫描
导读
9月18日上午，在全国科普日前夕，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首次亮相，在腾讯会议和Zoom平台上以中英双语形式向国内外学者实时播送。本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教授主讲的“溯源中国：从城邑到都邑的考古大扫描”的报告与嘉宾对谈，后期陆续上线更多精彩讲座，敬请关注！
本文字数：34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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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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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城•城市•都城面面观
所谓城邑，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农耕定居开始才形成。城邑并非指围墙，能够把聚落围起来的“围子”设施（包括环壕等）也是城邑的体现形式。事物发展均遵从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人类聚落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也经历了复杂化的过程。从一般聚落（小邑、属邑），发展到大聚落（族邑）、中心聚落（都邑、族邑），再到超大型聚落（大都邑），对应着人类社会从大体平等到分化加剧的过程，逐渐形成权力金字塔，都城即为国家的金字塔“塔尖”。
城市是外部依赖型社会。任何城市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只能依靠外部才能生存的社会。在此之前，人类可以依靠农耕狩猎生存，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必须依靠外部输送资源才能生活。
城市居民的身份复杂化。并非有城墙的就是城市，是否能称为城市要看居民身份是否复杂化。城市形成之前，村落人口均为农业人口。在脱离了旧石器时代之后，原生的城市以农业和定居为基础，开始出现管理阶层和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具备了居民身份复杂化的特点。
城市是大型的陌生人聚居地。城市要有基本的人口规模，人们在城市中建立不同于血缘关系的联系，彼此依赖，构成地域社会和国家，都城即国家权力中心。
总之，不能把有无城墙当作判断是否是“城”的标准。城邑是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这种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地形形成的区隔或防御系统。
原始社会经过社会复杂化后进入国家时代。东亚大陆文明国家形态与城市演进经历三大阶段：
无中心、多元的邦国时代（仰韶——龙山）
有中心、多元的王国时代（二里头——汉代）
一体一统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
形象化地说，这是一个从满天星斗的前大都时代，到月明星稀的大都无城时代，再到皓月凌空的后大都无城时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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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邑到都邑的发展变迁
2.1 满天星斗的前大都时代（新石器时代）
世界最早的城邑是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巴勒斯坦耶利哥（Jericho），农耕文明刚进入萌芽发展时期，社会尚未进入复杂化进程。距今9000多年的义乌桥头环壕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城邑“围子”，到了6000多年前，澧县城头山除了壕以外，开始有土垣的形式出现。总体来说，前仰韶时代地广人稀，东亚大陆有“围子”的城邑数量极少，分布星星点点，如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顺山集文化、彭头山文化和上山文化。
7000年前，进入中国历史大兴盛的仰韶时代后，出现了一批带“围子”的城邑，虽然聚落面积彼此有所差别，社会分化总体尚不剧烈。至仰韶时代晚期，高出地面的“垣壕”版筑形式开始出现，如城头山、天门谭家岭、郑州西山等。进入龙山时代，社会变革分化加剧，早期国家开始出现，“围子”的形式更加丰富，石城、土城、水城是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类型。它们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代表中国的特性文化。从“围子”的形状来看，龙山时代是方形城池的起源。但方形城池如何产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于天然的圆形，方形是一种人为痕迹较重的图形，方形城池与宇宙观、方位观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辨。
2.2月明星稀的大都无城时代（二里头——汉代）
二里头是从无中心多元到有中心多元的转变节点。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是大都无城时代的开始，它与影响力局限在小流域、小盆地的小国寡民有本质区别，二里头拥有中心及大都邑，可以向外发散性地控制广大地域。
纵观从二里头到汉的两千多年，大都无城时期主流的都邑形态是宫城+郭区，绝大部分都城没有外郭城（除郑州城与战国时期）。身为王子禁地的宫城不可或缺，外郭城则可有可无。考古学家冯时先生在《“文邑”考》中曾提到“王都为无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即王不需要通过“围”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统治地位。
二里头遗址的祭祀遗存区（宗教区）、宫城（政治区）、铸铜作坊（手工业区）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国最早的“无城之大都”的中轴线，从此开始一直到秦汉时期，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可以说，国力越强盛越不见外郭城。因此，除了具备几点“中国之最”（最早城市干道网、最早宫城、最早工城、最早青铜礼器群）之外，二里头更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国家从礼乐制度到宫室制度、都邑制度、再到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结合，是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后从殷墟到西周500多年，一直是大都无城时代。
2.3 皓月凌空的后大都无城时代（曹魏——清）
此阶段的都城形式均为内城外郭，无一例外。从汉魏洛阳城、邺北城等，我们可以发现此阶段都城的三个特点，城郭齐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以及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的观点，后大都无城时代恰恰是北方少数民族、马背上的族群入驻中原后，才使之后都城的规划性得到加强。与大都无城时期的“帝国自信”相比，后大都无城时期统治者在加强规制、严格管理思想上的转变耐人寻味，这是否与统治者外来少数族群的身份有关？游牧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课题。
嘉宾对谈
对谈嘉宾视频合影
董 卫
从大都无城的概念到其衍生发展的过程，许宏教授的讲座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的线索。尤其是最后关于“城郭齐备”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从考古学角度提出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反思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国学者研究的深入，我们期待能够提出一套中国自己的有关城市与国家发展的理念与语汇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需要有一个“大学科”的视野，这正是我们与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交流的意义所在。
王鲁民
中国近些年考古事业的丰硕成果对我们传统理解上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提出了很多挑战，古代城市的实际建设与我们仅从文献中得到的理解存在差异。回应这种跨学科带来的挑战有利于促进城乡规划学专业的进步。
武廷海
许宏教授对9000多年来城邑与都邑的鸟瞰具备了宏观“大历史”的视野，从聚落到都邑，探讨了中国城市一些本质性的特征，从起源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内涵，“以城市为切入点，可以纲举目张地把握中国文明的脉络。”虽然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的社会，一直到2010年城市人口才开始占主导地位，但不能因此轻视城市在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反而需要重新的评估。
陈 薇
许教授的讲座从概念界定开始，关于大都无城的学术思想非常明确，对中国古代都城进行了序列重组，充分发挥了他长期一线工作积累的经验优势，对支离破碎的考古成果进行知识性重组，令我们眼前一亮。对于研究城市史、建筑史来说，在长期一线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量化数据来得到学术认知上质的提升，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我们也应该警惕单线程叙事和简单类型学归纳的窠臼，重视城市历史发展的多分支与共时性。
张 松
考古学对城市规划专业在早期中国城市历史研究上的补充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目前，在城市规划专业中的历史名城保护方面，涉及到公共考古，必然会触及现实的保护问题，但考古学者、文物学者、规划学者对此的认知往往不相同。当地下遗址有考古的需求，同时地面上的建城区有风貌保护的需求时，究竟何为考古遗产的本体、何为古环境？这涉及到价值判定，是一个需要两方面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
李百浩
中国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还比较年轻，许多的考古发现、数字文献等的浮现，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教材、观点作一些变更，需要纳入更多其他学科的理解。许宏教授大都无城的观点，让人联想到西方词汇中“city（城市）”与“urban（都市）”的区别。结合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我们还需要从基础研究中找到方向，特别是从我们的城市与都市的空间渊源去思考。
江 泓
我们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发现的规律性认知能否在世界范围或者其他文明中找到印证？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个性之外，是否还具备与其它早期城市文明之间的共性？从许宏老师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规律性总结出发，或许能为我们国际视野的对比研究提供学术基础。
最后，石楠秘书长对许宏教授的讲座和嘉宾们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总结陈词。
他认为，首先，无论是规划学科还是考古学科，都需要使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和方法。许宏教授“准确把握证实与证伪”的科学态度非常值得推崇，这种态度对城乡规划学这种实践性、交叉性强的学科来说尤为重要，也使得我们反思当下各种炒作概念的现象。
其次，类似考古学与城乡规划学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非常有必要，因为忘记了历史往往意味着我们在走弯路。在大的历史观下，我们要从传统文明中吸收实用知识，古为今用。
最后，石楠秘书长指出，从许宏教授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梳理中，我们应看到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史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验的同时不应该迷失自己，仍然需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规划理论体系。中国这片文化沃土的价值如何在我们自身的学科之中得到体现，是需要数代规划人努力的方向。
本文根据发言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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