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伟：人是健忘的，历史遗产能够帮助我们记忆

本文来源：城市规划（chengshiguihuazazhi）

导读

简要回顾1980年代以来历史遗产保护的成就，认为这是集体的接力赛的成果，依靠上层的决策支持和底层的素质积累；提出历史遗产的保护性整修不同于城市更新的经济性开发，历史保护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行为，而城市更新是提高空间效益的经济行为。

本文字数：10953字

阅读时间：33分钟

 

作者 | 张庭伟

 伊利诺伊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当前从政府到公众对历史遗产的重视，与1980年代以前对历史遗产的态度有巨大差别。2021年5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保护历史遗产已经被赋予了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职责。

回顾自1930年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保护历史建筑以来，迄今历史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是艰辛的集体接力赛的成果。虽然由精英发轫，但成功是依靠上层的决策支持和底层的素质积累。要实现未来历史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仍然需要在“集体”（团队努力）和“接力赛”（长期积累）两个维度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历史保护政策的接力更是关键。

遗产保护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不少挑战。由于现在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重视，一些地方以保护历史传统为名，追求历史遗产地开发的短期经济得益，而忽视遗产本身历史文化价值的永续保护。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进行历史遗产的修整建设时，混淆了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差别，把对遗产空间的保护修整，错误地引导为提高空间的经济效益；把历史保护这一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行为，混同于更新城市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的开发行为。对中外历史保护工作的历史回顾，也许可以提供镜鉴。

张庭伟

2021年9月

关键词

历史遗产保护；中国历史遗产保护政策；可持续的历史保护；城市更新

一座城市的历史保护关联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记录可以从一座城市的历史保护记录中得到体现。在相当程度上，时代决定了历史遗产的命运。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就。除了大量可见的物质性成果，如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筑、保护街区等，特别重要的是，保护历史遗产被赋予了有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职责，遗产保护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2021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历史文化保护进一步上升为中央决策。当前从政府到公众对历史遗产的重视，与1980年代以前对历史遗产的态度有巨大的差别。回顾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迄今历史遗产保护的成就是集体的接力赛的成果，依靠上层的决策支持和底层的素质积累。要实现未来历史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仍然需要在“集体”(团队努力)和“接力赛”(长期积累)两个维度作出新的努力。遗产保护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不少挑战，保护名录更多并不等于保护得更好。突出的问题是追求历史遗产地开发的短期经济得益，忽视遗产本身历史文化价值的永续保护。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进行历史遗产的修整建设时，混淆了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差别，把对遗产空间的保护修整，错误地引导为提高空间的经济效益；把历史保护所具有的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质，混同于更新城市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的开发行为。

历史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乃基于参与过的一些国内历史保护项目，同时借鉴国外历史保护经验教训的一得之见，以求指正。

#1

集    体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历史遗产保护，覆盖了远比单栋历史建筑物保护更加广阔而深厚的内涵，已经扩展到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历史城市、历史路道和河道，以至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个人居环境加上自然环境的保护。这样繁复的工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各界的集体协作，也得益于和国际历史文化保护机构以及国外同仁的交流。同时，现代保护项目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远较过去繁多而复杂，保护工作需要的知识也远远超出传统的建筑规划学科，而涉及历史考古、经济社会、法律管理、工程技术等学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协作。结论是，现代历史保护工作需要参与者团队的集体努力。

在很多情况下，历史遗产保护工作犹如一座金字塔：保护项目往往始于少数精英的发现，他们自上而下地呼吁，然后得到一些处于关键位置的有识之士的支持，渐渐获得更多方面的理解参与，特别是获得决策者及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支持，提出了历史保护的政策措施，从而动员、吸引到基层各界更多的参与者，才终于实现了某些保护目标。而未来保护工作的可持续运作，仍然有待于决策者的长期支持、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认可，尤其是公众和基层管理者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归根结底，遗产保护这座金字塔的真正基础是基层的认知和素质。其实，历史遗产从古代艰苦卓绝的奠基建造，到现代使之重见天日的发现发掘，到古城旧址的修复保护，哪一样不是成千上万人辛劳努力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成功保护的古城，如罗马、巴黎、北京、苏州，背后都有上千年、无数人的集体贡献。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保护项目在精英或决策者提倡下得以建立后，项目的成功越来越转向基层，依赖于公众及各级管理者的团队素质。以下试就集体团队中各个成员的情况作一简单分析。

1.1  精英

历史保护的精英是一批具有民族责任、历史情怀、关注历史遗产的专家学者及公共事务管理者。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是历史遗产保护的核心，影响深远。中国自古受到儒学尊敬祖先理念的引导，历来不乏这样的精英。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中的《考工记》，是最早关于城市及建筑的历史文献。有研究者认为这是齐国的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他们奉国家领导人之命而成书^[1]。就中国古代建筑文献而言，深有影响的是诞生于宋代1103年的《李明仲营造法式》。1925年陶湘刻印出版的《李明仲营造法式》现代版，推动了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开始了有组织、成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曾经担任民国高官的朱启钤是社长，两位学者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学社的法式组、文献组主任。学社的主要工作，一是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法式组负责)，二是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文献组负责)，主要成果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2]。可见，在历史遗产保护中，精英最初的角色是发现、认定、记录、整理历史遗产(包括遗产遗址的实物，以及历史文献资料两大部分)，即对“历史家底”的查寻建档。逝去精英们的代表性成果是一批经典著作，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苏州古典园林》，童寯的《江南园林志》，罗哲文的《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陈从周的《说园》等。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精英们基本上只是探寻并记录历史遗产，很少有机会就历史保护建言于决策者，更遑论直接参与遗产的具体保护修复。有时候即使专家提出了保护建议，也不一定获得认同。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北京古城保护方案就被否决。但是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在于他们能够坚持，而不是知难而退。虽然梁思成没有能够保护住整个北京古城，但是在他坚持下终于保护了北海团城。精英的另一个贡献是培养后继者，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罗哲文、吴良镛、傅熹年等成为后来中国古建筑古城镇保护的骨干力量。

学术精英的角色在时代变迁中渐渐变化，随着政府支持历史保护工作力度的增加，专家的影响也大为扩展。首先，探寻、考证、研究历史遗产仍然是专家的主要工作，一些有影响的当代历史保护著作展现了他们的成果，如吴良镛的《中国人居史》，董鉴泓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傅熹年的《中国古代建筑概论》等。专家的工作是否得到社会和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主要取决于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当代的遗产保护研究必须超越对遗产地的记录描述及照片汇集，而要发掘可见物质环境与其背后不可见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的关系，寻求不同历史阶段人居环境构筑的特点及演化规律，反映民族传统的根源^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专家们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历史遗产的保护。例如陈从周主持了上海豫园、如皋水绘园等处的修复；吴良镛引领了曲阜保护规划及北京旧城保护工作；单士元主持过故宫保护；罗哲文不但参与了长城保护，而且他大声呼吁“刀下留城”，促成了平遥古城的保护；郑孝燮参与了很多地方的遗产保护，特别是大运河保护；阮仪三对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做出了贡献；郑时龄致力于上海近现代建筑保护等。专家对决策者的影响增大，相应专家的责任也在增加，各界对专家的要求也在提高，需要专家自身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同时，专家的工作领域在扩展下移，以自己的知识和权威向决策者及公众讲授正确的遗产保护观，提出遗产保护的合理措施，提高大众的历史遗产保护素质，越来越成为专家的重要工作。

1.2  决策者

无论什么地方，政府在历史遗产问题上的决策对遗产保护有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要从根本上避免“刀下留城”情况的出现，需要从一开始就无人敢于举刀砍城。遗产保护规划是否能够落实，完全在于是否得到当时当地决策者的支持。历史案例表明，有时甚至历史保护工作者自身的安危也受决策的影响，而社会性的历史遗产保护运动更是付出高昂代价后才能形成。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文化基因偏向“喜新厌旧”，历史保护意识不强。1961年，芝加哥市政府在所谓的“城市更新”中为了建造停车场，不顾市民和专家的反对，拆毁了位于市中心由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设计的伽里克剧院(Garrick Theatre)。芝加哥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在回答公众批评时竟然说，老建筑就像过气的女明星，虽然年轻时招人喜欢，但老了以后让人只想摆脱她们。1972年，由沙利文和阿尔德(Dankmar Adler)设计的著名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楼(Stock Exchange Building)同样遭到拆毁的命运(图1，图2)。真正引发芝加哥历史保护运动的导火线是理查德·尼克尔(Richard Nickel)事件。尼克尔是一个专业建筑摄影师，致力于保护芝加哥历史建筑物，特别喜欢沙利文的作品。当看到已经无法阻止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楼被拆毁时，他不顾危险地深入到建筑物内部去拍摄照片、收集挽救建筑内部的装饰物。1972年4月13日，他在大楼内工作时，拆毁中的楼板塌陷，将他压死，而他的尸体在废墟中竟然埋了近一个月无人发现！为了纪念他的早逝，他被埋葬在离沙利文坟墓不远的墓地。2006年，《理查德·尼克尔的芝加哥：一个失去了的城市的影像》^[3](Richard Nickel’s Chicago：Photographs of a Lost City)一书出版，见证了芝加哥失去的历史建筑遗产，也记录了尼克尔的摄影才华。芝加哥市政府对建筑遗产如此肆无忌惮的破坏，特别是尼克尔的牺牲，导致了公众的觉醒，并且促进了历史建筑保护机构“芝加哥建筑基金会”(Chicago Architecture Foundation，CAF)及伊利诺伊州历史地标保护委员会(The 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uncil of Illinois，LPCI)的社会影响^[4]。

▲ 图1  拆毁前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楼

资料来源：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il0099.photos.061047p/resource/。

▲ 图2  拆毁前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大楼入口(现部分存于芝加哥美术馆)

资料来源：同图1。

新中国的历史保护工作经历了不同时期，也受到了不同决策的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无疑最重要。1950年梁陈提出的北京规划及古城保护方案，出于富有中外建筑修养的梁思成及参与过战后大伦敦规划的陈占祥之手，从专业角度看无疑是合理的。但在国家当时的建设阶段，主导方针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厚今薄古，破旧立新”是主流，梁陈方案当然难被接受。“文革”时期更是有大量历史建筑被破坏，后果之一是“文革”结束后不得不重建、复建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建筑，当然都成为仿制品^②。1980年以后历史遗产保护工作得以发展，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正确决策，特别是中央政府保护历史遗产的决策。2021年春天国家领导人到福州视察历史保护街区三坊七巷，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的支持。

历史遗产事务的地方决策者，主要是省建设厅及文化厅等主管部门，以及地方城市的规划局、文化局、旅游局等。他们是保护工作的真正操盘手，他们制定当地遗产保护的具体法律法规，决定保护经费的预算开支，作出保护机构的人事安排，都影响着当地历史遗产的命运。中央政府对遗产保护的支持，是对地方政府最好的督促。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也对遗产保护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申请世界遗产、历史名城的工作中。例如在平遥申请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山西省建设厅和平遥政府就曾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如冯骥才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往往重申请、轻保护。很多情况下，在得到专家认证、通过遗产评定之后，保护工作被交给了地方旅游公司、管委会，这些管理部门往往偏向于经济效益，有意无意地造成对遗产本身的忽视。一些地方的做法如“腾笼换鸟”，虽然可能有利于提高经济收益、简化管理难度，但是可能影响遗产保护的完整性，而尽量保护传统人居环境，包括居民生活的整体环境，是保护工作的宗旨。何况这些做法也可能引发本地居民的不满^[5]③。探索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管理中经济及社会效益的平衡及可持续性，历来是遗产地决策者的重要课题，这里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不同历史遗产的重要性不同，不同历史旅游地的客观条件制约着它们的经营及收入，决定了不能以统一的做法来管理遗产地。特别是历史景点、自然景点都有开发的极限，不能仅以经济收入来衡量遗产地经营是否成功。

1.3  基层管理者

国内遗产地的基层管理者主要是区政府及其管辖的旅游公司、管委会。他们处于遗产保护第一线，负责具体落实、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和专家的意见，对历史遗产保护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由于历史保护的好坏决定着这些机构的生存，它们在主观上肯定想做好工作。但是在现实中，经济效益往往是区政府及其管辖机构的主要关注点。不少旅游公司把遗产空间的保护性修整，错误地引导为提高空间的经济效益，旅游开发对短期经济得益的追求，超过了保护遗产历史原貌的基本职能。一些基层管理者以自己的知识及文化素质来整修历史遗产，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混淆了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差别，混淆了公益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差别，以下将就此进一步展开讨论。提高基层管理者的素质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上级部门的奖惩制度、专家的培训教育和公众的鼓励监督也都有一定作用。当然必须关注并切实解决遗产管理机构的收益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经验都有其特殊性，所提出的政策乃是基于当地的情况，很难照搬。因此在借鉴他人经验时，学习的不应该是政策本身，而是制定政策的机理及依据，要分析提出政策背后的情况及条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寻求合乎本地情况的政策。

1.4  地方利益相关者

与历史保护有关的地方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增长的机器”(growth machine)。莫罗奇(Harvey Molotch)和洛根(John Logan)根据美国城市的情况提出：城市政府及当地企业，包括房地产、公用事业公司、服务业等，组成了支持城市增长的联盟，它们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因为它们的利益都和城市增长密切相关^[6]。历史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把历史遗产当作本地经济增长的动力，都得到这个联盟的支持。而加强遗产保护、控制旅游开发的建议往往受到增长联盟的质疑。因此取得地方利益相关者的理解，获得他们对遗产保护措施的支持是历史保护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1.5  公众

公众包括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当地居民是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也是保护工作能否持续的关键。本地居民普遍有对故乡历史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鼓励他们参与遗产保护的基本动力。但是要从朴素的自豪感上升到自觉的历史传承及保护的认识高度，同样需要教育和培育。乌镇现在已经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游人如织。但是在此之前，乌镇曾经在近百年中陷于衰退萧条，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文章就记录了他故乡的经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乌镇的年轻人也还想离开老家去寻求财富。虽然居民都知道乌镇历史悠久，富有文化传统，但是贫困使当时的乌镇难以留住年轻人。当乌镇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后，依靠历史遗产来致富自然成为共同的期望。乌镇东栅旅游开发的成功更加鼓励了这种想法，不仅普通居民，而且地方领导人，想借助世界遗产地的名声来致富具有合理性。但本地居民对如何开发旅游的态度不一。从事旅游业或与“增长机器”有关的人，支持进一步加强旅游开发。其他公众则可能对此产生疑虑，特别是一些没有能够分享旅游开发得益的人(参见注释^③)。学者、媒体出于保护传统遗产而质疑过度开发；当过多游客影响当地生活时，居民也会对扩大旅游持反对意见。培育本土居民的可持续旅游开发观念是遗产地管理的长期目标，实践证明，增加决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可以提升居民的主人翁心态。

外来游客是公众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游览历史遗产的正确观念同样需要培育，专家、决策者和社会舆论应该持续对游客进行遗产保护的教育宣传。

结论是，历史保护是集体大众的事，工作的成功也有赖于所有参与者的协作。

#2

接力赛

历史遗产保护本身就是一场无止境的历史接力赛。且不说古人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故事，仅自1930年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近百年来几代前辈的努力，才打下了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今天的成就，是对前人工作的接力及光大。今天之后，一代代的后人当继续这个事业。

中国历史悠久，古城遗址众多。每个能够延续至今的古城都有一部自己的保护史，都有一批有志于历史保护的前辈。就当代北京而言，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保护古城的建议没有成功，此后类似的建议虽然不断，可惜鲜有落实。直到1990年北京市正式开始了全面的历史保护工作，建立了25片永久性历史保护区，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对故宫的保护，从朱启钤之后，到已作古的单士元，到当代的单霁翔等人，代代相传，成绩斐然。几乎与此平行，苏州的历史保护也是一场接力赛。1953年金经昌就与同济工学院的董鉴泓等到苏州考察。1957年他和陈从周陪同苏联专家到苏州指导规划工作，两人都力主保护苏州城墙，反对拆除，也得到苏联专家的支持，可是当地却没有行动^④。1958年金经昌又应邀到苏州讨论规划，其实此时当地领导已决定要拆除城墙了，想借金的名声支持他们的决定，不料金坚持不同意而且磨到半夜也不松口，次日一早他们把金送走，第二天就把古城墙拆了^[7]。1979年冬，应苏州城建局刘局长等之邀，金经昌再次去苏州讨论规划工作。这次去时，时代已变，保护古城成为主题，故请他指导两个研究生对苏州老城及新开发区的关系、特别是平江区保护规划提出方案。可是方案虽然得以在《建筑师》上发表，却仍然是纸上谈兵。在此前后，其他专家的保护建议也大多停留在方案上。直到1990年，阮仪三及其研究生和苏州政府合作的平江区保护工作才终于得到落实，受到中外好评^[8]。

可见在相当程度上，时代决定了历史遗产的命运。不同时代的客观条件影响着政策，而政策决定了遗产的命运。当代历史保护项目能够成功，未必完全因为保护建议优于梁思成与陈占祥，或者金经昌与陈从周，而是时代的变化，整体经济社会条件的提升，国家历史保护政策的完善，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所以庆祝今天历史保护的成就，首先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后的正确政策。今后历史保护的更大成就，仍然要归结于正确政策的接力赛。可以说，正确政策的接力赛是实现历史保护接力赛的根本保证。

#3

历史遗产的保护性整修

不同于城市更新的经济性开发

四十多年来的历史遗产保护工作虽然成绩显著，但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突出的问题是当申遗成功、历史遗产得到认证以后，如何实现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什么是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首先应该是历史遗产本身永续地得到保护，不被破坏，这是保护的根本；然后才是遗产地管理机构的可持续运行，不会终止，这是落实保护的具体保证。两者当然密切相关，但是有主次之分，皮毛之分。遗产保护是主，是“皮”；管理机构是次，是“毛”。现在的问题是，关注管理机构在经济上的可持续经营，超过了关心遗产本身的可持续保护。似乎只要管理机构(多为旅游公司)的财务稳定，可以支持其运行，就可以实现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此话不完全错。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历史遗产这个“皮”，还要遗产保护机构这个“毛”何用？若是本末倒置，会导致只关注历史遗产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遗产和传统空间本身的永续保护，忘却了保护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初心。

2021年2月14日，国家级历史传统保护村落云南翁丁佤族古村火灾，一百多栋古建筑烧毁，只有四栋幸存，整个佤族历史遗产地遭到毁灭性破坏。根本原因是经营古村的旅游公司对原有居民搬迁后，完全把古村当作旅游基地，开发了餐厅、旅游商品店等，只追求经济效益，缺乏原住民的主人翁意识，缺乏对古建筑群的保护，导致村庄发生火灾。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古村保护，更涉及历史传统文化的存亡。古村落保护学者冯骥才认为：“粗鄙化的旅游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对原有文化的瓦解”。他指出：重申请，轻保护；追求短期经济得益，忽视永久历史价值的偏向，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5]。类似情况在其他历史遗产地同样存在。

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混淆了历史遗产的保护性修整和城市更新的经济性开发的差别。从表面上看，历史遗产保护项目似乎和城市更新项目一样，都需要对原有的建筑及空间环境进行更新修缮，其实两者根本不同。在理论上，城市更新的本质是为未来的经济、社会需求提供新的空间场所。范恩斯坦指出：“改建旧城是因为必须创造一个新城来回应新经济状况的需要”^[9]。能否满足未来新体制和新经济对空间的需求，是决定是否需要城市更新、衡量城市更新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城市社会学研究指出：当城市社会出现转型、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时，城市空间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这是城市更新的社会性动力。反之，城市空间的改造更新，也应该反映出城市社会结构的改变及这种改变对空间的新需求^[10]。简言之，城市更新的动力来自于未来社会的新需求，是为了“求新”，推动力是市场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对空间改造后经济得益的预期。历史遗产保护则不同。对遗产地进行必要的修缮维护，是为了尽量保持旧址原貌，修旧如旧，从而让后人通过体验前人的生活环境，感受前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活动，感悟前人和自然共生的哲理，理解民族文化的根源和特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因此，历史遗产保护是为了“护旧”，为了重现历史环境，以便从中领悟民族传统的根源，其推动力是社会整体及决策者保护民族遗产、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

从目标动因来看，历史保护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行为，而城市更新改造是提高空间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历史保护对遗产空间的更新是保护性修整，而城市更新对空间的更新是开发性提升。最后, 从规划设计来看，城市更新项目可用的设计手法无限多样，创新正是城市设计的精髓。但是历史保护项目的设计却不可以天马行空，而必须传承历史文脉，依照传统肌理，在给定的框架里发挥才能。事实上，当代城市设计也越来越注重场所文脉，强调在创新中与传统对话^[11]⑤。

城市更新的理念本身在演化。上述芝加哥市政府在所谓“城市更新”的名义下拆毁了历史遗产建筑，充分表露了当时狭隘“城市更新”口号的纯经济性动力，不但破坏了历史遗产，也不符合今天更加全面的城市更新的内涵。1980年代后，对城市更新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城市更新的社会性、生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对历史传统的传承及当地场所的复兴成为社区更新的主要目标之一。甚至为了和过去狭隘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区分，城市更新的名字也改成了“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或“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不再强调完全的“新”而主张在原有的“旧”基础上振兴及再生。把历史传承当作城市振兴追求的目标，在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实例，国内也有不少佳作。例如上海的思南公馆，既是历史保护项目，因为重现了一个历史社区；又是城市振兴项目，因为提供了新的社会活动空间。思南公馆和临近的新天地不同，虽然两者都得到大家认可。新天地属于城市更新，即使保留了部分原石库门建筑，但是空间肌理和设计手法是植入的、创新的，是成功的经济性城市开发。思南公馆则在肌理和主要建筑两方面都保留了本土性，注重历史性，是成功的遗产保护实践。

遗产保护机构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是一个实际问题，不能回避。如果把重要历史遗产的保护提升为国家决策，当作振兴民族的公益事业，那么应该有相应配套的财政政策支持。国家级重要历史遗产都有专门的基金保障，不必、也不允许由管理机构自负盈亏负责，例如故宫、凡尔赛宫。鉴于国内目前大部分历史遗产地由旅游公司管理经营，应该区分不同等级的遗产地、区分不同功能的旅游公司，把负有重要历史遗产保护责任的旅游公司区分出来，给以特殊的政策扶助或补贴。2003年秋，我有机会参加评审十三陵保护开发项目，以罗哲文、郑孝燮为首的评审团一致反对建立十三陵度假村的开发方案。当地县、镇政府介绍说，为了维护遗址周围的保护圈，本乡农民缺乏土地进行开发活动，致使当地的人均收入是北京郊区中最低的，希望专家考虑这个实际困难。当时我的建议是开发权转移，由市政府协调，在保护区外划出经济开发飞地，归属十三陵镇作为补贴。当然对遗产保护机构还有其他补贴方式，例如由上级旅游部门统筹收支、和企业合作建立保护基金等。无论如何，不能把历史保护完全等同于城市更新的经济性开发，更不能把遗产地管理机构经济上的可持续经营，作为忽视遗产本身永续保护的借口。

#4

结    语

保护历史遗产是所有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师共同的职责，而不仅是名义上的“历史保护规划师、建筑师”的事情。虽然学术组织里也分设了专门的历史保护委员会，那只是管理上的划分，在职责上虽有主次却不是分割的。这是因为所有空间环境和场所都有自己的历史，后续的建设活动都应该尊重当地历史，不应由于新的建设而割断历史文脉。一个民族的人居环境历史保护应该是一个横断面，全面显示从高端的世界遗产到普通的民居小院的各种环境，所以需要所有设计师的集体协作。这是一种广义的历史保护意识。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历史遗产是联系一个民族过去和未来的物质纽带。历史犹如海平线，无垠而悠长。当我们以为接近了海平线时，它已悄悄后退，远去，与未来融合成新的海平线，展伸到更远的远方。历史永无止境, 历史保护工作也永无结束。历史遗产保护的意义，就在于以实体记录了我们曾经在哪里，我们现在离开那里有多远。历史自己不会记录历史，历史遗产能够帮助留下历史记录。人是健忘的，历史遗产能够帮助我们记忆。

注释及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注释

① 看到《江浙水乡文化名城形成机制·特色》一书的详细目录，是清华同衡历史保护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尚未读过全文，但是看来内容翔实，是很好的成果。1985年同济大学81级城市规划毕业设计组编制乌镇保护规划时，也有相似的研究，如孙施文的毕业论文《江南水乡城镇街市的认识与改建》。

② 1911年建成的清华大学校门(现为二校门)，有军机大臣那桐的“清华园”题字，在1966年8月“文革”开始时的“破四旧”运动中被彻底拆毁，直到1991年才得以重建。由于原建筑没有留下图纸，重建只能以照片为参考，现在的校门不得不成为一个仿制品。

③ 我祖籍乌镇，1980年代在同济大学任教。1984年底乌镇派人来同济联系我，讨论做乌镇规划的可能性，主要想结合公路建设的机会。我同意安排1985年春天带学生做毕业设计时去乌镇做规划。1985年春我与81级规划毕业设计组八位学生一起编制了最早的乌镇保护规划。保护规划抵制了拆除旧区、拓宽道路的不合理要求，确定了保护水乡原貌的基本方向和空间格局。期间我参加国际会议出国两周，由阮仪三老师代理指导。1988年我赴美后，在阮老师指导下乌镇规划又做了调整，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对于乌镇的保护开发工作，乌镇旅游开发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他们的工作提升了古镇的名声，基本保持了古镇中心区的面貌，也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提供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物质基础。但是建设过程中的“腾笼换鸟”政策，引起一些当地居民的不满。曾有老家亲友写信反映他们对迁出旧居的意见。虽然有补贴，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离开，特别是一些没有能够在当地安排工作的中老年人，对开发中“人村分离”的模式有意见。整体而论，乌镇的历史保护工作值得肯定。但是近年来新建的大型会议中心、名人展览馆等，似乎在基本功能上与历史保护相疏离，建筑尺度及风格上也和传统水乡环境不合。乌镇是知名的世界历史遗产地，乌镇的开发管理对其他遗产地有相当影响。也许国内历史保护学者可以对乌镇的经验教训做更多研究，以进一步提高遗产保护的水平。

④ 金经昌(即金石声，1910-2000)，规划教育家也是著名摄影家。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照片时，发现他历次到苏州的大量照片，特别是写在底片夹上的摄影记录，包括活动内容及参加人员，留下了可贵的历史材料。

⑤ 2013年出版的《城市设计读本》(Urban Design Reader)第二版第三部分“场所主题的扩展”(Growth of a place agenda)讨论了当代城市设计如何从“placeless”转向“place-making”，反映出城市设计越来越注重场所文脉的趋势。参见参考文献[11]。

参考文献

[1] 考工记[EB/OL].https://baike.so.com/doc/5720143-5932872.html.

[2] 中国营造学社[EB/OL].https://baike.so.com/doc/6845093-7062436.html.

[3] CAHAN R，WILLIAMS M. Richard Nickel’s Chicago: Photographs of a Lost City[M]. Chicago: Cityfiles Press Publishers，2006.

[4] Richard Nickel Died 40 Years Ago[EB/OL].2012-04-13.http://www.urbanreviewstl.com/2012/04/richard-nickel-died-40-years-ago/.

[5] 冯骥才. 粗鄙化的旅游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对原有文化的瓦解[N]. 南方周末，2021-03-18.

[6] MOLOTCH H, LOGAN J.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7] 董鉴泓. 辛勤耕耘，金石为开，直言陈词，铿锵有声—祝贺金经昌教授八十大寿[M]//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金经昌纪念文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8] 阮仪三. 从上海到澳门：同济大学城市遗产保护与规划创新典型案例[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9] FAINSTEIN N，FAINSTEIN S.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Urban Redevelopment[M]//CRANE R，WEBER 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rban Plan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587-608.

[10] 张庭伟. 从城市更新理论看理论溯源及范式转移[J]. 城市规划学刊，2020(1)：9-16.

[11] LARICE M，MACDONALD E. The Urban Design Reader[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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