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年会】学术对话十六: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转向
导读
9月26日,作为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学术对话十六“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转向”平行分会场成功举办。
本文字数:525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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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省城规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共同承办的学术对话十六“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转向”平行分会场,特别邀请7位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分享了精彩的主旨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转向”平行分会场
随着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对大湾区在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和空间品质等方面将有更高的要求。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之下,大湾区的建设有很多新的探索:产业园区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产业园区内并存聚集,推动园区与城区逐渐走向融合;“三旧”改造以及用地模式的创新有效促进了大湾区科创转向,如新型产业用地(M0)的诞生进一步支持新型产业发展,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从而实现城市建设中产业、城市、文化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因此,大湾区科创转向进程中的探索以及未来高质量发展关键问题的破解等都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省城规院扎根于我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长期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建设实践中,对城市群规划、创新空间规划、新城新区规划进行了丰富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近年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南沙新区2035+战略咨询”“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施方案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国土空间优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研究”等多种类型的规划实践及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与运用,并承担了多项省部级有关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规划研究与建设指引等方面的研究课题。
本场平行分会学术对话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转向进程中各重大科创平台发展状况的总体评述与讨论”“作为新的驱动要素,大湾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如何促进重塑区域发展新格局”“国土空间治理的规划变革与‘双区驱动’政策导向对大湾区科创平台有哪些作用与影响”“在要素供给方面如何构建灵活高效的用地模式和住房供应体系支撑大湾区科创转向的需求”四大议题,围绕大湾区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就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转向的发展历程、进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及其应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全国其他区域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提供借鉴和参考。
邱衍庆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理事长
邱衍庆主持并作开场报告。
关于“创新”,我们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在2018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就已进行过讨论,当时的主题叫做“创新空间与空间的创新”。在分析创新战略背景和解读城市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对创新活动、城市空间和规划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强调了创新空间。粤港澳大湾区众多平台中,科技创新平台最为重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具有国家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其人口净增长和GDP一直位于全国前列,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大湾区持久发展的动力。
湾区科创之“势”:在全球湾区经济与科技创新高度耦合的背景下,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从政策规划走向落地实施。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总体要求下,随着最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代表的政策先后出台,大湾区科技创新势头日趋强劲。
科创格局之“变”: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以“主轴+集群”的创新空间格局作为科创载体,以企业应用创新+高校原始创新的科创网络,以国际基础研发+地区跨界合作的科创机制,实现地区跨领域、跨边界、多元化、多层次合作,使得区域协同创新成为新的主流趋势,大湾区科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科创空间之“应”:为响应大湾区科创格局的变化趋势,国家、省在大湾区设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空间,其中,湾区创新平台包括松山湖科学城与光明科学城共建国家级科学中心,南沙科学城和广州科学城,港深合作共建下的落马洲河套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而2021年广东省提出的在湛江、珠海-江门、汕头等区域规划建设3个大型产业园区,其中珠海-江门的大型产业平台将成为珠三角西岸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科创转向之“问”:规划将如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如何为其他地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指导?由此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平台建设、区域发展、空间治理和要素供给四个方面面临的发展问题和挑战的参考议题,希望各位参会专家畅所欲言,分享真知灼见!
学术论坛环节,7位嘉宾分别作主题报告,分享大湾区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实践以及空间特征与规律,提出未来城市的创新模式、空间需求等观点,在场学者同仁围绕主题展开交流讨论,反响热烈。
王新哲:创新的空间,空间的创新
学会理事,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厉害的头脑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上海同济大学周边形成了环同济产业带,为什么上海居民欢迎创业者、设计师、高校大学生等将办公场所搬入社区,为什么华为将总部基地从深圳搬去东莞松山湖。王新哲副院长结合上海、深圳、东莞等相关案例,从创新的不同阶段出发,探讨创新的空间与空间的创新。他提出城市的第三空间和冗余空间是创新萌芽的空间,创新主体的地理临近推动创新的起步发展,创新成熟阶段则更多关注构建品质空间,创新主体将自主选择更适合创新的空间。同时他强调了创新空间供给应该更多关注创新萌芽与起步阶段的空间需求,而粤港澳大湾区非正式空间治理是创新空间规划的宝贵经验。最后,他总结道,创新萌芽阶段,规划要包容;创新起步阶段,规划要促进;创新的成熟阶段,规划要保障;此外,在空间规划管理的应对方面,首先应该增加规划柔性,其次注重战略思考,并且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袁奇峰:制内创新,广州开发区的科创转型
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从“创新是什么”的发问开始,袁奇峰教授指出,创新的源头是思想的创新、科学的创新,然后才是产业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有两种典型模型:科技攻关模型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我国的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自由创新模型如硅谷模式、埃隆马斯克、台湾新竹科技园。前者以政府为主导,以项目为核心,成本高而成功率低;后者依靠市场自生,以大学为主导,以企业为核心,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逻辑。而在广州、深圳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更为典型的是第三种模型,即“制内创新”,也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这是一种更加适应我国制度框架的创新模式。以广州开发区为实证案例,广州开发区经历了从工业园到科技园到城区的发展阶段,在政策牵引力、组织保障力、市场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现在已发展成为与天河区并驾齐驱的区域科技创新高地。
范钟铭:城市发展创新空间的再思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深圳分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为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吸引高素质人才,复合功能街区、新兴产业用地等概念层出不穷,实际上这些创新空间是否能支撑我国被“卡脖子”的高端技术突破?国家战略产业真正所需的创新空间是什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深圳分院常务副院长范钟铭认为,需要基于更加理性的产业链分析,深度剖析大型制造厂空间组织,分类定制工业社区单元模式,结合城市半径分距离引导创新空间发展。通过分析半导体产业链的结构,借鉴国内外芯片生产企业的空间布局,总结出芯片制造厂、园区的空间组织。在规划层面上,结合企业所处的产业环节和企业成长阶段,定制化三类产业空间,精准引进适合企业类型。在品质营造上,以“空间织补”的理念,优化产城品质,引导先进制造业、大型制造业在城市中合理布局,避免城市产业空心化。在实操层面上,通过土地整备,理顺复杂的土地权属问题,推动土地实现功能升级,多元利益主体实现财富升级。
董美玲:推进大湾区创新基地体系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纵向处处长、研究员
董美玲副院长作题为《推进大湾区创新基地体系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报告。她认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领域发展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科技力量。董美玲把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建设放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建设中进行比较分析,生动地展示了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地的类型、布局和建设现状,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步伐正在加快,联合实验室成为独特的、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类型。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加强对在粤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二是落地、落实大湾区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三是构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良性互动平台;四是做实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通过跨界交流,给规划研究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同视角的启发。
吕晓蓓:城市创新趋势及空间规划应对
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委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工
空间规划如何迎接创新?吕晓蓓总规划师提出,面对创新的随机性、偶发性,我们应回归人的基本需求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空间规划可以从三个维度介入到创新发展中:在宏观层面,注重区域交通网、城镇网和创新网的互联与互通;在中观层面,重视创新功能和城市服务资源整合与关联,构建多样化的创新空间;在微观层面,要为创新个体提供低成本、易交易、便利化、自由氛围和空间。她最后提出,创新是一种思维范式,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企业,更不能单纯依靠单一的规划类型,需要我们转变城市治理和运营理念,从创新者的需求出发,将创新的思维贯穿到整个空间规划和空间设计的体系中,释放创新资源,努力创造一个自由、宽松、充满活力的创新氛围。
龙瀛:在深圳某科创社区的实践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
随着碳中和发展愿景与数字中国建设要求的提出,龙瀛认为科创“社区”在经历了“经典”的工业园/开发区、宏观尺度上的功能混合、组团尺度的功能混合三代演变后,第四代科创“社区”则更加关注于以人为本的需求变化趋势和以城为体的技术变化趋势。“以人为本”的需求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从社区到社群的社交方式、工作居住游憩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回归自然的健康追求理念等,“以城为体”的技术变化趋势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平行阶段,突出表现在ICT产品的集成应用与示范方面;第二个是混合阶段,体现在数据驱动ICT技术改变人居环境建造与运营方式的综合系统试验上;第三个是融合阶段,全面连接时空的未来互联网愿景与新业务模式的探索。
龙瀛指出,数字创新(科技图层)融入未来科创社区营造会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它也将通过强化空间或设施干预、强化感知运营管理、强化孪生建模再现等多种路径营造未来城市空间,最终实现人本、智能和低碳。
马向明:从知识城到庆盛创新节点看创新空间规划设计的演变
学会城市影像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马向明总工程师回顾了大湾区几个关键性的创新空间规划节点。
首先是《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规划(2010-2020)》,在2007年同时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期、新劳动法颁布、港台资金撤离等困境,以及2008年广东双转移、珠三角产业空心化等背景下,广东省与新加坡合作,引入“知识城”的概念,提出未来的城市主要是围绕知识型的人才而建设,人才是创新的主体。这个规划当时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交通构建,把高速公路、轨道线路引入,将知识城嵌入珠三角流空间网络中;二是生态环境营造,提出公共服务和绿化要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三是宜居性打造,知识城强调以人为主,产业用地比率比开发区低。
第二个是2017年的《广深科创走廊规划》,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和制造业全球化向创新全球化转变的背景下,广东省提出建设科创走廊,目标是珠三角要成为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第四个创新中心。这个规划的主要功能,第一次把空间问题与创新要素的投放结合在一起,由省住建厅+省科技厅联合推动,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了创新的风险性与空间场所的关系问题以及创新的制度厚度和信息浓度问题。
第三个是2018年《东莞滨海湾新区规划》,从过去的全球化中的城市“引进来”的承接平台到走向全球化新阶段城市走出去的战略支点背景下,湾区发展逻辑产生了什么变化?城市的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创新力量主导下,科技资本参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组织,更多新的潜力地区得到发展,中间地带出现机会。这个规划主要体现了企业走出去与城市功能的关系,创新时代龙头企业的作用、区位关系。
第四个是当前正在推进的南沙庆盛片区规划设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深度合作区,这个创新节点的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如何把香港的教育跟医疗服务引进来,如何激发香港科技大学的作用,主要体现了流空间对创新活动的作用、研发机构与创新空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关系空间的作用。
他总结道,从2010年的广州知识城规划,认识到了流空间对创新活动的作用,重点解决交通问题;从2017年的广深科创走廊规划,认识到了制度厚度和信息浓度对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重点是把这些创新机构引到空间场所里,两者结合产生创新;从2018年东莞市滨海湾新区规划,看到了创新力量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大型支柱企业在创新链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功能的复杂性,他们的空间区位需要与传统总部企业有很大不同;从最近的南沙庆盛创新节点规划中,认识到关系空间对创新活动的意义,这里的关系空间跟香港关系密切,将为各种来往于香港或者国际的人才提供一个接轨的场所。
至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转向”平行分会圆满结束。
本文来源:南粤规划(gds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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