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滨兴院士忆高考：高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导数”
方滨兴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曾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计算机学院首席学术顾问、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基础设施的概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其中三项是第一完成人。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考得以恢复，对于我们那代人是一个转折。对我来说，高考让我找到了更好的人生道路。
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无数个选择和转折，关键是如何应对。一路走下来，我认为应该勇于、乐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去探索新的领域，迎接未知的挑战。
我把这称为“导数理论”，就是说要追求变量，不要过于介意常量，尽管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常量。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万年县，但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
我从小就喜欢维修东西。有一次，在父亲帮助下，我把学校坏了的留声机带回家修好后，学校广播室的钥匙便由我来保管，当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
从此，一到课间操时间，我就赶紧跑到广播室，打开广播并敦促各班的同学们站好队。当时感觉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周日学校没人时，还会给小伙伴们播放音乐来炫耀。
那时候，我们将各种聪明才智充分发挥。
记得有一次学校搞运动会，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发挥各自特长，做了一块长4米、宽1米的展板，上面有用剪纸做成的各种运动姿势，再写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字。当我们班举着这块展示牌参加检阅时，别的班级很是羡慕。
那时我们都喜欢做无线电和收音机。
我做的第一个收音机是矿石收音机，一种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主要用于接收中波的无线电广播信号。我还做过接收电视伴音的装置，虽然不能直接看电视，但在那个鲜有电视的年代，能听到伴音也挺高兴。
因为淘气，还将伴音接收装置改造成干扰装置，让邻居家看不好电视。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对“电”产生了极大兴趣。当高考报考时，我就想要考和电相关的专业，于是选择了电子计算机，虽然那时并不太了解计算机的具体用途。
我的整个小学、中学时期正逢“文革”，那时废除了初中、高中的概念，即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制。
我所在中学是哈尔滨第124中学，主要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哈军工）的子弟。
我家住在哈军工家属院，周围邻居都是大学老师，他们经常出题考我，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
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别人无法看到的数学书籍，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数学水平。
“文革”时期，大部分学生不怎么学习，写作业基本靠抄。
我在班级属于有号召力的人，为了保持这种“荣誉感”，扮演被抄的角色，所以我一直认真学习功课，学习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
虽然学习很好，但我并不知道中学毕业后要做什么，对前路感觉迷茫。
其间，有的同学下乡，有的同学参军，还有的同学直接找工作了。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另一条路。
按黑龙江省规定，当年10月先组织初考，12月终考。同时，每个学校有一定免除初考的名额。
因学习成绩好，我享有了“豁免权”，当时学校只有2个免初试名额。
在我紧张备考时，有一个叫魏永海的同学，每天一大早就会跑步到我家，找我帮忙解题。
但他不想让其他同学知道，也希望我不要告诉别人。
但有一次，我把他勤奋学习的事写进了作文，没想到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张贴到黑板上，这事一下子公布于众了。
方滨兴（第三排右一）16岁时中学班级合影，第四排右一是文中提及的魏永海
于是，越来越多的同学来找我补课，这也使我有了办补课班的想法。那时学校只上半天课，下午有充足的时间。
我的这个补课班是免费的，开始只针对本校学生，渐渐，一些外校的学生或慕名而来，或收集我出的模拟题。
说实话，当时有些内容我自己也并不完全理解，只有在给别人讲解时，自己才能进一步提高思辨能力。
这个观点一直贯穿于我的认识中，我现在在广州大学办了“方滨兴研究生班”，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以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巩固他们的知识。
一直以来，我特别相信一句话，“你想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
高考前，还出现过一段有意思的插曲。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考，我会在黑龙江省建三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一名知青。
“文革”时期，全社会兴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学校把下乡宣传得非常美好，让人觉得不上山下乡就是落后分子。
当时大我一岁的姐姐很想去，我也支持她，那是1976年。
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用下乡的，因为我父亲所在的哈军工迁到了湖南长沙，当时政策规定没有随迁到长沙的哈军工教职员工因随时面临动迁，其子女可以不上山下乡。
但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姐姐还是想去。父母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父亲还特地将户口本藏了起来。
其间，我们天天抱怨父亲，说他是落后分子。
就在下乡队伍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又一次指责父亲，他迫不得已把户口本拿出来，并说了气话：“你想走就走吧。”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认定报名无望才拿出来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利用仅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为姐姐办好了全部手续。
父母下班回来后大吃一惊，但木已成舟。那晚，父母一夜未睡，我记得母亲边哭边为姐姐做新被子。
其实，当时我真不知道下乡有多苦，更理解不了父母的心思。母亲事后还常常训斥我，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在家里吃独食，尤其在姐姐抱怨的时候。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后来就想下乡把姐姐换回来。
根据规定，父母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我下乡她就可以回来。但姐姐得知我要换她时，坚决反对，说兵团太苦太累，已经有校友死在兵团了。她坚持不让我去。
也是机缘巧合，我班本来有两个同学申请下乡，临出发前，其中一位说不去了，但名额已订好，不能没人去，于是我便顶上了，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兵团考察之旅。
当我中途回到学校作完全下乡的准备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时老师劝我报名考大学。当得知考上大学也能把姐姐换回来之后，我便留下来准备高考。
1979年，姐姐按照政策返乡。实际上，她能回来也不完全是因为我考走，还跟社会大环境有关。那时“文革”结束了，下乡青年已经开始大批返乡。
1977年12月24日至26日，我在哈尔滨第四中学所设的考场参加了高考。由于之前对高考没什么概念，我考试时并没有太紧张。
印象较深的是，答题期间，不断有监考老师围在我身边指指点点。
后来得知，原来他们是看到我的卷子写得很满，当时答出来的考生只占少数，能答满卷子的人就显得特殊。
当时黑龙江省的总分是400分，另有40分的加分。我的高考成绩是352＋6分，比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线高出40多分。
但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只招9人，而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则招200多人。为了确保考上大学把姐姐换回，我按父亲建议，第一志愿报的是哈工大电子计算机专业。
1978年1月，通知书下来，是我们中学校长方等老师亲自送到我家的。
由于我的成绩在哈尔滨市3000多应届生中排名第二，《黑龙江日报》记者后来到哈工大采访新生时还采访了我。
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父亲特别高兴，当时还把这段报道剪下珍藏起来。
方滨兴（前排左三）大学毕业前同学合影
1978年3月，新生报到，这一年我17岁，同班最大的同学大我13岁。
那时大学生都比着学，我记得学校的宿舍门一般在早晨6点开，但为了早点去教室学习，我们得想办法出去。
有一天，我们发现二楼厕所的下面是煤堆，跳下去应该不会受伤，于是这里便成为了我们提前到教室的一个“出口”。
因一下子招了这么多学生，学校基本条件还不具备。
比如，我所在的宿舍是8个人住在地下室，特别潮湿，连床垫都发霉，隔壁还是厕所。虽然我们跟学校反映过几次，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空房间可调换。
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两年，直到我和舍友们找到一个仓库，并清理完后，学校才同意调换。这个新宿舍虽然不潮湿了，但其特别冷。
在我刚上大学时，计算机还是稀罕物。那时的计算机不像现在用键盘输入、屏幕输出，而是用纸带输入、用打印机输出。
使用前，需要把编好的程序输入到计算机中去，利用穿孔纸带进行输入……那时我的记忆力好，能够看着纸带在脑海里映射出程序的源码，甚至能帮同学只看纸带就挑出程序上的问题。
虽然大学过得很充实，但每每想到自己超过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那么多却没去，就多少有点遗憾。
正因如此，1981年我考研究生时首选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一开始，我还并不知道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前，哈工大计算机系需要大量师资，我被认定是留校当老师的好苗子，系主任卢老师故意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后来我给清华大学打电话才得知我被录取。
通过和系里反复交涉，我才正式拿到录取通知书。
在硕士毕业前，卢主任和我的恩师胡铭曾教授又到清华大学找我，动员我回哈工大当老师。
那时大学生包分配，因大学三年级时我家已搬迁到天津，所以我被分配到了天津大学，但那时已经说好回到哈工大任教，正好有位分配到黑龙江省的毕业生不愿回去，我们俩就对调了一下。
回到哈工大是1984年，我在任教期间取得了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
27岁时作为讲师组织了首届全国青年计算机学术会议，并担任了大会主席。29岁评上副教授，32岁评上教授。
1990年，我在职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教授、胡守仁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1999年，我被调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工作。
也是从那之后，我的科研成果大量产出，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其中三项是第一完成人。
现在回想，这些成绩都是时代给予的馈赠。那时，大家都很有闯劲和拼劲。
我有一个“导数理论”，它是我人生选择的判定依据。它的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追求增量，而不要过于在意常量。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有增量，那么他的人生导数大于零，尽管绝对值不高也是让人满足的，所以人们常常说普通人更容易得到满足。
一个人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呈现出导数小于零的状态，尽管其绝对值还很高，但其精神状态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所以说，衡量人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常数，一个是导数。显然，导数才更值得看重。
2007年，我到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北邮）担任校长，这与我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找不到导数有关系。
对我来说，换一个工作就如同换了个基数，开始或许很艰难，但却更容易让我找到自己的导数。
事实证明，我在北邮找到了很好的导数。在我的任内，北邮的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得以从全国第三名晋升到全国第一名。
目前，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
中国发展到现在，科研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已经在发生变化，现在更强调学术是否落地，是否产生经济效益，是否让人们从科研中有获得感。当然，我希望我们提出的新思想能够产生更多GDP。
回顾我的人生，可以用5个“8年”来概括：第一个8年在哈工大当上了教授；第二个8年在哈工大做到了自己的“天花板”；第三个8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创造了许多奇迹；第四个8年在北邮把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推到了顶峰。
目前是我的第五个“8年”阶段，或许是我人生中创业的最后一个8年，我希望能在“方滨兴研究生班”的教育中达到理想的境界，并在网络靶场、大搜索等项目中有所突破，这将是我这个8年的愿望，所以我必须争分夺秒，刻不容缓。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也有很多话愿与其分享：希望你们不盲目地迷信权威，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要过分依赖别人给你选择的路，要敢于挑战、敢于质疑，否则就永远没有创新可言。
（本报记者秦志伟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8-12-14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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