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桢：面对一桌之隔的侵华日军老兵，我真想扇他嘴巴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杂志”（ID：YOUTH-POWER）作者：李素桢

我目前在日本工作，主要为我们中华民族记录侵华日军老兵的口述证言。抱着这种使命，我团结志同者在日本自费干了20多年了。记录过去是为了现在与未来。我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对这些侵华者（亦称加害者）的口述访谈，搞大型加害者口述历史讲演大会，不是宣传、延续历史仇恨，而是珍爱和平，警示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永享安康。

李素桢（中）腿伤时与田刚（后排右）访谈日本原关东军宪兵今村真（后排左）后合影

其中，有很多酸甜苦辣，我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也更需要冷静、理智和勇气。

口述访谈与历史教育

我经历了从不冷静到冷静、理智地访谈侵华日军老兵的过程。当初访谈时，面对一桌之隔的侵华日军老兵，听到他讲述烧杀掠夺时，我控制不住自己，几乎踹翻桌子，扇他嘴巴。经过一段时间磨炼，我渐渐冷静、理智起来了。在访谈中，我自己要专心地倾听，争取尽快与口述者一同步入历史记忆隧道，进入回忆的深层，揭示隐秘的细节。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考察历史背景，查明战场的具体时间等。尤其是：不能只做留声机器，要有教育、宣传的责任感。也就是应该转换身份，不仅要做一个历史事实考证者，还要做一个反思历史、促进和平的教育者。

比如樱井规顺，他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他随父母逃走。当时他的衣服都被中国人扒光，最后仅剩下一条裤衩。我问他：“你对战败逃走是怎么认识的？”他说：“那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家到中国没花钱就得到大片的熟地，而且还有两个苦力为我家种大豆、干杂活儿。”所以他认识到开拓团是对中国东北农民的最大犯罪。这是经过5年多的交流、分析，我们一起调查东北农民讲述土地被关东军抢占或强制贱卖等事实后，他才有了这种历史认识。

李素桢（左）访谈樱井规顺（右）后合影

李素桢（右）访谈樱井规顺（左）

让口述者认识到自己所讲述的经历是历史证言，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对一个有侵华经历的日本老兵来说，相当不容易。有的人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大人们做的事情。”有的人说：“虽然我是那个细菌部队的队员，但我没干人体解剖的实验，没亲自投撒过细菌。”有的人说：“我家在黑龙江得到20垧耕地，那是关东军买来分配给我家的。”有的人说：“我只是满铁的技术员，没扛过枪，我们建设了满洲铁道。”有的人说：“我见过在慰安所门前排着长长队伍的士兵，可是我没进去。”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气愤，我也暗下决心，要下很多功夫教育他们认识历史的真实罪恶。

日本口述史访中演讲团在长春合影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访中研讨会

还有一类年轻人，他们对我说：“那些战争的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让它像风一样过去吧。如果老提旧账，甚至什么慰安妇道歉、731道歉、强制劳工道歉等，如果道歉了，是不是就涉及经济赔偿，那就得我们这一代缴纳呀。所以，我赞成改变宪法。”

举一个问卷例子。在日本大学讲授东亚地域文化历史时，我调查过日本大学生对两个历史数字的认知，一个是8·15，另一个是9·18。对8·15的回答百分之百，对9·18的回答是百分之二。可见他们只知被害而不知加害的教育现象。这也是我们搞口述历史大型讲演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日本做侵华日军老兵口述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是日本人在伪满洲汉语能力考试的研究。因为资料缺乏，就到民间去调查，所以接触到了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士兵、宪兵、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医生、教师等日本人，他们讲述个人经历，有的让我听后彻夜难眠。比如小林宽澄，他跟我讲，他的班长、排长去慰安妇所后，都得了性病，梅毒很严重。听说吃人脑子可以治疗梅毒，他们就抓来三名中国农民砍下脑袋，然后像烤猪头那样烧烤，一勺一勺地挖脑髓吃。听后，我晚上一闭上眼睛，就似乎看到刺刀的寒光，听到被砍头的惨叫。我决定把这些口述证言留下来，与我的博士导师植田渥雄以及其他志同者田刚、桥口杰等，一起成立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

李素桢（左）、田刚（右）与平井润一（中）

研究会成立15年来，我一边访谈记录加害者的证言，一边组织大型口述历史讲演大会，已召开了45次讲演大会，最多一次现场直播讲演曾有5000万人以上点播视听。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访中讲演后合影，正中戴眼镜高个者为植田渥雄

今年9月4日这次口述历史讲演大会，因为疫情，我们采用了远程视频线上线下的方式，出席者约200人，覆盖了英国、美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学研究者和大学生、市民等。

我确信，这次世界性的加害者口述讲演大会，基本上能让世人知道：日本一些人轻视或者不敢、不想正视侵略史实，力图把它从历史中抹消掉的风潮正在蔓延。某国会议员公开说：731部队的细菌战问题 “在外交部和防卫厅（现国防部）的文件中，目前尚未发现可以证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进行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因此，原731队员清水英男等人的731遗物、证言，地方政府开设的资料馆拒绝展出。可见修正历史的右翼势力正在新形势下潮涨。日本官方拒绝展示，我们民间就搭台宣传。这就是我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使命。

李素桢（中）在黑龙江调查731支队（林口）现场，同行者有于春芳（右）、赵海龙（左）

李素桢（左）与日籍八路军小林宽澄（右）

李素桢（左二）与解放军中的日籍战士们，左一为桥口杰

以下择录的是731少年队员清水英男的证言，这是他9月4日在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创立15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清水英男：我为自己成为侵华爪牙、帮凶感到懊悔

大家好！
我叫清水英男，现在92岁。今天要讲的是在我14岁那年，昭和二十年（1945年 ）3月-8月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我入伍731部队时的一些亲身经历。

清水英男（后排右一）

按现行学制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曾作为见习技术员加入731部队，尽管仅为时5个月左右。我是后来才得知731部队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人体解剖、细菌战等恶劣行径。虽然在当时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但是，现在我对自己曾经参与过这样的犯罪行径而感到追悔莫及，对此，我从心底表示道歉。
我读过《这样的媒体与政党——日本不需要》（高山正之、和田政宗著，2018年10月， WAC文库出版）这本书，著者和田政宗身为参议院议员，却主张“有关731的事纯属谎言，都是美国编造的，所以，731部队当初才没有人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可是，事实上，当时有几名下级军官被判刑了，背负罪名的不是上层的大人物而是下层的小人物，由此，我深切体会到法律是可以被当权者随意滥用的。我甚至觉得731部队的事实也正在左右着当今的政治走向。那么歪曲史实的到底是谁呢？
二战中牺牲了很多生命，这种负面的责任让下一代人来背负确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些事实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加入731部队以前

我1930年出生于长野县上伊那郡宫田村，是两男三女（五兄弟姐妹，译者注）中的次男。我之所以加入731部队，是由学校老师推荐去哈尔滨工作的，事先并不了解要去做什么，稀里糊涂地就被录取为第四期见习技术员。1945年（昭和二十年）3月，我从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3天后便奔赴哈尔滨。入队时14岁。同期入队者34人，其中伊那（郡）出生者11人。从宫田村出发的日期是1945年3月23日，我们在下关集结后，从博多港出发到釜山，再经平城—安东—奉天—新京，最后到达哈尔滨。

加入731部队后的工作情况

我们新队员中仅有3人被编入教育部的实习室。我们早上去63栋2层的实验室时，要先接受服装灭菌，然后更换白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病原菌的基础知识（细菌检查法、培养基制作法、灭菌消毒法）。有时也会进行一些实验，例如：用挖耳勺状的白金棒从实验用老鼠（白鼠）的肛门里采出一些物体，再把它移植到用寒天制作的细菌培养皿里；或者检验用过滤器滤过的水。关于其他班的情况，由于在当时都属于绝密，所以他们都做了什么，我根本无从得知。

参观标本室

参观标本室前有人为我们讲解说，要想成为外科医生至少需要（解剖，译者注）三具尸体。标本室里陈列着人体各个部位的标本（在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瓶里）。当时，有人告诉我们那些都是用“丸太”（间谍以及在抗日运动中被俘的人员）进行活体实验后制成的标本。当天夜里，我就噩梦缠身，睡在旁边的人无论怎么敲打我，我都睁不开眼睛，浑身冒冷汗。人只要看到过这样的标本，就一定会相信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所描写的情景都是真实的：有一个女性“丸太”为了救自己可爱的孩子，无论什么实验她都应承下来。结果她并没有被当人看待，母子俩最后都被惨无人道地制成了标本。

利用少年队员身体进行人体实验

正如《恶魔的饱食》中所记载的那样，他们让少年队员吃下带有病原菌的馒头，然后来观察效果。我觉得我也曾被这样利用过。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用来作了人体实验。回国后读了《恶魔的饱食》，我才意识到我所经历的就是一次人体实验。当时经常会有前辈研究者送给我馒头吃。有一次我吃过馒头后高烧到42度，持续了一周左右。那期间并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只是让我卧床休息，卫生兵每天来给我测一次体温和脉搏。一周后才给我打了一针，结果马上就退烧了。当时有人对我封口说：“以后去诊所时绝对不可泄露打过针的事。”部队的研究者中也有人因感染病原菌而死去的。据说在活体实验中，也有日本人成为牺牲品。

昭和二十年8月9日晨  苏联参战  哈尔滨空袭

上午还一直很平静，到了下午情势突变。夜里苏联开始空袭（照明弹）。我们躲在防空洞内，可那一夜被蚊子叮得根本没睡着。8月11日（编者注：指1945年8月11日）早上，我听到有个前辈研究者说：“还在冒烟啊！”我推测他说的冒烟就是指焚烧那些特设监狱里的“丸太”（被人体实验的人）时冒的烟。8月12日，我们进到特设监狱里去拾那些被焚烧剩下的人骨。结束后又去搬运用来爆破特设监狱的火药，随后被令退避，于是我们就退避到锅炉房。爆破的碎片越过五层楼高的建筑向我们这边飞来。

昭和二十年8月13日  搬运・杂役

8月13日（编者注：指1945年8月13日），我们往卡车上装运行李；8月14日早上，收到转移命令后，随即被叫到实习室。我们各就各位后，为我们每人都配发了自绝用的手枪和氰化物，并命令我们一旦被捕就要自绝。我把配发的手枪放在皮箱里，氰化物藏在两层袜子的中间。8月15日，在离新京（长春）站一站地的地方得知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那时候列车被令停运，待命一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车，所以我们就想下车，在附近准备开伙，正在这时，突然又收到出发的命令，大家又急忙返回车上。最后上车的人都是发车后被硬拉上来的。8月16日早上到达奉天（沈阳）。有个第二期的前辈说：“你们回日本去吧！”我这才知道我们是要回日本。前辈跟我们告别说：“我要在这儿（奉天）下车，去当马贼。”如果那时候我们大家能了解内地的状况，应该不会出现前辈这样要去当马贼的人，也不会有要自杀的人吧。后来，我们纵穿朝鲜半岛，到达釜山港。我在港口把自绝用的手枪和氰化物都扔掉了。从釜山港出发，我们乘坐“晓部队”的运送船回到山口县的萩市，从萩市绕过下关途径广岛才回到长野。在广岛，我亲眼目睹了广岛刚刚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

归国时被逼发誓

归国时命令我们要立下三个誓：
1．隐匿731部队的军历；2．不许就任公职；3．队员之间不许相互联络。此外，我还被禁止从事与医院相关的工作。

呼吁用对话的方式来避免战争

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就是一种独裁政治，是任由上层恣意而为的政治。安保条约、秘密保护法、一亿总动员……我担心日本会重返军国主义的道路。我现在和妻子二人生活，每次见到可爱的重孙，脑海里都不禁会浮现出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那个婴儿。战争是何等的悲惨，没有去过战场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到这一点。
当今的日本政权完全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责任和731部队所犯的罪行。从言论上来说，有人称：“有关历史认识是否该定性为侵略的问题，这取决于如何解释。”（稻田防卫大臣）。从行为上来看，曾有报道称（2013年5月12日）：“安倍首相于宫城县松岛市空军自卫队基地试乘标号731的训练机，并竖起拇指，微笑着配合记者拍照。”
我要向全世界的领袖们呼吁：用对话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一条能够安心生活的道路吧。
国会议员们，也请你们不要只考虑保住自己的地位，你们要去选择一条超越党派之争的坦途。我们担忧经济成长与科学发展会带来地球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灭亡。我期待能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也能为未来的孩子们开辟一条充满幸福之路。
最后，我想再次用我最初说的那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为自己加入731细菌部队，成为侵略、犯罪行为的爪牙、帮凶而感到懊悔，并诚心诚意地谢罪。我从心底向大家表示道歉。
2022年9月4日下午于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
第29回例会 清水英男

以下证言是平井润一在日中口述历史研究会创立15周年讲演大会的讲演稿。

我亲身经历的“新京”鼠疫

——1940年的新京鼠疫灾害

元凶是731部队

平井润一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1934年到1943年，我在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生活了9年，其中1940年到1943年那3年，我是伪满洲国首府新京市（现吉林省长春市）的一名初中生，在新京第一中学（日本人学校）上学。
回忆起大约80年前的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1940年新京鼠疫流行一事。当时我还在读初中一年级。鼠疫在市中心的新京火车站南侧流行，是日本人居住最多的地方。流行期为1940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时间。这场灾难让当时人口约40万的新京城陷入了恐怖的深渊。
当时，我们被告知“鼠疫发病会发40度以上的高烧，人身体变成黑色的木乃伊状态，然后死去”。那场新京鼠疫的患者共有28人（日本人15人，中国人13人），奇迹般地有2人被救活（日本人、中国人各一人），其他26人死亡。
在“建设王道乐土”口号下的伪满洲国首都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伪满洲国政府和新京市政府觉得特别丢面子，于是赶快采取对策。市政府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全面封锁鼠疫暴发地区的对外交通，患者收住医院后，把他们的住宅和周围房屋以及所有家具、用具统统烧光。新京鼠疫流行的时间比较短、死者较少的原因，我觉得和瘟疫暴发初期这种粗暴的强制措施有关。不过这是在战争时期军国主义强权体制下实现的。
那时我还是个初一学生，我从郊区校舍的房顶上望着焚烧住房的滚滚黑烟，非常不安。今天，94岁的我还鲜明地记着那个场景。当时的伪满洲国政府的日本高级官员武藤富男在他写的《我和满洲国》一书（《文艺春秋》1988年）里记下他参与焚烧房屋的亲身经历。
据武藤的记述，被烧光的那片房屋里有平房，也有二层楼和三层楼的建筑。为了防止火势蔓延，他们把那些房子用白铁皮围起来。消防车开路，先把三层楼房的屋顶拆毁，从下面点火。
武藤详细地描述了烧房屋的经过，他写道：“这场人为火灾在圈起来的范围里，从平房烧到二层楼房接连燃烧，大约三个小时后，三角地的主要地方的焚烧就完成了。”
“一般火灾发生时会有很多人看热闹。而那时附近的居民都紧闭大门，没有一个人出来。”他说的“三角地”，是发生鼠疫的新京中心地区的俗称。
市政府给全体市民接种疫苗，还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他们说鼠疫“主要以老鼠身上的跳蚤带的病菌传染，或者通过空气传染”。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我看到的日本全国都戴口罩的情形和当时的新京的情景很像。那时候还有政策鼓励人们抓老鼠，定下价格“一只100元”收购市民捕获的老鼠。
当时的官方解释是“距离新京以北60公里的农安地区发生的鼠疫传播到新京了”。而实际的罪魁祸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731部队在新京北边300公里之遥的哈尔滨建立了生物・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制造的据点，而他们把农安作为检测鼠疫兵器效果的秘密试验场地。
农安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前曾经有过鼠疫自然流行的历史，731部队可能认为选择在这里做实验，即使细菌外泄引起鼠疫流行，也可以伪装成是鼠疫的自然流行。
农安距离首府新京很近，瘟疫蔓延开来就会夺走许多市民的生命。不顾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而强行把农安作为实验地，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贪婪和残忍的本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日本民主医疗机关联合会原名誉会长莇昭三在研究了历史文献和各种资料之后，查明了731部队是“新京鼠疫”的元凶。详细内容刊登在我所属的日中友好协会的报纸上（2013年9月15日）。
我读了那篇文章，作为亲身经历了新京鼠疫恐怖的日本人，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731部队”的残忍性愤怒不已！
现在我发誓:要认真总结侵略历史的教训，深刻反省过去，一定要建立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我的发言完了，谢谢静听。

日本战败77年过去了，直到今天，石井四郎的阴魂还在游荡，他的命令似乎还在生效。为什么这么说呢？清水英男向一个地方政府举办的展览馆提出，希望展示在哈尔滨731部队的照片以及自己的证言，但是却被拒绝了。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不承认当然就谈不到谢罪。首先要让他承认历史事实。用民众口述史的方法，来揭秘历史事实，我想会取得一定的效果。只有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友好。否则，就像空中的楼阁，无根无基，随时倾斜倒塌。现在能口述那段历史的人，在世的已经很少了。抢救他们的口述证言如同抢救水火之灾，急不可待，必须与时间赛跑。

由于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方有计划地处理、销毁文献档案，造成慰安妇、细菌战等研究的困难。而侵华日军老兵的口述证言，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补充相关文献史料的缺乏，补正人为篡改的事实和刻意隐蔽的战争犯罪。

口述访谈就是收集亲历者头脑中的活资料，从而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一个方法。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做下去。

编　　辑丨孙希雨

校　　对丨李　漫

校　　审丨孙小千

值班编委丨刘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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