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
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所以，要经过许多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谓也）持续地试错，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
企业家和商人（企业主、老板）是两个群体。维也纳·桑巴特说，“按我的想法，如果要描绘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最佳形象，就要描绘出一身兼具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那种人的画像。比如说浮士德，浮士德身上可以说寄寓了两个灵魂；然而，与浮士德的灵魂不同的是，企业家的这两个灵魂不愿意分开。正相反，这两个灵魂愿意和谐地工作在一起。那么，这两种性质是什么呢？一个是企业家（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另一个是商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9，153页）企业家必须是一个商人，但又不止于商人。企业家往往缀以才能、精神，且经常不被认为是具体的职业。可以说，天赋的创业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质。易言之，企业家的载体是创业创新精神，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等价的。
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所以，要经过许多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谓也）持续地试错，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接下来的问题是，试错在哪种文化环境里进行，最有可能为“对”。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基因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通过遗传得到的遗传材料DNA的碱基顺序排列所决定。但是，环境因素的后天影响，会改变基因表达，使原来基因不能正常地工作和表达，或相反，使原来基因能够正常甚至更加优化地工作和表达。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在上个世纪初就试图说明，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产生和表达，并对此有过一场争论。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罗克斯伯里第三版，2010.8）写过一篇“导读”（上书，306-365页）。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韦伯坚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306页）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这两个提法。所谓“更为谦虚”，是指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企业家精神是职业精神的一种，产生的是激励作用；“之外的领域”，是指他所要承认的“宗教源泉”的背后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清教徒入世的禁欲主义，产生的是约束作用。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二者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8页）
韦伯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进而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通过比较案例的考察，他认为，有利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人口变迁，以及气候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也曾存在于古代世界，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年代——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有首先出现在这些文明中（319页）。他坚信，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根源，即文化的基因。
桑巴特与韦伯都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重要作用，但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上，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辩。桑巴特说，“一个民族的宗教，或者一个民族中一个群体的宗教，能够对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最近，马克斯·韦伯已经阐述了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78页）桑巴特承认，他这本书的撰写要归因于韦伯的研究。尽管他委婉地问，“将韦伯对清教主义的所有研究和观点应用于犹太教，是否一件公平的事”，但在他看来，“这里所称的清教主义，实际上就是犹太教。”（179页）桑巴特不同意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犹太宗教。他的这一结论来自“遗传学方法”。根据犹太人被驱逐和迁徙的历史事实，“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精神之起源以及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视角，放到了犹太人身上。在桑巴特看来，犹太人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们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在外在形式方面，犹太人帮助现代西欧国家形成了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赋予了资本主义组织特有的性质。在内在精神方面，犹太人赋予经济生活以现代精神；他们支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让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上书“译者后记”，330页）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稍后的著作里，发表了一系列不同意桑巴特的观点，并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些许不屑。卡尔伯格指出：“他把犹太人嫌恶创新的经济伦理看成‘传统的’，并指出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那些英雄式的企业家中并没有犹太人。进而，他把犹太人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早就普遍存在的投机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有关生产、劳动和一般工作场所的系统组织。最后，韦伯论证了犹太人的被放逐处境使他们游离于中世纪的核心职业和行会组织之外，以及源于这种被放逐地位的双重伦理标准（对其他犹太人强烈的伦理责任与对非犹太人在经济关系上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阻碍了跨经济的经济效率之尺度的发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18页）笔者以为，如果韦伯看到了犹太人在1948年复国后，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创业创新方面取得的业绩，他可能也要收回上述对犹太人的评价。
卡尔伯格在“导读”中还告诉我们，19世纪90年代末期，韦伯鼓励他的学生马丁·奥芬巴赫去德国西南部的巴登考察宗教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奥芬巴赫的调查结论认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职业选择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新教徒在工业企业所有者方面居支配地位，而天主教徒则更多是农场主和利用技能劳动的商业所有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章”讨论了这一差别。尽管他认为，源于宗教信仰的差别变得越发惊人，但他根据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宗教归属似乎不是经济活动的原因，相反，宗教信仰的差异倒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因素的后果。那么，怎么解释韦伯对犹太教、天主教的批评呢？其实，很简单，韦伯认为，犹太教徒更多的是“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天主教徒则“更强烈地‘疏离此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特征——必定会将信徒培养得对物质和财货更加无动于衷。”（上书，20页）唯独新教教徒较好地兼顾了激励和约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起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韦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成分之一，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这诞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上书，340页），但是，“韦伯坚持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共同参与’作用。”（上书，335页）也就是说，尽管他评价并批评犹太教、天主教，但他并没有将基督教入世的禁欲主义即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而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在这一思想框架里发现了最适合它的驱动力，或者精神。”（上书，340页）如上所述，新教伦理在促使激励精神和约束精神之间平衡的方面，提高了创业者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进而在新教徒中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家，最终，新教徒集中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得到先发优势。这是历史事实，也符合韦伯的分析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一元的。
桑巴特在阐述资本主义与犹太教义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教教义之于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时，也同时声明：“我在不同的教义中看到同样的精神。”（《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206页）所以，被韦伯和桑巴特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精神，乃至职业精神是一般，新教教义、犹太教义，以及其他教义，抑或准教义，如儒教，都是特殊，都可能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起作用。否则，不好解释东亚文明中的企业家精神，也不好解释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
企业家是关键性试错为“对”的结果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同时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尤其是冷静、坚定、精明、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并且固守着严格的中产阶级的观点和‘原则’。”（上书，40页）“这一理想类型的雇主羞于炫耀，并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也不对自己的权力沾沾自喜。进而，接受作为他们普遍社会声望之证据的许多奖赏使他们感到窘迫。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常常带有某种禁欲的特征，……这其实是一种本质上比他以如此审慎的方式向他人推荐的秘密的更加诚实的谦虚，这种谦虚在他身上不是罕见，而是常态。他从他的财富中为自己个人‘一无所获’，而只得到了一种‘成就了他的职业’的非理性的感觉。”（上书，40-41页）指出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韦伯把握到了企业家人格的命门。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是，整个社会的试错激励及其他相关激励均有不足，阻碍了企业家第一种精神特征的发挥。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信仰约束的缺失，使得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第二种精神特征也表现平平。
桑巴特说，“关于企业家，我是指这样一种人，他有一个打算奉献一生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他人的合作，鉴于这个目标是要在人的世界实现的，这样，企业家肯定有别于艺术家或者先知。”（《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53页）他还给出了企业家下述四种形式的特征，其一，发明者。“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发明者，还是引进全新组织形式的组织者”（上书，154页）；其二，发现者。“发现了新的领域……就称为外延发现……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这是内涵发现”（上书，154页）；其三，征服者。“他有决心和毅力克服横在自己道路上的所有困难”（上书，155页）；其四，组织者。“为了获得最大的成功，他必须人尽其用，充分发挥人的长才；他还必须能够为有备而来的人分配适合他的工作，以便能获取最大的效益。满足上述要求，需要很多天赋和技巧。”（上书，155页）显然，桑巴特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和组织才能。
那么，具有天赋潜质的企业家及其精神如何登堂入室？一如前述，试错。试错是企业家的天职；企业家同时是商人，当然要赚钱，比商人赚更多的钱，靠什么？持续地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最终，当人格试错再为“对”，企业家及其精神就呼之欲出了。
创业就是试错，成功率很低的试错。创业试错的第一个维度，要解决“人”对不对的问题，即创业者试错。创业者至少具有三个特质：其一，风险偏好。心理学的实验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类型远少于风险规避类型；其二，组织才能（亦即领导才能），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的第四个生产要素。这里，组织才能包括决策的能力、用人的能力等；其三，性格乖张，如有激情、不安分、崇尚自由和好奇心强。无论风险偏好，组织才能，还是这些性格特点，都是人身上的潜质或精神状态，创业者将在创业试错中表明：具备或不具备这些特质。当然，同时具备这些特质的人少之又少，今天的创业项目和创业环境又更加复杂，所以，团队创业渐成主流。
创业试错的第二个维度，要解决“对”的“人”是否在做“对”的“事”，即需求试错。在全面过剩的社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并找到相应的盈利模式，是小概率事件。在现实的创业过程中，需求试错和创业者试错既相互独立，又有着交集。这是因为，需求试错同样对创业者的能力提出要求：具有极好的方向感，具有把握和预见需求及其演变的能力。因此，需求试错为“对”，意味着正确的“人”找到了正确的“事”。企业家总是在发现市场，创造市场。他们唯有发现和创造了新的市场，获得了超额利润，才能从企业主中脱颖而出。
这两个试错的结果均为“对”，创业者可以成为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商人、老板或企业主，但距离成功的企业家还有很远。“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试错还要继续。第三个维度的试错是关键性试错，决定企业主能否成为企业家。
多年前，看吴晓波的《大败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颇感意外的是，这些陷入败局的企业老板，都是民营企业的当家人。他们为什么盲目扩张，直到把企业做垮？我思来想去，这可能就要用人格缺陷来解释。“外部环境的冲击，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但企业最终是垮在自己手里的”，一位老板如是对我说。那么，企业主常见的人格缺陷有哪些呢？自我膨胀。盲目扩张导致出局，是自我膨胀的结果；过度投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最容易产生不当的政商关系，这是过度投机的一个典型表现，倒在政商关系上的企业主不在少数；还有老板们自身的陋习或恶习。这些不良习性在财务状况尚好时不是问题，当遇到危机时，就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企业主不断在对自己的人格试错。照马克斯·韦伯的意思，就是要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人格试错为“对”的企业主更是凤毛麟角。
这些试错结果为“对”的事件，不仅都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是相对独立的小概率事件，因此，它们之间是相乘的关系。由此，我试图提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理论模型，即成功企业家的概率=创业者试错为“对”的概率×需求试错为“对”的概率×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假定每个小概率均为1%，三个小概率事件的乘积为百万分之一。经验表明，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更低。由此表明，企业家是关键性试错为“对”的结果，他们之稀缺，不难想见。
如果说试错是从过程看企业家的成长和成功，人格试错继续为“对”，就将跨越企业主到企业家的鸿沟，那么，在现实的经营活动中，企业主和企业家又有什么不同的追求和结果呢？企业，或者说企业的人格化——企业主或企业家，都以追求利润最大为经营目标。这里的利润并不是正常利润，即企业主或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指经济利润，企业收入减去企业支出的净额。企业主和企业家追求的最大化利润是经济利润。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当不存在自然垄断和行政管制的情况下，竞争将使企业间的利润率平均化，尤其是行业内的利润率平均化。此时，企业都在绞尽脑汁、施展拳脚，试图获取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然而，从长期来看，企业主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企业家则能获得超额利润。这是企业主和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一般地说，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有三个途径，一是规模经济；二是创新；三是风险。规模经济和巨额资本投入有关，也往往和专业化有关。风险利润很诱人，很可观，但也会伴随亏损，有时是严重亏损。当代的资本投入和专业化，乃至承担风险，都会与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相联系。无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途径，还是从规模经济和风险的角度，创新都是获取超额利润的最重要途径。那么，创新和谁关系最为密切？唯一的答案是：企业家。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创新，原意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组合的改变，甚或是革命性、破坏性的改变，将资源配置从一个较低效率的状态带到较高效率的状态。他将这个意义上的创新等价于企业家精神。这里的企业家包括创业者。创新可以是独立于创业的活动，也可以是内在于创业的活动。但是，今天的创业一般都内在着创新，基本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的交织作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格局，供给全面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从相对确定转变为相对不确定，不确定购买对象的潜在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因此，一方面，需求试错凸显其重要，另一方面，不内在供给创新的创业，很难创造并对接新的需求，进而是很难成功的。
就像以色列这样一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市场需求的规模有限，基于某个确定的市场需求的创业已几无空间。与此同时，在以色列，一些原本为劣势的环境因素：自然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资源短缺；自然环境恶劣，沙漠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67%，几乎到了人类难以生存的境地，却在产生积极的倒逼作用，进而，基于新技术研发的创业，即推动供给创新的创业，一直是以色列创业活动的主要内容。
人们现在语境中的创新已经是广义的，即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甚至还有文化创意，以及企业家创新。这四个方面都有各自的领域和对象，其成功的衡量标准各异。但是，如果以产业化来整合这四个要素，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企业家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是决定性的要素。产业化的组织者是且只能是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准确地说，就是发现和发明）是企业家创新的组成部分，更准确地说，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新成果，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的投入要素。产业化的核心问题是连接需求与供给，其间就要处理好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里，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如上所述，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来的两个特征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这一格局的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谁在这个试错和转化中得到先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考虑到需求导向的缺点，考虑到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那么，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供给创新的动力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即供给侧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创新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具有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新的市场，转化潜在需求，由此促进消费增长。苹果公司的案例强有力地说明，企业家是创造市场、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源泉；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所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会，让更多的人投入创业创新的试错，并提高他们的成功率，就将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与支撑。
有人说，没有必要把创业者看得那么高尚，他们是冲着利益去的。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与利益有关，所以，不能否认创业者有利益动机。但在创业试错的过程中，利益往往很骨感、很飘渺，倒是精神的执着和坚定，是实实在在的。精神有天赋的因素，如风险偏好，好奇心强等；也有后天环境的倒逼，如资源稀缺，环境恶劣，但是，这些天赋和倒逼往往在精神强大的创业者、企业家身上得以彰显。在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创业案例里，都无例外地看到创业者、企业家的坚忍和坚持，他们曾有无数放弃的理由，但他们始终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获得了成功。
创业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一如上述，创业就是试错，能否在N次失败面前选择坚持，就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进而成为最终成功的关键。我在带交大的EMBA学生到以色列游学时，与《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版社，2010.9）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有一次交流。他特别强调，对于创业者来说，一个想法、一个点子并不是最重要的，面对愿景、任务的态度，面对困难的坚持更加重要。是什么在支撑、支持着创业者，辛格认为，是持续的精神力量。他说，在以色列，还有在国防军服役时得以养成和提升的意志品质。这当然也属于精神的范畴。
一方面，成功创业对创业者特质的要求是多元的，如风险偏好、领导才能，无一能少；另一方面，现今时代创业项目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所以，与个人创业相比，团队创业成为更加普遍的创业形式。然而，团队创业看似可能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然。这是因为，团队创业有一个成员间合作的难题，尤其是在创业小有斩获时，成员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就会影响到项目的推进和成功。所以，对团队创业而言，团队精神，尤其是团队主要成员的团队精神，就成为创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除了在现实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企业家身上信仰、坚持与合作这些精神元素，经济学则从文化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视角，发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企业家精神与文化，尤其是与宗教的关系，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韦伯和桑巴特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本文告诉大家，他们研究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其源泉在哪里等重大问题，发现了企业家多元的文化基因，并诠释了精神至上的企业家品格。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发于2016年6月3日《文汇报》文汇学人栏目，经陈教授授权发布。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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