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37年前今天，新三届人发起的那一次集体活动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右一）。
老编注：37年前的1979年10月10日，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该校77、78、79级2000多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记忆。科社系78级学生、时任校学生主席张晋峰，新闻系78级学生、时为校广播站记者徐世平，站在不同的视角，对此事有更为翔实、准确的记录和叙述。《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工经系78级学生王小工等，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画面。
为了完整回顾人大“新三届”人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本号征集了相关文图稿件，分上、下两集推送。
特别鸣谢：衷心感谢原《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先生，为本专题上集贡献一批首度公开的珍藏历史图片。
原题：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
张晋峰
又是一个金色的十月。1979年10月初，800多名79级的新生跨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中的一员，我与全校师生一样，兴奋劲儿真是难以言表。是啊，新生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总算有了三届学生，2500多人的在校生规模。
今天看来，这样的规模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当时重建被“文革”摧毁的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对一所刚刚复校不久的大学来说，已经是一件特大的好消息了。
可是，大家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烦心事就来了。由于“二炮”占用的大批人大校舍迟迟退不出来，可供师生使用的房源没有着落。原先供全校师生就餐的唯一的十八间房大食堂已经人满为患，79级的新生只得在当时全校唯一的大阅览室外的一片空地上露天就餐，有些新生难过得吃不下饭。
看到这一景象，全校师生也无不动容，喜悦的心情立时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时已经84岁的成仿吾老校长在视察校园时看到了这一幕，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无奈地对身边的校领导说，能不能先将阅览室改为食堂，以解决79级新生的就餐之急。
成仿吾老校长的话迅速在师生中传开，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沸腾了。站在大阅览室前的台阶上，看着眼前蹲在地上吃饭的79级新生，再看一看稍远处原属人大的“二炮”军官食堂中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同学们纷纷在问：为什么人大有一个美丽的校园，有几十万平方米的校舍，却没有一个可供自己的2000学子吃饭的地方？
如果再将阅览室改为食堂，那么，我们就要失去唯一的自修场所，还怎么学下去？为什么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二炮”已经作出逐步归还人大校舍的承诺，却不能立即归还一个使用效率极低的军官食堂……
10月9日起，一批批建议意见被贴出来。其中，“张晋峰主席勿负众望！”一句话格外刺痛了我：“既然同学们不久前选举我当学生会主席，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就应该为同学们做点实在的事情。否则，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9日晚，由校学生会出面，召开77、78级的班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如何促使“二炮”尽快归还所占人大校舍问题。为了保证各班的意见都能表达，并保证每班只有一票表决权，我们在会前给每位出席者发了出席证。会场有专人把门，认证不认人。
班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达成了要共同行动的共识。但是，在如何行动的问题上却意见分歧。有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明天，我们就组织人去把‘二炮’军官食堂收回来，谅‘二炮’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
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表示，“组织人去抢回食堂容易，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反倒违法了，由有理变成无理了。宪法赋予了我们游行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一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呢？”这种意见立即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于是，在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下会议做出决定：第一，第二天全校罢课，并立即组织校学生会代表团与“二炮”领导谈判。第二，拟定谈判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的最低条件得不到满足，就组织全体学生于第二天下午2时在木樨地集合，游行到天安广场和新华门，向华国锋主席递交请愿书。
会议就归还校舍问题拟定了低、中、高三个方案。最低方案是立即归还“二炮”军官食堂；中等方案是除立即归还“二炮”军官食堂外，还要同时尽快归还少量学生宿舍和教室；最高方案是，全面落实中央精神，尽快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全部归还学校。
第三，将“哀兵必胜”作为我们行动的基本策略，强调，我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不是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因此，必须如实向中央领导和全社会讲清我们的困境，以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以打动政府和各级领导。
在这一点上，全校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我们，政府也会理解我们，包括“二炮”官兵在内，最终也会理解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行动离开“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一主旨，转化为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就将失去代表全体学生的资格，就会失去社会上的支持，失去政府的理解，必然导致失败。
第四，按照行动的主旨，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组织和管理方案：要按照“哀兵必胜”的策略原则制定统一的口号、标语；要严格我们自己队伍的管理，不允许任何外人和组织混进我们的队伍，不允许有任何人呼喊统一口号外的口号。
为此，决定组织纠察队，负责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决定按国际惯例（因当时我国还没有游行示威法）向游行途径的所有岗亭通报我们将游行的信息。还决定了请愿书的草拟，游行口号、标语的草拟，校旗的借出，以及第三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等具体事宜，并由第二天清晨班长联席会最后敲定。
最后，决定由我立即向学校党委通报会议决议，并带领学生会的干部在第二天中午前与“二炮”领导谈判。为了保证在最低条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行动不被任何人所终止，会议特别决定，决议是29人（我和77、78级的28个班的班长）做出的，只有29人的班长联席会议才能做出撤消行动的决定。会议的每一项决定也都是投票表决通过。
当晚，我立即向校党委汇报了会议情况。党委领导说：能不能不游行？我们现在已经与“二炮”取得了联系，并向市委作了汇报。明天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我回答，班长联席会议已经共同决定，只要最低条件得不到满足，任何人无权改变罢课、游行的决定。如果今天晚上能有一个好的变化，我可以明天一早就宣布取消罢课和游行。否则，我宣布了也没有用，罢课和游行会照常举行。
10月10日一早，在得知昨晚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进展的情况后，班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请愿书、标语、口号等事宜。在原本应该上课的时间，全体学生集会，由我宣布罢课开始，并列队从“二炮”司令部大楼（现在的教学楼）前游行通过，但是，与“二炮”领导的交涉却迟迟没有进行。卫兵一直声称领导正在开会。
直到11时前后，“二炮”领导才允许我们进入会议室。在我们代表全体同学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后，“二炮”的一位副司令员始终强调他们的困难，冗长的讲话中一直没说一点实质性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场一商量，由我宣布：谈判破裂，我们将履行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谈判一结束，我们立即向全体同学通报情况，宣布下午2时准时由木樨地集合出发游行。
午饭后，在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欢送或注目下，同学们或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或徒步，一批批离开学校，前往木樨地。这时，哲学系的同学已经在木樨地的一块空地上开辟了一个大型自行车停车场，停了数以千计的自行车。（在以后的游行和静坐期间，他们一直守卫在这里，直到同学们回来。）
下午2时，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木樨地出发了。二千多人的队伍，打着校旗和系旗，打着“还我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等横幅、标语，呼喊着“还我教室、还我食堂、还我宿舍，还我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等口号，拉出了三四里地，蔚为壮观。队伍的两旁，是清一色的带着红箍的纠察队。校旗队和我们几个学生会的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当时，不时有一些中外记者前来拍照、询问我们游行的事由。我们非常坚决地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只是因为我们的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某些不按照党和政府精神办事的人的侵害，因而运用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表达我们的意见。”对一些挑动性言论，我们也明确予以回击。
在到达天安门广场并绕场游行一周后，大约于下午4时前后，队伍走到新华门前。我们学生会的几个干部走到新华门大门口，要求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呈送我们给华国锋主席的《请愿书》。但是，新华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要请示一下。
于是，队伍就地坐下，挤满了新华门前的空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新华门前的工作人员答复说，《请愿书》只能交给他们，由他们予以转呈。我们表示，没有中央领导或中办的主要负责人来接，我们不能交出《请愿书》。否则，同学们不答应。他们又表示要请示。
事情再一次耽搁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留是撤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于是，我们在新华门前临时召开了班长联席会，专门研究撤留问题。一部分代表表示，我们已经游行并向社会宣传了我们的要求，目的已经达到，队伍应该撤离；另一部分代表则表示，只要中央没有人来接我们的《请愿书》，我们就不能撤。
会议开了一、两个小时，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中间，几经辩论，几次表决，都是不主张撤离的代表稍多一些。新华门前的工作人员也始终没有领导同志能否前来的表示。眼看，时间越来越晚，二千多人的队伍已经在新华门前坐了四、五个小时。必须立即决断。
这时，一些代表提议，由我出面作一个态度鲜明的表态后，还是将队伍拉回去。会议表示同意。这样，在晚上8时许，由我出面，在新华门前向全体同学宣布：由于中南海门前的官僚主义者阻隔了我们与华国锋主席的联系，我们为了首都的秩序和同学们的健康，决定暂时撤离新华门，用电报的形式向华主席表达我们的意愿。
同学们都表示同意。于是，队伍就马上主动撤离了新华门。（事后，我们考虑到，中央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要求，就没有再给中央发电。）
当我们回到学校后，已经是半夜了。当时，守侯在校门口的食堂大师傅们马上送上了热腾腾的姜汤水，同学们感动得一时说不上话。我也很快从党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已经知道了这事并高度重视我们的问题，市委也采取了紧急措施，问题有望能尽快得到解决。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们学生会的几个干部立即决定，明天记者招待会的主调，由继续大造声势转变为向社会说明情况。
第二天，全校学生继续罢课。上午9时，记者招待会如期召开。来了不少记者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大约近百人。按照昨夜研究的方案，我在向记者们介绍了我们罢课、游行的背景和我们的要求后，宣布：我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问题有望能很快得到解决。一旦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就会立即复课。我们绝不想把事情弄大，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接着，学生会的同学回答了一些记者的提问。记者招待会就平稳结束。
可是，这时有些同学已经对事情的发展有了不满意见。于是，他们自发地集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得到这一消息后，我们马上到场做工作。我们向在场的同学说明，我们的行动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市委也在做工作，相信，很快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行动，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无权转变行动的性质。转变性质的任何举动，都是对广大学生利益的背叛，都可能导致我们努力的失败。我们的说明得到在场的大多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一期间，不断有校外的人来找。例如，有的人对我们说，我们非常理解你们的行动，也为你们着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加入你们的游行行列，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喊出人民关心的民主、自由等口号。
我们答复说，我们只是要争取自己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同学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授权我们来领导。离开这一点，就是对广大同学的背叛，就必然导致行动的失败。我们决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行动性质改变的事。
北京林学院的同学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支持他们的收回校园的行动。我们答复说，各校有各校的具体情况。你们部分校园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占用，可以和他们协商。我们这个第三者就不必参与了。
当我们得知，与“二炮”的交涉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就要最后敲定的消息后，就着手准备再一次召开班长联席会，决定复课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解决方案大体与我们的中等方案差不多，心里基本有底。
但是，我们也怕一是最后会不会有一定的变数，二是有人又想趁热打铁，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将罢课拖下去。于是，我们将班长联席会上的策略定为，用最低方案统一思想，并且，可以讨论最低方案没有实现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11日晚，班长联席会再次召开。与前几次一样，各班代表凭证入场。会议基本上没有怎么讨论就认可了最低方案，而将焦点集中在最低方案不能实现时采取什么行动上。争论也是非常激烈：有的主张通电全国高校，再次上街游行，并请求各校声援；有的主张和平进驻“二炮”所占校舍；也有的主张长期罢课，等等。
由于我们已经心里有底，面对争论我们也并不紧张。一些同学，特别是刘克崮等同学的发言有着很高的政策水平，得到在场同学的高度认可。克崮同学表示，我们身在事中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你想一下，如果莫斯科大学发生了罢课、游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震撼！我们要相信政府，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行动。
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正式消息来了。“二炮”决定立即归还军官食堂和东风楼的一些宿舍，并正积极与有关方面请示和协商，争取尽快全部归还人大的其他校舍。这样的消息使在场的代表异常兴奋，当场决定明天上午8时召开复课大会，全面复课。
12日上午8时，复课大会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全面复课。
复课后，校学生会不断有一些人来访。我印象最深的是两起，一起是，一个年轻人拿来厚厚一摞写满字的稿纸，题目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希望我们帮助他出版。我一看，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什么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两斗出三”，等等。我立即答复说，“文化大革命”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怎么你还要搞这些。我们不能支持。
另一起是，一天，一位村妇模样的中年妇女走进来，自报家门是原来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她说，你们这一代可比我们强多了，向你们学习。然后又说，她最近找过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她的问题应该解决，并鼓励她要抬起头、挺起胸，继续向前走。但是，人大就是不给她平反。希望学生会能帮她向学校施加压力。
在请示党委后，我们答复，你的问题我们20多年前就知道，学校的意见也非常明确，不属于平反的范围。因此，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她走后，又来电话想约我们出去谈。我们也就不再理睬她了。以后听说，她到了法国。类似的事情也困扰了我们一段时间。
复课后过了一段时间，一些老师找到我们反映：现在，新闻媒体对我们学校采取了封杀政策。人大的消息不报道，人大教师的文章不给刊登。这样下去，对人大的发展极为不利。他们希望我们想一想办法。
正好，已经快到春节。我们几个在校的学生会干部一商量，可以利用春节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之机，打开局面。于是，我们决定开展两项活动，大造声势，促使新闻媒体报道人大，冲破对人大的新闻封锁。
一项活动是组织在校的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鼓乐队，准备在大年初一早上敲锣打鼓去给“二炮”官兵拜年；另一项活动是，除夕夜在校内组织一场大型军民游艺会，让“二炮”官兵及家属与我们的留校同学同欢乐。
为此，我们准备了锣鼓，我们从学生会经费中拿出四百元购买了丰富的小礼品（那时候，四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1毛钱就可以买一支当时高档的中华牌铅笔。我们也就将1毛钱作为一张奖票的标准，玩一项游戏，按难易程度给一张或数张奖票；奖品按照价值收取一张到数十张奖票），并发动留校同学自创了几十个游艺项目和担当游艺项目的工作人员。我们又将这些情况向主要的新闻媒体做了事前通报，并准备了新闻稿。
1980年春节，人大校园里洋溢着一派拥军爱民的气象。一些新闻媒体纷纷做了报道。于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报道逐渐多了起来，师生的文章和著作也可以发表了。这样，我们“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的行动也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8年8月29日
（原文载于《七七八八：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图片由原《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独家提供。本号获文图作者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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